【编者的话】
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照片1 《方励之自传》封面，李淑娴教授提供
方励之先生“动笔”开始写自传的时间是1989年10月27日，那时他与夫人李淑娴老师正被“困”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里；地点是他们的临时住所，一排平房，窗子外挂厚窗帘，从内用木板钉死；撰文工具是一台四通公司产电脑。其实，早就有人建议方先生写自传，他总觉得没有必要，还不到自我总结生平的时候。若不是被困，若不是各方的强烈建议和催促如潮水般涌来，平时(包括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时候和被撤职、开除党籍以后)总忙得不可开交的方先生真挤不出时间来写自传，即便如此，他在大使馆写的第一件发表作品是那年9月寄出的论文，《类星体固有速度的一个上限》。1990年6月25日，当艰难的外交谈判终于结束、方先生夫妇踏上通往异乡的旅途时，自传可谓已基本成形，约四分之三文字已定稿，其余四分之一则于当年秋天在英国剑桥完成。此后，自传的文稿一直伴随在方先生身边，但因为各种因素制约，多年来束之高阁，未能付梓。
2012年4月6日，那个意想不到、令人惋惜悲痛的日子，方励之先生在美国图桑市(Tucson)猝然撒手人寰。一年后，在方先生结交四分之一世纪的老朋友、“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主持下，以李淑娴老师为授权人和校订者，方先生的遗作《方励之自传》在宝岛台湾出版，成为方先生留在人间的声音。
有必要说明几点：文稿是用word写的，所用载体是曾经很流行而现在几乎绝迹的“软盘”(Floppy Disk)。出版之际，除了由简体横排改为繁体(台湾称正体)竖排，该书编辑部参考台湾的标准用字，对有些日常或习惯用语、译名、科学名词等作了修改(例如激光改称镭射)；这一类修改，除了本书编辑摸索着做的工作，近日更由李淑娴老师依据方先生留下的打印稿逐字校对，基本上已完全“复原”。为此，本书编辑对李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另外，方先生文稿中数次提到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事变，原出版者将方先生对它的称谓修改成多年后为国际新闻界普遍接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叫法，我们对此未作变动。
方先生是一位学者，尽管遭遇的政治干预波诡云谲、蛮横无理，他一生以科学为立命之本，追求客观真理。自传由他亲手写成，记录了他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方先生在科大度过了他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二十八年，那些年对他、对科大都有非凡的意义，本书编入附件的是他对那个年代的回顾。我们相信，只要是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科大人，阅读方先生的自传，必定激起强烈的共鸣。只要读者与方先生有过接触，或对他的文风有所了解，读书时，必定对李淑娴老师的这段话(见《方励之自传》，“写在出版之前——尘封二十多年的遗稿”)深有同感：
“方励之以他一贯坦然、简洁、深入又诙谐的笔调，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读来如同和他谈话，时而尖锐直逼主题，时而开怀大笑，似乎听得见他那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朗朗笑声。”
李老师的另一段话(出处同上)描述了方先生对生活、对科大的情：
“他着迷于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选定研究广袤的宇宙。他热爱生他、养他的苦难的故土，所以热衷于教育。他说过，‘办好教育就是为未来铺路。’在离国的二十年，励之除了正常教学、科研，还推动各种国际合作，尤其关心他的学生、他的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他在科大副校长任上被‘开除’，不是他的错，更不是科大人的错，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科大。当年，明知他办学的核心取向‘科学、民主、独立、创造’不为当局所喜，但不妨一试，他希望通过比较或可能为更多方面接受，也许能挤开一条缝，为这片土地留下希望的种子。‘被开除’，他毫不在乎‘官位’，而是割舍不下那个他曾付出全部青春热情的学校。”
方先生离世两周后，李老师到他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办公室整理遗物。墙上有块黑板，就着黑板与来访的朋友或来问问题的学生边演算边讨论是方先生的习惯，黑板上还杂乱地写着许多公式，公式丛中，赫然写着一句英文谚语：
“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若直译，应译为“灰烬之下，火仍在燃烧”；若找最接近的中文成语，应是“薪尽火传”。
李老师不能确定，这句话是不是方先生写的。但至少，他把这句话留给了后人。
照片2 方先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办公室的那块黑板，方克提供
（执笔：刘祖平）
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个月，从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虽然相隔近三十年，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而且，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充分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是很麻烦的事。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部会，也不给予被开除者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
所谓“紧急情况”，一般指的是是战争、火灾、大地震等时间尺度很小的事件。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如果一个党员图谋不轨，容不得正常的开会手续。必须立即开除，才会动用这个特殊条款。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不是在战场上，当时也没有地震，而是在大学上课。可是，两次都是按“紧急情况”办的，即立即予以开除，没有开会，也没有申辩的权利。
我之所以有幸连续两次获得这种待遇，并不是由于我的地位特殊（当然，也不是一点特殊都没有），主要原因是，按阶级斗争理论，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国民党”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
这就是大学里的主旋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在1958年创办的。在我报到时，全校还只有一百多个筹辨人员，没有学生。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才。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才。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
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甚至很少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是个聪明的方案。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来自科学院，不少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所以，相对于中国徘徊不前的经济而言，这所大学的发展还算是快的。1980年开放后，去美国念物理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来自北大的最多，第二即科大，这是后话。我在科大，一开始是当一名物理助教。
科大创办的1958年，正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共产党鉴于大学的不佳表现，规定了更强硬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有位元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仿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目的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干部，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
科大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虽然，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诗人，但科大并未因他而产生诗气。事实上，此时郭沫若的诗也全是党“诗”了，我还记得一首：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反正，一切向毛主席学，绝不会有错。比如，1961年有一次正式传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考试时学生可以拿小抄。后来，在考场上，果然有学生根据这个指示，公开抄书，监考的教师只好佯装没有看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来到科大。第一，无论如何，我有机会再研究物理了；第二，我可以脱离核反应堆，而去研究自己更有兴趣的课题。短短的人生，最愉快的事之一，不过就是能研究一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至于“亦工亦农”，我一点也不害怕，打井、捉猪我都会，还怕其他？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到京郊的山上去种树。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成为全队之冠（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顿进食记录）。可见我未忘农村，仍然是能吃也能劳动。
当然，这时的我，已经没有赞皇的赤膊与赤诚了（编者注：1957年12月，作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运动中“有问题”的青年科技人员，方励之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他不畏艰苦，努力劳动，获得当地农民认同）。在农村那八个月里，我还是极相信，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然而，党籍的开除表明，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明白了，企图给党中央写信一事（编者注：方励之的“问题”，是与北大老同学倪皖荪、李淑娴一起，在“鸣放”期间打算致信党中央，就团的工作提出建议。倪、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使我的等级发生了质的变化，被归入了另册（原出版者注：清代把户口册分为正册和另册。另册用来登记盗匪等坏人。后来用来比喻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就像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等级，一经确定，就极难改变一样，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入另册（虽然它不公开写在身份证上），绝难有出头之日。任何努力，绝难得到承认。我不再幻想“经过改造”会再成为受到信任的人，事已不可逆转。青少年时代对共产党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诚，就此消失殆尽。
“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这句斯宾诺沙在被逐出教门罪时所说的话，也是我被开除党籍时的感受。
但是，我仍抱有一个幻想，共产党也许会有农民那种是非标准，至少对于一个安分守己勤奋工作的人，是容纳的。所以，我一直想，只要谨守认真工作这一原则，或许还是有我的发展空间的。
于是，我很努力地教书。对教书，我确也有兴致。
在科大的第二年，1959年，我就开始上课。几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我都讲过。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从基础实验物理，到各门理论物理，我都教过。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讲。课到一半，这位教授有事离去。后一半课，由我去接上。学生虽然知道我还只是一个助教，倒也没有因助教来接替教授上课而表示不满，我对讲课更有了信心。
同时，我也开始做研究，我选择了粒子物理。研究条件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时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更收不到任何预印本。周围同事中虽也有几个对粒子物理有兴趣，但也都是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的年轻人，缺乏有效的讨论。孤立和闭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敌。困难虽多，但这终归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困难中也不乏乐趣。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当时《物理学报》的执行主编钱临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课。一天下午，在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他叫住我。他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我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接着，又有难色地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很显然，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也不是《物理学报》编委的决定。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没有用笔名发表论文的传统。
我知道了，我的行为（发表论文）已经开始超越了对另册公民所规定的可活动范围，因而受到限制。不准用真名发表论文，就是清楚地警告我：注意你的身份！我没有对抗的余地，只有接受。我立即想到的笔名是“方之”。初中时，我和哥哥合作（以他为主）写的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时，就署名为“方之”。但，钱临照先生不同意，因为这两个字还是太接近我的本名。钱先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长者，所以，我就放弃了给自己取名的权力，请他代为取名。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学报》，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是“王允然”。看到这个名字，我对钱先生更尊重了。他用这一名字暗暗地诏告世界，在中国发表物理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王（者）的允许（允然）才行！后来，这个“允然”果然被明文规定，凡投寄《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发表。我的第一篇论文，也即“王允然”那篇论文发表后，再投寄到《物理学报》的几篇论文，均被退回，皆因没有政治审查文件。不过，这些被退的论文并非无功，由它们作导因，钱临照先生与我渐渐建立了忘年交。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无产阶级当局着想，也会觉得，物理学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领域。第一，不能取缔物理学，因为它有用（一些有用的学科也被取消，如心理学），第二，无产阶级大师们又弄不清一些作者说的“电核半径”之类该属于什么阶级（不像心理学全属于资产阶级那么清楚简单）。如何在物理学领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分令他们为难，尽管如此，物理学也并没有侥幸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
当时，不少《物理学报》上的论文“作者”的署名是401核物理研究组、918理论组、515宇宙线组等等。有的物理论文，整篇之中根本找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不，有时能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姓名，就是“毛泽东”。就如布洛辛采夫在40年代要请列宁来指导他的量子力学一样，60年代开始，中国物理学家必须请毛泽东来当自己论文的最高指导。60年代初，为了安抚被阶级斗争吓坏了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位被认最开明的共产党领袖，陈毅，曾对他们说（大意），“你们不要怕，安心划船就是了，有共产党掌舵，大家放心”。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你划船，我掌舵”，到处传播，曾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得涕泪横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上权威，终于给知识分子安排了一席安全之地了。那就是，在伟大的共产主义航船上，我们应当是位于401号、918号或515号上的划船手，或驯服的划船工具。不是吗，从60年代初开始，《人民日报》上反复宣传，人人都要向雷锋学习，做共产党的一名驯服工具。
至于我，一名另册人，最多只能做一个连号码也没有的工具。
李淑娴的等级，则比我还要低，连王允然级也不到。她曾参与翻译苏联专家的着作，但出版时，根本没有她的姓名，也没有笔名，致谢中也没有提到。此人不存在了，进入了“不存在”等级。
我被开除出党后，我和李淑娴之间的“冷冻”状态结束，恢复了联系。她比我稍晚，于1958年，也被下放到农村，在北京远郊的门头沟。195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颁布特赦令。李淑娴属特赦之列，右派帽子被正式地摘掉，并从农村回到北大。
为了对后世负责，这里似有必要补充几句。因为，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在看这一段回忆时，会以为李淑娴真曾有过一顶类似英女王的冕那样的帽子，可以戴上也可以摘掉。这是弄错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含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类“帽子”，并无物质的对应物，而是人的等级分类。所谓戴“帽子”，意指该人属于“帽子”所标志的等类。“摘帽”是脱离该等类。一般说，各种帽子所表示的等类，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对象。当然，镇压的方式又是门类繁多，不容细述，我想，将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这一段历史时，一定会创建一门分支学科——帽子学。
李淑娴虽然摘了帽子，名义上的等类有所提高，但实质上并无大变，即仍是所谓“摘帽右派”（很抱歉，对于不熟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读者，对如此多的名词一定很感厌烦，但我不能不用）。她虽然在大学工作，但不准上课，更不准做研究，而被安排到学校内的工厂劳动。
从1959年到1961年，近两年里，李淑娴和我大体仍像反右派运动以前那样安排生活，只有星期六我才去北大，一起过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她在北大，我在科大，各自奋斗。我们仍力图坚持先立业后成家的初衷。
到1961年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决定结婚。那时，我还只发表了一篇王允然论文，而她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距离我们当年想象的成家时应达到的立业水平，差太远了。我们失败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结婚，理由是，社会里已经不再有我们的奋斗空间，也许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家，才有一角属于自己的天地。
1961年以后，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趋淡薄。愈来愈政治化。极少学术研讨会，而政治学习每周至少一天。后来，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大学里有很多告密者。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师发现了一个告密者的记录，其中典型的一段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
B：“皇帝眼皮底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司匹林（给B吃）。”
这时，D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详细不亚于秘密录像。
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B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而其他在场的人又用戏谑的方式响应B。这证明，所有在场者，对当局都是不忠的。其中，B现在浙江大学物理系，A在香港理工学院数学系，D在哈尔滨工业大学。F是我。其实，把最高当局称作“皇帝”，在当时已是闲谈时的通用语言，当局并未因此能惩戒我们。不过，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怎么可能安心地去做研究？
因此，我们决定结婚。至少，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所以，家，是一个安全岛。
另外，六十年代初，是一个人为的大饥荒年代。深翻之后的农村，是死神的世界。三年之中，全国有两千万人（另一说四千万人）死于饥馑。我很不愿意再回忆那个年代，特别不想再回忆那些由于饥饿而失去了人性尊严的人。一个濒临死亡的饿殍，往往仅仅为了一小口食物，就会失却一切道德、一切理智、一切规范，不再是人，而成了一头求生的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因为动物还极少因饥饿而吃食自己的同类。是可悲？是可憎？是可卑？是可怜？都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在救中国啊！最惨的地方，全村统统饿死，不存在了。然而，村庄的墙壁上仍赫赫然地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就这样，幸福的社会主义公民，一下子就有几千万提前移民去了共产主义天堂！
大学里的一个流行的“研究”课题是，用同量的粮食，如何加以蒸煮才会使人吃下后感觉更饱。于是，有所谓双蒸法发明，即米饭要前后蒸煮两次变得极难吃再吃，因为难吃的东西会令人感到量多。有人提倡冷食，理由是冷物入胃时会明显感到食物的存在，就会产生较大的饱感。也有人反对，提倡热食，因为温度越高含有的卡路里越多。总之，饱感学研究，大行其道。我的视力，原来一直是1.5，就在那时迅速下降，变成了近视，开始戴眼镜，饥饿使眼前一切都变得昏暗和模糊。
我们想，结婚吧，那怕外面是一个末日将临的世界，自己的家，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温馨。
我们于1961年10月6日结婚，婚礼在北大物理系的一个会议室举行。很简单。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另册公民，但还是来了很多朋友，也有我们的老师，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一场婚礼，和谐而温暖。唯一不幸的是，那天大家吃的水果多是梨。在那饥荒年代，只有梨还买得到。按中国的习俗，婚礼上是禁吃梨的，因为，它预示着“离”。后来，果然应验了，从1969年到1987年，我们被迫一南一北两地分开生活了18年。
我们的家，一个11平方米的房间，就安在北大的16楼。命运似乎总是用循环重复来嘲弄人，16楼，就是1952年我们在北大念一年级时，李淑娴住过的楼。它也是一栋距离大饭厅和后来的三角地，即北大最敏感的政治地带，最近的楼，1957年的那首《是时候了》就贴在这个楼的东墙上。1961年的我们，已经不再是1957年，更不再是1952年了。命运的乖戾和沧桑竟至于此，绝没有想到，当年的我们如何竟成了现在的我们。50年代的烂漫幻想，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还不认为是输。我们还只有25岁！婚后，我们还是常常到这些学生食堂吃饭，像学生时代一样，吃过饭即开始念书。现在，我们不用去大图书馆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地分开了。我们可以相邻地坐在一起，这是我们自己的家，虽然，每个人面前的书桌仍是那种学生用的小桌。
我和李淑娴（我们始终相互以全名相称，从相识，直到如今，故在此书中，亦始终用全称，无论婚前或婚后）合作的第一件事是翻译席夫（Leonard I. Schiff）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1962年，我在教量子力学。黄武汉教授转给我一份席夫一书的中文翻译。嘱我校阅，准备出版。由于原译稿质量不好，我决定重新翻译。按当时李淑娴的政治状况，不容她有发表译作的权利，但她仍参加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本书。那时，她已怀孕，据说，规律的翻译工作，也会使胎儿受益。
等到我们的翻译完成后，阶级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不仅李淑娴，连我也难于获得发表译文的许可。所以，席夫的《量子力学》的中文译本竟如禁书那样，不能出版。我们的诚实劳动，得不到承认。共产主义的价值观，绝不同于赞皇农民的价值观。
幸好，这个译稿没有被丢掉，辗转保存了下来。直到1980年，即开译此书之后的第18年，才得以出版。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书出版时，那个在妊娠期中即得益于量子力学的胎儿，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已长大成人，进了北大技术物理系，恰好在学量子力学。而那位最早推荐我译此书的教授，则由于受不了政治迫害，已自杀多年了。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即席夫《量子力学》的受益者，出生在1963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个好日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经钱临照先生介绍和推荐，我认识了物理研究所的李荫远教授。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他接受我参加他的研究组。这对我有极大的好处，一则研究条件比科大好得多，物理所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物理研究机构；再则，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都可以通过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而物理所的政治部门又不会审查到我。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错位，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为此，我一生都非常感谢这个“错位漏洞”的发现者和提供者，钱临照和李荫远两位先生〔不无巧合，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那时，物理学已经知道，一块很理想的晶体，只要掺有极少量的杂质。其性质就会大变。可以说，整个晶体的性质是取决于那极少极少的杂质的。这不是新课题。做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
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当时我选中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激光的相干性，研究激光发射的线宽；一是非线性光学效应，集中于双光子效应。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年一年里，我一连完成6篇论文，其中4篇在当年的《物理学报》上就发表了。那一年，我是《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好像那也是他的成功。
不幸。我们又错了。
尽管，我们的每一丝成功感全然是来自物理学的，绝无一丝有损于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我的论文所讨论的全是激光的光辉，绝无一丝有碍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上光辉，然而，1965年新年一过，我就再次被惩戒，要我再次去农村劳动。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位居第九的彭真，任北京市长。可能他也研究了“杂质问题”，他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水晶城，即全体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他们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城。于是，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即戴“帽子”的人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在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劳动。劳动的内容与赞皇没有多少两样。不同的是，这时的农村早失去了大跃进之前的质朴和自然，下放人员也毫没有50年代的天真和激情了。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强迫每个人每天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人人都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副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么勤奋，再多么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杂质”印记，就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北京，也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算是一个“奇迹”。
事情的变化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当时是科大的副校长，又是中国物理界在世的最老的前辈。一天，严先生拿着我发表的论文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正显露出研究才华的年轻人调走？就这样，刘达取消了成命。
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一，虽然严先生是副校长，但他对科大事务并无权力，因为他不是党员。大学一切事务均由共产党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言，是极罕见的。因为，人事工作更是不容非党人士干预的禁区；二，一位党委书记竟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一个有案可查的“杂质”留在大学，这也极罕见的。后来。这位党委书记，刘达，倒也常来关心我，1987年，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他早已退休，但还来关心我，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这可能就是1965年他能接受严先生意见的原因。可见，那年我遇到的是一个二次方的罕见事件。
1965年秋天开学后，我从长阳农场回到科大，又重新上课。课目是量子电子学。我也从助教成为讲师。虽然有了转机，我还是心中有数，我是当局不喜欢的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人总不能为求别人的喜欢而生活。是个“杂质”就是个“杂质”吧，也不必去追求改变自己的本性。一个社会，也许就像一块固体一样，它的许多性质全然决定于这些极少极少的杂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杂质原子远比一个驯服的原子具有更大的力量。罗曼·罗兰说过：“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
是的，那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我也并非只是一个不足道的小轮子。
只要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9.帝制下的岁月
从长阳农场回到科大后，又过了一段比较平稳的日子。每天以教书或研究度日，虽无大快事，但论文能一篇篇地发表，倒也自得其乐。不到一年，我的论文就发表到了第十三篇。这个倒霉的数字刚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与以前各次政治运动不完全一样。以前的运动都有很单一的打击目标，“肃反”是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反右”是打击右派分子，目的清楚。但是，文化大革命则说不上谁是唯一要被革命的对象，也说不上谁不是。乱哄哄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底算一段什么历史，似乎至今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就我自己的答案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很单一的——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称帝期。尽管毛泽东一直没有为自己起一个帝号朝名，但说他称帝，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实质上都没有夸张。如上章说过的，早在60年代初，大学教师就常常尊称这位最高领袖为“皇帝”了。毛泽东的形象已经从一个民族英雄变成了一个皇帝。他自己也常公开自比为曹操或秦始皇。
文化大革命时，在形式上也完成了称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颁发的所有文件上，主持的所有会议上，凡是称到毛泽东先生，一律都要三呼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所审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万岁”一条的注释是：若作为对人的称呼用，唯一的解作“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称呼”，并没有说也可解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代公民对领袖的呼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70年代末，我一个同学的儿子准备考大学，复习各门功课。当他复习到政治历史，正努力强记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各王朝的名称时，突然觉得缺了一朝，问他的父亲：
“中国现在叫什么朝？”
该父亲经此一问，哭笑不得，一时语塞，气而答：
“什么朝？毛朝！毛朝！邓朝！邓朝！”
提问的那个儿子，绝非弱智儿童。他后来考上北大，毕业后又去美国费城的大学去念物理博士学位。那位父亲即我大学时的实验伙伴侯德彭（那时他已是广西大学校长）。
上述父子二人的一问一答，似乎荒谬，但实质并不错。中国的帝制，虽然名义上在1911年就被共和制替代了，然而，几十年来并没有完全断绝。1915年袁世凯称帝，1932年到1945年溥仪在“满州国”复辟，是两个最出名的例子。但二者都不是最成功的。前者只存活了81天，后者实质是日本帝国的傀儡。
最成功的，当推毛泽东的十年称帝。
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1966年6月1日，科大就同其他大学一样，停了课。图书馆、实验室也都关了。教师学生一律投入了政治运动。一些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揪斗和声讨黑帮。红与黑之间的混战开始了。
在运动初期，还没有轮到我成为被揪斗的对象，我还算一个“革命”群众。首批的斗争对象主要是毛泽东自己的同僚，如刘少奇等，以及他们在党内的大小支持者，统称黑帮。也有不少知识分子遭到批斗，但大多是报纸上常见姓名的那些老权威。幸好，红卫兵根本不去看《物理学报》，否则若按当时发表论文的数量分类，我就很难在首批批斗中幸免。
当然，我也不可能是批判别人的主角。在批判会上，我只有喊喊“万岁！万万岁！”的权利。总之，我不在运动中心，既不属于红方，也不属于黑方。回到家里，我甚至还可以做一点研究，那时我正研究非线性的拉曼（Raman）散射。论文已经无处发表了，《物理学报》已在6月停了刊，其他学术刊物也一律停刊。
那时候，科学院的图书馆还没有彻底关门，偶尔还可以进去看书。我记得，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和它的热宇宙学意义，我就是在那个图书馆里从一本《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上看到的。这是现代宇宙学第一次引起我的兴趣。随后不久，这个图书馆也关了。我的宇宙学兴趣，就如1958年我对李淑娴的恋情一样，“冷冻”了。
当时，温度最高的是红卫兵。之所以一下子有如此多的青少年投入了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重要原因之一是1966年8月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即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到各地去闹革命。无论谁，只要宣称自己是红卫兵，喊几声“万万岁！”，不需其他证件，就可以自由乘车去任一想去的地方。这样一来，狂热者大增。到1966年10月，全国火车都免费了，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去革命，就可以自由上车。
我的许多同事也混迹这一潮流中，“革命串联”去了。其中也包括上章提到的A和B，他们的“革命目标”是原属西康的甘孜地区，虽然那里只看得到藏民的牦牛，但他们还是宣称要去那里“闹革命”。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免费大旅游开始了。其规模之大，只有1958年的一场免费大吃饭可与之相比拟。
11月初，我也禁不住免费旅游的诱惑，约集了六个同事，也去革命大串联。我们稍事准备后，即从北京车站出发。一开始，我们还有些害怕。因为，六个同行者中有三个半是“杂质”，即一个开除过党籍（我），两个遭到过青年团的处分，一个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华侨（当时的华侨一律相当于半个杂质），所以，很怕别人来甄别我们的身份，遭到批斗。不过，一当进入串联的人流，我们的恐惧就迅速消失了。周围的红卫兵虽然极多，但绝大多数是巴望着快上车，到外地去“革命”，很少再管他们近旁是不是就有他们要革命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以防不测。临行前，我刻了一个大图章，字样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七一战斗队”。那个革命非常时期，成立任何“战斗队”都不需要到公安局去注册和登记。因此，谁要来识别我们的身份，就有“七一战斗队”的大印可以证明我们都是战斗队员。
革命串联，或革命旅游，的确需要战斗的精神。每次上下火车都是一场战斗。因为火车全部开放，所有车门或车窗都可以自由出入，可想而知它是如何地拥挤。我虽然已是大学的讲师，但在上下车时，也顾不得讲究讲师应有的体面了，同样也从车窗爬上爬下。好在那时我30岁的身体还很有力气，不怕拥挤，足以同年轻的红卫兵抗衡。
可惜，我们在北京站就爬错了车，那是一列开往南京的车。南京我早去过，本不想再去，而想去更远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后面爬上来的人流堵死了我们后退之路，要想再换到其他列车，绝不可能了。只好去南京吧。
列车开出后，挤累了的人群渐渐入睡，但是拥挤的压力并不因大家入睡而有所减少，这时仍须对抗周围压过来的力量。半夜时分，我们忽然被惊醒，只听到有人狂喊：
“没有空气了！没有空气了！”
声音来自车座下面。那些有幸钻到车座下面的人，原来很得意，因为那是一个封闭的小天地，再没有人能挤进去了。他们没想到，连空气也挤不进去了，以至呼救要气。于是，被惊醒的我们也就一起高喊：
“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给他们一点气！”
趁着喊声，大家一齐用力挤出一条缝隙，让空气能进入车座底下，去拯救座位下的缺气者。
此一路我们前后周游了南京、苏州、杭州、上海。这些都是我去过的地方，没有新鲜感。唯一新鲜的是，从苏州到杭州一路，我们乘的是轮船，也是免费的。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的千里大运河上航行。这条大运河，从公元7世纪开凿，就被皇帝看中了可以藉此旅游。最风光的是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沿大运河下江南。他游苏杭时，同我们那天的航向一样。据说，当年他的庞大船队沿河南下时，两岸不断有老百姓高呼“万岁！万万岁！”。在我们的12小时航程中，船舱里机声太大，听不到岸上是否有“万岁”呼喊声。我们只嗅到灰黑的运河水发出的一股一股难闻气味。
杭州是我老家，所以，我成了我们“七一战斗队”的当然导游。遗憾的是，我们游西湖那天，正下小雨，湖景和远山都看不清了。有的战斗队员很扫兴。尽管我多么强调，西湖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看不清时，更可以想象它的美。然而，终归不能使一些缺乏想象力的队员打起精神。
在离开杭州时个个都打起了精神。在杭州站等车的人太多，太拥挤，无法上车（凡是风景好的地方，来“革命”的人一定也多）。于是，铁路人员想出了一种聪明办法。每逢火车到站，并不通告火车停靠的精确位置。只通知凡欲上车者跟着带路的铁路人员走。这时只见，带路的人越走越快，从走再变成跑，越跑越快，这样，跟着他跑的人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有前有后的赛跑队形，不再拥挤了。凡跑不快的人，被拉在后面，也就上不了车。经此一役，我们“七一战斗队”全军覆没，跑散了。大家没有能上同一班火车。我和其他两个队员跑上了一节闷罐车，即平常用来运牲口或运犯人的，没有座位，只有很小的窗子，中间放一个马桶。后来看电影，发现它同当年希特勒运送犹太人用的列车一样。我没有坐在马桶附近，一夜很快过去了。
串联人员在各地的食宿由当地大学或其他组织提供。住宿完全不要钱。吃饭只要很少的钱，如果没有钱，也不要紧，只要写一条子，或口中念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费用就由毛主席付了。很像中国古代的游方和尚，走到哪个庙，就在那个庙挂单，无需付钱，只要口中念念“阿弥陀佛”，费用就由天堂的财政部交了。
为时三个多月的革命大串联于12月结束，我们跑散了的战斗队员都在1966年底前陆续回到北京。
将来的人一定很难相信，一场政治性极浓的文化大革命，中间插有一场免费大旅游。但这是事实。我敢说，至少90％的串联参加者，其目的，或者是纯粹的旅游，或者根本不知道大串联是要革什么命，要向谁革命。
本来它就不是革命，而是称帝。
应当承认，“称帝”这一认识是我后来慢慢想清楚的。
1949年我在先农坛（编者注：1949年6月30日，作为北京和平解放前入盟的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首批团员，方励之参加在先农坛体育场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庆祝大会，在会上见到进北京不久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就已经没有了。大量事实已证明，毛泽东的大跃进等一系列政策是错误的。但是，我还觉得他有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也许他真的是想要中国快些富强而贸然决定了大跃进。
我早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完全的信赖，在60年代，也渐渐消失了。但我仍认为中国共产党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等政党，中国的进步只有指望在共产党本身的进步上。
至于马克思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依然是我的信仰，还没有被其他信仰所替代。1965年，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同事（徐家鸾）说，他很想有机会出国，并且，他的第一选择是去美国。我则告诉他，如果有机会出国，我的第一选择可能是苏联。可见，当时我的理想仍然是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那个时候，苏联的太空探索等科学成就正在美国之上，更加强了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总之，少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使我接近了共产党，青年时代的科学追求使我加入了共产党。虽然，这些信念己一再遭受了挫折和打击，但它们有时仍不自觉地成为我的寄托所在，幻想所在。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要革自身的命，又一度钩起过我的兴奋，我当真以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政策上的错误，要认真地改正以求进步了。我想，至少中国共产党会像苏联那样，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
很快，这个幻想又破灭了。1967年，1968年，大学继续不上课，不招生，实验室图书馆照样关门，仍然不需要科学，不需要技术，仍然只有政治运动。而且，避开运动在家里念书，也不可能了。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武斗。大学校园回到了中世纪，净是提着棍棒戴着防护帽的人，随时准备打斗。我们北大的家正好位于武斗两派的争夺区，不可能安静地读书。我们五岁的儿子还太小，住在打斗区，更觉得不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放弃我们这个经营了六年多的家，回到父母亲的家，还是那个利溥营，暂住。
那两年的运动，泄露出大量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的内幕。就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重新认识了斯大林一样，这些内幕使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我心中的原有形象尺度大大缩小。许多领导人，曾是我尊敬的，现在知道，原来他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竟是如此，我不可能再与他们认同。
一个根本差别是，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宗派关系和权力网，而我则崇尚科学方法和原则。马克思曾说过，他的学说是属于无产阶级党派的，但也是科学的，即哪怕有关党派的争论同样是依据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所谓党性与科学性是一致的。这个论断是吸引我投身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从事科学的人，很难再接受非科学的原则，除非人格是分裂的。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高层中间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一场为权力的大殴斗和大械斗，同中国历代王朝内都要发生的皇帝、重臣、权贵之间的宫廷厮杀，没有丝毫两样。争夺的成功者，毛泽东不值得崇拜，争夺的失败者，如刘少奇，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无论胜方败方，都没有我所崇尚的理想主义和科学精神。
摆脱了少年时期的无知崇拜，摆脱了青年时期为追求这一崇拜而带来的种种苦恼，心情反而更轻松了。三十而立的我，知道面前的路会更困难，但我已不彷徨。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轮到我了。
那时，大学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即斗争各类“杂质”，又称牛鬼蛇神。其明细分类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们都被关在校园里，不得回家。
我于6月被关。我的分类是“漏网右派”，意思是，1957年我本应正式被定为右派分子，但漏了网。关进来那天当局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抄家倒并没有损失财产，因为我们没有除知识以外的财产（尽管我们还是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大的损失，李淑娴和我在1958到1959年间写的上百封两地书，在抄家时被匆匆焚毁。
我被关在一栋宿舍里，它相当于一所临时性的监狱，由红卫兵看守。关在一起的共四人，三个人是右派或漏网右派，一个是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故称反革命分子。四人均是物理讲师，很不寂寞，甚至还可谈谈物理。
红卫兵每天来察看两次。要求我们每天写一篇忏悔。其余时间学习“毛主席语录”，即有名的小红书，64开本，256页。这对我们都不是难事。一篇忏悔一千字，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好，其中三分之一是抄毛泽东的语录，三分之一是抄前一日报纸上的宣传，三分之一是自己的感想，如“我深深地体会到……”等等。后来，我们发现，交上去的忏悔书，并没有人看。看守也只检查是否交了，而并不真看。此后，每篇忏悔我就多抄几份（字体大小略有变化），每隔几天交上同一份即可。用此工业化方式大批生产忏悔书，效率既高，又有备无患。
可能因我们从不拖欠忏悔书，看守们给我们几个较好的待遇，每天下午要我们到校园里劳动，既可晒到太阳，又可锻炼身体，大不幸中的小幸。我们的劳动是和稀泥。当时，大字报贴得太多了，当局已经没有经费再供应面粉制的浆糊。于是，有人创造了用稀泥作为浆糊的代用品。我敢说，这一项创造是使大字报历时十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冬天，斗争更加紧了。大学已由当局派来的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全校已有四百余人被关了起来。每逢吃饭时，这些被关押者一律要先排好队，鱼贯进入食堂吃饭。80年代初，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有时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正式晚餐的上席（High Table）吃饭，也类似地先要排好队再鱼贯进入餐厅。最受尊敬的与最受鄙视的两种生活，有时在形式上是一样的。
那时，钱临照先生也被关进来了。他是特务嫌疑。1949年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代理总干事。中央研究院迁台时，他去过台湾，而后又回到大陆。为什么回到大陆？理由不明，故有特务之嫌。
有一段时间，钱先生同我被关在同一房间。同室六个人。当看守不在时，钱先生有时讲讲他早年在英国时的生活。他是庚款学生，30年代在伦敦念书。当然，这种回忆是绝不能让看守听见的，这属于“留恋旧世界”，一经发现，少则挨骂，重则批判。好在钱先生虽已六十多岁，但仍机警异常。有一次他讲，他去剑桥找王竹溪、李国鼎等人玩。剑桥多丘陵地，他骑的自行车正逢下坡时，刹车坏了，车速愈来愈快，他大感不妙……砰！一个看守突然打开了我们的门，可能这个看守在门外隐约听到我们屋里的说笑。可是开门后，钱先生的话戛然而止，我们也都面带虔诚地学习“毛王席语录”。看守走后，钱先生未再接着讲。至今我还不知道那次他的自行车下场如何。
别以为那时我们的生活只有这类喜剧或闹剧。
一个化学系的蔡姓讲师，也是1958年来科大的，原也是北大的学生，比我低两班，也因“漏网右派”之名被关。化学系的牛鬼蛇神就关在我们隔壁，每天吃饭时可相互看到。一天吃饭回来，他不见了，他趁吃饭出房门时，直奔窗口，从四楼跳下，当即死了。
我的一个同事季为之，也是讲师。他并没有被关进来。但如果再扩大，就有可能轮到他。一天，也不见了。后来在一个实验室里被发现。尸体已僵了。尸体上缠了几股裸的电线，连通电源。他擅长教电动力学，最后也用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比我低三班的北大物理系女同学，毕业后也来科大，是一个助教。政治上并不算杂质。一天也被别人发现倒在大楼顶上，已经死了，经检查，是服毒。实际上，当时她并不是被批斗对象。完全是由于经受不住天天看批斗会上的恐怖气氛，神经不支而轻生。
相比而言，科大的批斗会还不是最恐怖的，科大总共约有十个人自杀，是在当时的平均自杀率之下。
我们注意到，自杀概率最高的是那些即将被批斗，或自我感觉即将被关的人。至于已经被批斗，或已经被关的人，自杀率又变低了。人最恐惧的是当大祸即将临头的似有似无时期。大祸已经到头上时，也就容不得恐惧了。中国的刑罚历来推行斩首示众，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学。看斩首的人平均要比被斩首的人更害怕。毛泽东也懂得中国皇帝的这个传统，他发明了所谓“帽子拿在手上”，即不立即戴帽子，而让这些人感到时时有大祸（帽子）临头的可能。许多人即在这“拿在手上的帽子”的恐怖下自杀。
既然我们已经注定了要被批斗，帽子已经戴到了头上，反而安静了许多，也无妨听听在剑桥骑车的故事了。
第一次自杀高潮在1969年春结束。
1969年3月，科大全校被当局派去修铁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修铁路一直没有全停顿。我们修的是一条从北京到山西原平的铁路。这条路有极重要的功能。在北京的一端，这条铁路与北京城区的地下铁路相联。而地铁又直通中央要人的聚集地。它的目的是，如果北京有事变，国家要人即可乘地铁迅速转移出北京。1989年六四事件前，许多士兵即已秘密到达天安门的地下，就利用了我们参加修筑的这条京原线。
中国修铁路的主力是铁道兵，完全是一个军队。虽然我当时仍属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到兵营后，所有知识分子都降级，成了被教育对象，所以，对专政对象并无更多限制，我们同所有人同等待遇，这样，我们的地位反比在大学里“提高”了。按军队编制，我们被编成班、排、连。每一排人都睡一个大帐篷里，很挤，每个人只有一米多宽的睡觉空间。我的排长程福臻与我相邻，后来，他是与我合作研究天体物理的一个主力。
我们修筑的一段铁路，是良各庄车站，它在周口店附近。由于这条铁路的目的之一是撤退，所以它一路有许多隧道。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两个隧道之间。一个80米的隧道已打通，另一条长的尚在打。隧道内的工作全由铁道兵做。
我们的任务是炸山开路。良各庄本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很小的山村，周围并无平地。为了修路，两边的山要开出隧道，再用山石把村庄附近垫平，以使火车能在此交会，所以，大量的工作是搬运山石。
全体筑路者分成五个班，每个班工作6小时，轮流不断，所以，一班工作之后可有24小时的休息。6小时的劳动，是很紧张的，而且有危险。每次开工之前，上一班刚刚炸过山。这时，山上虚石很多，不小心就会由于踩到虚石上摔倒，加之，刚爆炸下来石头棱角锋利，若摔到这种石上，皮肉很容易被割破。所以，第一关是要学会在炸后的山上站稳。
搬石也是险象环生。第一步是从山上把石头推下来。这时，山的上下都有人。如果一块块地推危险不大。但有时虚石太多，推动一块就会引起石崩，大小石块一齐冲下山来。在山下工作的人就极易被砸伤。如果发生在夜间工作就更危险，往往看不清向你冲来的石头。所以，当手在工作的时候，耳朵也要处在警戒状态，一听到山崩声，立即找一个抛物线达不到的死角躲避。后来，凡有石崩迹象，山上的人大喊，向山下人报警，安全系数大为提高。
推下来的石头，再装上斗车。斗车可在临时的小铁路上运行。一辆装满石头的斗车一个人即可推动。推到下坡的路上，人还可以跳到车上，随着车下滑，很是惬意。但是，也有的人，可能太惬意了，忘了刹车，或刹车不灵，人车一起翻进谷底。
所有这些工伤都发生过。幸好都未致命。但有的伤成了终身性的。我的一个同事（后也在天体物理组）的右手食指被砸后永远不再能伸直。一个极奇怪的现象是，虽然大小受伤者很多，但没有一个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我连一毫米的擦伤也没有，完好无损。不知造物主是否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们这些帝制下的受难者。
工作习惯以后，我倒很愿意上夜班，即从午夜12时到清晨6时。我们是在山上，每到4时许就看到远远的天边开始变色，渐渐扩散开来，在这似亮未亮之际，天空似乎让你感到它饱含着无穷尽的希望和向往。有的人看日出，仅仅看太阳出现时的一霎，其实，正孕育着光明的黑暗才是最动人的。其道理就如帽子即戴而又未戴到头上时最可怕一样。
修路于1969年5月结束。结束之前，李淑娴和我们的大儿子方克来工地看我。我们一起去周口店，它距我们工地很近。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地方，有一个人类学博物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博物馆也关了。不过，博物馆的围墙很矮，六岁的儿子也可以爬进去。“北京人”骨的发现地和他们的洞穴还完好无损，没有被革过命的迹象。可能他们是唯一没有被按阶级分类的北京人。
有人喜欢称中国人是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其实，中国人大部分都不是炎黄的子孙。因为，炎黄仅是黄河流域的两个部落。他们征服了周围的部落而形成中国的初民，所以，那些被征服者的子孙，和那些后来才被溶入中国的蛮夷，都不是炎黄的子孙。我的老家如根植于方腊的徽州，则一定不是炎黄的子孙。
也许中国人中，真正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后代的，远比真正的炎黄子孙多得多。所以，从人类学看，也许说我们都是“北京人”的子孙更合逻辑。参观周口店后，我明白了，子孙之说，根本不是人类学的，或血统的，而是政治的。炎黄子孙之说，很可能最早就出自炎黄或他们的继承者，为的是使他们的“帝”位有血统的依据。中国的皇帝一向称被统治者为子民，所以，凡称被统治者为子民的统治者，实质就是皇帝。不是吗，今天的称帝者也是宣称人人都是党的儿子。特别，对儿童的开宗明义的教育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我要告诉我儿子的是：你不是毛泽东的孩子，你是你自己！
10.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1969年5月到1969年8月，在我们的小家庭历史上，是极平凡的三个月，但也是极为稀有的三个月。
我们的小家庭一共四口人，两个儿子，方克、方哲，以及李淑娴和我。从我们结婚到两个儿子相继降生，再到两个儿子长大上大学，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和平时期，只是边界上有一点小战争，对偌大的中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按常理，这种和平时期的小家庭，虽不一定都有大幸福，但至少不会有战争时期的子散妻离。
然而，我们一家只在上述的三个月里，算是有过真正的团圆，所有其余的二十多年里都是分离的。四口人，或一分二，或一分三。这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被迫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并不仅仅限我们一家，也不是少数几家。许多我的同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特色。不幸中的大幸是，我们还只是妻离子散，没有家破人亡。
1969年5月我从良各庄工地回到科大后，被准予回家。这距我被关进学校已快一年了。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关后的第九天，即1968年6月12日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
其后三个月里，一家生活很平凡。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也可以每天回家。星期天还可以带两个儿子去景山公园、中山公园玩玩，也能一享天伦之乐。这三个月是两个大风暴之间的短暂间歇期，有如两条隧道之间的一个小小的良各庄。
依然不能念书。武斗和抄家，使书丢的丢，藏的藏，一时难找到了。图书馆仍不开。这时，我的剩余精力全用在了冲印相片上。我自制一个放大机，很成功。初中时，我曾做过一个针孔照相机，没有照成相。没想到，二十年后，我才用放大机弥补了这个遗憾。夜间很容易布置一个暗室，于是，一到晚间，我常常印制照片（印相），兴致一来，持续到深夜。这也不会引起睡眠不足，因为，在白天的政治学习中，人人都是处在半睡眠的状态，等价于休息。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夏末秋初。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全校将迁往江西鲤鱼洲。接着，北京市的其他各大学也纷纷宣布将迁出北京，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和平时期的文化大革命，也来了一场完全一样的大迁校、大逃难，是出于共产党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当局于1969年秋正式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一号命令）：苏联即将入侵，战争要来了，所有大学都必须尽速迁出北京。
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临行前，她、我和大儿子再次一起游颐和园。颐和园虽然世界闻名，各地来的游客不胜赞赏唏嘘，但对我们来说，颐和园里的所有景色都很普通。从大学开始，每逢夏季我们几乎天天都来这里游泳，再美的景色对我们都已没有感动力了。但是，那天我们却着意选了几个最美山亭水榭，照了相。
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启程南下，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科大也要迁出北京。
如果真是由于战争将临，当局要大学首先迁离，那么大学可真是最受国家重视的宝贵财富了。实际情形刚好相反。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显然，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
北京的其他大学也遇到类似的反应，各地都不欢迎大学搬到他们那里。在那三、四个月里，北京的许多大学，包括科大在内，是被北京市无价转让的“宝贵财富”，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竟没有人要。也不怪没有人敢要大学，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80％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并不算太坏。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无异于逃难。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即随科大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
淮南煤矿位于八公山一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公元4世纪，前秦苻坚领兵攻打东晋。进抵寿阳县后，苻坚登上城墙远望敌情。那时还没有望远镜，他只远远看见晋军阵容严整，不容小视。而且，他发现晋军阵后的八公山上也人影晃动，望不到尽头，似有大量的后备队。这令苻坚大为惊惧，终至被晋大败于淝水。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后来知道，是役苻坚之所以大败，全在于他看花了眼。原来八公山上根本没有一个兵，苻坚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了。这就是“草木皆兵”一典的来源。苻坚也因此被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是对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没有看清一兵一卒时就发布大搬迁、大撤退的命令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的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坑凹地貌，真是一个秃头上再长癞痢，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还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我们被分配在谢三矿。它是50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品质也很好，大都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除了妇女和55岁以上的人，一律都要下井劳动。
第一次下井印象最深，首先换衣服，领矿灯，全副矿工打扮。然后坐竖井上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100多米，第二层深300多米。我们先到第一层。
下井后，由矿工带我们去回采区，即挖煤的地方。开始的大巷道，直径约5米，很宽敞，也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他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极易使你看不到前面的人的灯光在哪里，眼前只有一片漆黑。遇此情况，绝不要乱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迷路。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匍匐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略为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约两米高，六米宽，三十多米长。人群沿着30米的工作面（俗称掌子面），默默地排开，开始挖煤。
挖煤的方式很像挖山石。先在掌子面上炸开煤层，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沿着掌子面放置，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搬山石容易。但是，这里看不到山石滚滚而下的壮观景色了。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什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
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像一块煤那样被传送时的狼狈相。随后，人群又复归默默地劳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感受力。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的黑。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白。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去劳动。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煤层中的掘进很不同于挖隧道。隧道总有一个预期挖通的时候，总会感到前面必有光明，而地层中的掘进者是绝无可盼望的光明，从一个黑暗再挖向另一个黑暗。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向前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
地狱的黑暗，可能也不过如此了……
很多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很喜欢引用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的下述名言：
在地狱的大门上写着：
“在这里，请丢掉你的一切恐惧和怯懦。”
但是，等我从三百米地层下的赤条条状态回到地面之后，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诗人但丁挂在地狱大门上的那块牌子，可能是挂错了地方，它应当改挂在那些实行了马克思博士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大门口。
这就是再教育的第一课所给我的教育：我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煤矿工人是一种最典型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现在，我的周围都是矿工。但是，我并不感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些典型的无产阶级有兴趣要对我实行专政。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工人、农民和军队是他们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到1970年春，我在三种支柱中都生活过了，一点也感受不到这些支柱有兴趣要对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甚至，我头上的帽子“漏网右派”是属哪一门哪一路，他们也根本没兴趣打听。
相反，我倒还交了几个这种基础中的或支柱中的朋友。那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赞皇农友，在60年代初还同我有联系。后来失去音信，不知他是否死在那几年的饥饿中。劳动两个月后，有的矿工也很熟了。这些人更不像是为了对我实行专政而同我交朋友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个问题在赞皇时就遇到过，在谢三矿井下又遇到了。
有一天，我想通了。
那天，谢三矿的井口上，忽然挂上了共产党宣传部写的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乎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实实在在劳动。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因此，我想，只要少休息一小时，就可以增产10％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米深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
“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我找到了答案！原来，矿工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相反，同我一样，是现行的专政的对象。差别只是，对我专政的方式是帽子、是“漏网右派”，对他们专政的方式是六毛钱，即下井一次的补助费。我被专政体现在我没有权力摘去自己的帽子。他们被专政体现在他们没有权力参与决定这下井的六角钱，虽然名义上他们被称为是“国家主人”。所以，无论谁，只要一开始掌握专政，矿井下的挖掘者就不再与他们认同了。
这个看法，后来又有旁证。
5月间，当局令我们去瓦堡湖（它就在寿阳城南），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这也是一种再教育。我们都很熟悉这种老套活动。由农民回忆农村以前的苦，以印证现在社会之甜。按照当局的预想，农民都会说，在旧社会他们生活像奴隶，很苦很苦，共产党来后，他们成了主人，幸福幸福。虽然是老套，但能趁机到瓦堡湖走走，换换空气也不错。
哪知，瓦堡湖的农民太缺乏意识形态训练，开始几句话还很对，如“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等等。待到回忆苦日子时，他们竟说，他们最苦的经历，是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然后大讲那三年里饿死人的种种场景。听到这里，我们这些正在接受再教育的人，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更不敢笑，只能把不可言传的混杂感受憋在心里。主持再教育的干部，虽感不妙，但也不能打断农民的报告，因为他自己刚刚宣称他也要努力向农民阶级弟兄学习。直到最后，为了给农民的报告一个正确的解释，这位干部在结语中说，“大跃进时与解放前不一样。解放后，农民当了主人。”一个绝妙的解释！意思是，此一饿死与彼一饿死并不一样，当奴隶时的饿死是一种苦，而当“主人”时的饿死则是一种甜。“甜”饿死论发明了！安徽全省人口四千万，在那饥饿的三年里，有三百多万人即如此地被“甜”死。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之一——农民，所面对的命运。可见，他们也是被专政者。
总之，马克思博士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无产阶级如何能去专政？只要谁能专政，谁就一定不是无产阶级了。马克思的追随者则进一步使空想变成了虚伪和残酷。
夏季开始以后，再教育再度走向残酷的斗争。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何谓516分子，可能在任何百科全书里都查不到它的确切解释。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社会主义社会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又难以区别，只好用编号当名字，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我第一次到纽约时发现，纽约州的一个电话地区号恰是516，不禁一惊）。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在谢三矿的最后三个月，从6月到8月，是516号运动的高潮。
由于我已是专政对象，即帽子所有者，所以被剥夺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权利，无权去抓516分子，也无权被抓为516号分子。其实这倒很好。经过整整四年的批判和斗争，人人最厌倦的就是政治运动，宁可下矿挖煤，也不愿参加政治运动。只是在高压之下，谁都不得不参加。当时的口号是“谁不斗，斗谁”。“斗”和“被斗”，任何人都必须二者择一。而我能被排除在这二者择一之外，再好不过了，尽管仍是被专政，也有一种轻松感。
我仍被派去劳动。有时在井上，有时在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它是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米长2.5米，车辕约长1.3米，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迄今在安徽省会合肥的最繁华大街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马路上的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阴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要知道，一生里，又有哪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每逢拉车回来，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都是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7月一到，蚊子一出现，疟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妈妈曾带我坐过几次人力车。如果说，坐人力车是一种不人道，是有罪的，那么，我这些天日日夜夜拉病人，足以赎回我的那些罪了。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疟疾。可能因为我已赎了罪。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7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新一轮的自杀高潮开始。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的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同那个化学系的讲师一样的结局。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7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就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在小停尸间外面，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在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夜深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副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批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无边，天国也不是反革命的藏身之地。
这就是八公山下再教育的最后一课。
人的躯体和人的灵魂，好像都有自动地寻求平衡的本能。当要向左摔倒的时候，人会本能地向右；当要向右摔倒的时候，人会本能地向左；当在黑暗中时，人会本能地想到光明；当在丑恶中时，人会本能地更向往和谐与美。
八公山下的生活使我受本能的驱策走向了天体物理。我真正地爱上天体物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是的，有什么力量能比得上永恒运转的天球，可以抵消那井下黑暗枯坐时所感到的压抑？又有什么圣洁能比得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可以清洗那野狗和停尸间所散发的恶臭？
我的一生中已经有好几次被天穹所吸引。
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是幻想最多的年代，所以，天文系也成了我的三个大学志愿之一。
1958年在赞皇，我又一度热衷于星图星座，不是出于幻想，而是为了实用，因为常常需要在夜间赶路，在荒野上，最可靠的指路者就是月亮和星座。
在科大，有一度我负责物理演示室，其中有一台1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为了调整它，我也曾耗费过不少夜晚去观察星空。
最后，还有1966年看到的那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文章。
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一闪而过，并没有吸引住我的整个的心。天尽管很美，但终究是太远了。直到进入八公山下的地层，我才突然觉得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在这一片污秽之中使自己的灵魂找到一叶静洁之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找到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经典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在当时，与马克劳林级数（Maclaurin series）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的劳动之后的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庞加勒（H. Poincare，1854-1912）曾说过：
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宇宙是美的，是值得认识的，我值得活下来。我的身和心，都找到了新的起点。
八公山，39度的酷暑、蚊虫、516、疟疾、死灵魂、野狗，不论是多么地肮脏、丑陋和强横，也不能泯灭由宇宙的惊奇和敬畏所唤起的心灵之美。
11.来到合肥
谢三矿的生活于1970年8月结束，全体物理系教师来到合肥。其他各系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再教育地点来到合肥。科大人再度聚集在一个校园里，科大的合肥时代开始了。
相比北京，合肥是个半开化的小市镇，人口约50万。有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全部的商业区。街道不分快慢线，汽车，自行车，小板车，驴马车，以至行人，都常挤在一条路上混杂而行。没有出名的古迹。市中只有一个公园——逍遥津。去过一次后，就不会再想去。合肥一带自古常常是战场，也是强人出没之地，民风好斗。近百年里，淮军一直是中国战场上的重要力量。所以，出自合肥的有名人物，多是军事政治的。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李鸿章、段祺瑞等，都是合肥人。
科大的在合肥的校园原来是合肥师范学院的旧址。在文化大革命中，合肥师院解散了。留下的校园给了科大。合肥师院原是个文科学院，只设有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系科，没有物理、化学等理工专业。所以，它的校园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厂，没有足够的电源、水源、煤气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础设备。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科大在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我们并不怕从头建设，只要确实是在建设。从1958年以后，知识分子就不断地“下放劳动”、“再教育”，已经很熟悉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并不怕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我敢放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的专业本行外，所掌握的其他劳动技能的门类之广，一定比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多。如果要我们列出自己参加过的劳动种类，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就我自己说，在这张清单中，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种田（包括北方的田和南方的田）、打井、养猪、修铁路、挖煤、拉车等外，还有如下一些没有提到的。
1965年秋，我炼过钢，那是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我在转炉车间劳动，用铁铲向转炉里投料。现在这种技术已经被淘汰了。我手臂上的一个小疤，就是那时被一滴飞出来的钢水烫伤的痕迹。
1967年冬，我还去过北京东郊牛栏山的一个维尼纶厂劳动，它是当时中国刚进口的一个设备最新的人造纤维工厂。在那里是做粗工，没有学到新技术。
1969年，毛泽东号召“深挖洞”，即挖地道备战。我也数次参加修建地道的劳动。至于这些地道能否防御核弹的攻击，不敢保证。从来没有做过试验。
这个清单还在加长。
一到合肥，又增添了一项——烧砖。在合肥的第一年，物理学仍然只存在于我的业余生活里，制砖才是我的主业。从1970年底起，我就参加制砖劳动。1971年3月，科大成立了一个制砖厂。我被调去砖厂，成了砖厂的一名主力。科技大学合肥校园里的一栋化学大楼，就是用我们那时烧制的砖建造的。
“努力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些口号和标语，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为了使后世了解这些口号的内涵，我有责任记述一下科大的砖厂，看一看在当年，一群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被勒令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
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一名真正的制砖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值得把每个人的经历都简单介绍一下。在下列介绍中，姓名之后的职务是当时的，“现为”一词意指我写此书的时刻。
1，陈希孺，数学系讲师，1956年留学波兰，1957年因右派言论被遣送回国，是“漏网右派”。现为一位有名的教授，是中国最好的几位概率论学者之一。
2，钱大同，数学讲师，在砖厂劳动以前，已有统计数学著作发表，言论不慎，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现为科大副教授。
3，邓伟廉，数学讲师。出身显赫。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后遇刺，死于广州，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领，1949年率所部人员及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1950年参军，赴朝鲜打美军。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70年代末，他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据说已从香港移民去了南太平洋中的岛国斐济。
4，徐家鸾，物理副教授。早年亲共，1949年放弃出国机会，响应共产党号召参加新中国建设。如第9章所述，因他曾想出国，遂即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被斗争，被打。1981年，他从美国飞去台湾，作为“反共义士”，得到台湾当局欢迎，现为台北一大学物理教授。
5，李先予，力学教授。20年代在上海学工程，曾与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学，并也在那时加入共产党。后去日本留学，脱党，故被定为“叛徒”。80年代初去世。
6，黄茂光，力学教授。40年代留学美国，在康奈尔（Cornell）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知名的薄板力学专家。因他与美国朋友有通信，故被定为“特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有些认识黄的美国学者也随之访华。由此迫使当局摘了黄的“特务”帽子。现已退休，在北京。
7，朱兆祥，力学教授，中国爆炸力学方面的一流专家。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反对国民党。1957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共产党籍，是“漏网右派”。现为宁波大学校长。
8，鲁阳，化学讲师。1957年右派。1936年，主张抗日的“七君子”遭国民党逮捕，一时轰动国际，爱因斯坦也发过声援电报。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是鲁阳的姨母。不过，这层关系对鲁阳的政治境遇并没有帮助。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极为赞赏七君子，但到1957年，七君子中也有两位成了右派。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1981年，鲁阳自杀。
9，刘朗，科大校医院院长，主治大夫。早年参加共产党，在军医部门服务。他参加共产党军队前，也曾服务于国民党的机构，所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80年代后，回到北京，现退休在家并写作。
10，郭劳夫，40年代初曾去日本军医大学学习，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工作。后来参加共产党军队，并加入共产党。随军从东北打到广州。因早年去日本的历史不清，故也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退休在北京，性好钓鱼。
11，靳永涛，物理系技术员。这是12个人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1957年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技术员，也在那时成为右派。现为北京科技管理学院工程师。
第12名是我。
可见，我们这个制砖厂，若按全厂的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论，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工厂，甚至还可能是最高的。不同的是，当局并不需要我们的知识，只要我们的体力，要我们用两千多年前就有的烧砖技术，烧制中国的现代化。
俗语云：秦砖汉瓦。
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会制砖；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已会作瓦。因此，从技术角度说，绝无必要再来记述科大砖厂的制砖法。我们砖厂的大部分技术，至少在1637年出版的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描写。然而，为了说明当时我们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建设马克思发明的共产主义，不能完全避免重复三百多年前宋应星已经写过的东西。
传统制砖法的第一步是脱坯，即用木模把和好的砖泥做成坯。要由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力固定住木模，另一个人把一团重约7公斤的泥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摔进木模。砖的质量决定于摔泥的力气。力气越大，摔出的坯越致密，砖质量越好。若摔力太小，砖内部就成了充满空洞的海绵状，经不住压力，是废砖。一个人摔不到一百块坯，一定筋疲力尽。在我们砖厂，只有讲师级的年轻人有力气摔坯，教授、副教授们则负责扶住木模。后来，砖厂来了一台制坯机，可以免于摔泥，是一大进步。这也是科大砖厂的唯一的机器。
第二步是晾干砖坯。一块砖约2.5公斤，在坯子时要重一倍多。全靠人力，运送坯子到通风并阴凉的地方。在晾干过程中，还要数次翻动砖坯，保持均匀。
第三步建烧砖窑。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砖窑是一个帐蓬状的圆拱结构，全用土坯建成，直径约10米，高6米。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在建筑力学上的一大创造。一千多年前的赵州桥，就是一座跨度很大的石拱结构。指挥我们工作的老制砖工人，可能就是师承一千多年前的技术。他不用计算，不用图纸，也不用测量，全凭眼睛左看右看，就指挥我们建出了一座曲线优美的拱顶，堪称技艺精良。几位力学系来的教授也赞叹不已。这位老工人，也许在年轻时用了五年学徒时间，才学会这项技艺，才记住这条优美曲线上每一点应有的曲率。然而，他可能不知道，在科大，只需要一堂力学课，就可以让一百个学生学会这条拱形曲线的严格数学表达式，精确地计算出各点的曲率。
制砖的最后一步是烧窑。这也是一项技术工作。劳动则比较轻松。我们只要听从工人的指挥适时加煤就可以了。一窑砖要烧八、九天。这是制砖工人最保密的手艺，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根据甚么判据来判定是否应加煤，是否砖已烧好。所以，这位老工人很辛苦，他要一天24小时都守候在窑边指挥，只在每次加煤之后，睡一两个小时。我们12个人分成三班日夜加煤烧火。教授们都是日班，我总是上夜班。
这位老工人，并不太保守。每次加煤之后有短暂休息，大家围坐在窑边，这时老工人常向我们讲几句烧窑的技术，也许他已把我们看成他的学徒了。烧窑技术的关键是识别温度，即所谓看“火候”，它是根据砖和火焰的颜色估计窑内的温度。一般人对颜色的辨别力不高，不能区分六百、七百或八百度几种温度时的颜色差别。而烧窑工人则能“看”出温度。手艺越高的人，“看”出的温度误差越小。
后来，我读到司马迁的《史记》。这本两千年前的著作上记载着，那时的天文学家，把天上的星按颜色分成白、蓝、黄、红、暗等几类。很多人怀疑这个记载。的确，除了几颗行星以外，如今有谁能用肉眼分辨出上千的恒星有如此众多不同的颜色？更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同样也把恒星按颜色分类，不同颜色相当于不同温度，而且，许多恒星的颜色分类，在《史记》中所给出的竟同现代天体物理学由光谱测量所得到的是一样的。这更令许多人不信。
因为有烧窑的经验，我倒觉得《史记》上的记载也许可能是真的。试想，两千年前中国就已有烧窑者，他们都有极强的分辨颜色能力，所以，那时的天文学家也可能练就一双极敏锐的眼睛，能辨别不同恒星之间的极细微的颜色差别。
然而，这种辨别恒星颜色的本领，如果曾经有，也早失传了。
今天的天文学家早已不再需要这种本领，光谱分析已千百倍地超过了最敏锐的眼睛。今天，虽然我很佩服这位烧砖工人能看出温度，但是，我也绝不想去学它。因为，只要一支测光温度计就可以根据窑内颜色测出温度，而且，更为准确。
然而，我并没有去物理实验室找一支温度计来。因为，我们是在被改造。
我还是听从吩咐，加煤。
夜阑人静，每当我望着窑内的红火出神时，常常想，历史也许就像这不熄之火，不断地烧尽老的，熔炼新的。一些古老技艺的失传和绝迹，常令一些好古者扼腕叹惜，似乎人类曾经丢失过多少宝物，似乎只有寻回这些失传的技艺，才能解决当今的困境。我看是错了。除了考古学上的价值外，那些失传和绝迹的技艺本就是应当被淘汰的东西。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就在于不断地淘汰旧技艺。今天，难道不是只有丢掉老窑工的技能，代之以高温温度计，才能使我们进步吗？因此，我绝没有兴趣学这位老窑工的技能，虽然我很尊敬他，但那是应当尽快淘汰的技术。如果由于我的不学而加速他的技能的失传，那才真是一件好事。看“火候”烧砖，早就该绝迹了。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我想。
又该加煤了。
砖厂的生活，政治性不太强。原则上我们都是专政对象，都是在接受改造的人，但是除了由制砖工人管理我们的劳动，当局并不多管我们。可能已不认为我们这些人还具有可改造性。
确实，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使我越来越觉得，我不可能接受当局的任何意识形态改造。事情已经那样一清二楚，就如在有了高温温度计的时代，不可能再接受“看火候”技术一样。别了，我少年时代的一切政治偶像！那时我给李淑娴的一封信中写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似乎又在向50年代的清明时期复归。虽然天真已不复存在，而纯真的美酷似当年。”
这就是丢掉那些偶像之后的一种清明和轻松的感觉。
丢掉偶像崇拜之后的“偶像崇拜”就变成了一种滑稽戏。当时，每天早上砖厂都举行一个5分钟的仪式，要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其形式，颇像宗教中的忏悔式，是集体的忏悔。大家（12个有“罪”的人）向着毛泽东的圣像肃立，低头。按规定，请罪时应在心中向着“伟大领袖”默述自己的“罪行”，祈求宽恕。然而，鬼知道，这些教授、讲师当时心里都在想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而是发现了一个苍蝇正在那圣像上爬……
我们这批被专政者当时相互戏称为“老油牛”。意为，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来说，我们是，1，老经验了，不怕；2，任何厉害的打击落到我们头上，就如刀砍到油上一样，无效；3，任何“动听”的思想改造说教，对我们来说，就如对牛弹琴一样，扯淡！
直到八十年代，甚至我定居美国后，在砖厂的旧友之间通信时，仍常常互称为Dear O3，这是一个缩写，意为Old, Oil and Ox。O3的不可改造性，实质是科学的不可后退性。科学只能在科学自身作用下向前发展，而不可能由于任何非科学力量的强制和改造而倒退。科学史家萨顿曾经说：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方面从来没有倒退而总是进步，哪怕只是缓慢的进步，那就唯有科学了。在砖厂，这条哲理变得十分简单，想用两千年前的传统技艺来改造精确的数学表达式，绝无可能。
除了科学，其他方面的倒退，我们也不在乎。当时，从外表来看，我们一个个都是十足的劳改犯。衣衫褴褛，一身的砖泥煤黑，一脸的烟灰土垢。有时我们上街去拉煤或砖坯，一副不计脏累的劳动样子，颇为内行的动作，没有表情的眼神。不相识的人，只看外形，绝不可能相信我们原本都是教大学的彬彬之士。除非他来问我们。
“喂，会不会泰勒展开？”
“嘿，写个Maxwell方程给我看看！”
当时，烧砖之余，我正热衷弯曲空间中的Maxwell方程呢！
1971年8月，奇热。许多部门都放假了。作为等价于劳改犯的我们，本是没有假期的。然而，因为制砖工人也觉得太热，想休息，最后，当局不得不决定“大赦”，放假一周！
太好了，我决定，去度“蜜月”！
真巧，那年8月，李淑娴也请准了假。我们结婚已近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享有一个共同的假期。
当时，我们一家正分居三地。李淑娴在江西，我在安徽，两个儿子在北京，由我的母亲看管。假期来得太突然，时间紧迫，来不及安排两个儿子南下同我们相会了。加之他们还都小，不可能适应我们的高密度的旅程活动。总之，一切的一切，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弥补“蜜月”旅行，虽然它来得太迟了。
“蜜月”一词，本来就有两层含义，甜蜜及秘密。对我们来说，更是缺一不可。当时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而我们两个又都是被专政分子，贱民。所以此行必须秘密。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连年不断的阶级斗争，使非贱民们都失去了玩兴，极少出来旅游，更何况是贱民。所以，那些专政者，绝不会想到一对贱民竟会有兴致有胆量出来游山玩水。因此我们推断，名胜古迹之处反而可能是阶级斗争最少的地方。后来证明，我们的预测，果然不错。
我们的目标是黄山。
8月12日，我从合肥动身，李淑娴从南昌动身，8月13日上午，我们的火车先后抵达上海。我们在上海车站相会。虽然我们已长久没有见面了，但我们没有那种情人久别重逢时常有的啰嗦。一则时间紧迫，容不得啰嗦和缠绵，再则不能暴露我们的身分。我们只相互一笑，原来我发现她一身同我一样黑，她发现我一身也同她一样黑。同等的劳改，同等的太阳晒，同等的黑。黑加黑倒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
在上海停留一晚，即去杭州。
杭州虽好，也不是此行的主要目标，也未久留。
8月15日晨，乘长途汽车从杭州去徽州。车向西行。车外一派富春江的景色，安恬静谧、山水相依，线条细腻而分明，在阳光之下，真好像杭州织锦上的缕缕绣丝，熠熠生辉。这条路大概就是我的祖父于上个世纪末从徽州来杭州的路，但与我们逆向而行。车再向西走，山势渐显，就进入浙西的山区了。
中午时分，汽车费力地爬过昱岭关，进入安徽省境。皖南的山，依旧葱葱郁郁，但水比浙江少，只有一些小溪在大山的夹缝中艰难地淌过。车路上已没有柏油路面，都是黄土。乡村也更纯朴、更原始、更闭塞。下午一时，车在绩溪县旁的一个小镇稍停，旅客下车吃饭。绩溪正是胡适的老家。谁会想到，中国最主要“全盘西化”的倡导者，就出生在这个闭塞的山峦之中。
车到歙县岩寺时，天已黄昏了。所幸那时旅游者极少，方圆三十公里的黄山，一天的旅客只有约三十个。所以，还是有车在天黑之前把我们送到山脚下的黄山宾馆。宾馆的墙上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但接待处并未详细查问我们的证件，也像接待其他革命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住宿费很便宜，一个人一天只八角。一顿饭一角五分。
宾馆是个中西混合的建筑，中国的琉璃瓦屋顶，西式的内部。同黄山的格局很融洽。宾馆位于山坳里，很清幽，只听得到流水声。一条溪水就在宾馆前的涧底流过。晚饭后，我们攀缘而下，到达涧底。这里，水声更大了。天已全黑。嶙峋的涧石，溪流溅出的水花，隐隐可见的白龙桥，一切似都被浸没在月光的淡淡银辉里。只能辨出脚下的涧石、脚下的溪水。水很凉。空气也很凉。车中一天的暑气全消去了。清凉的水，也洗去了我们一天的仆仆风尘——不，洗去了两年的阶级斗争污垢。我们真想在这涧底一直坐下去，任凭溪水冲刷我们的心灵，任凭淡淡的银辉渐渐地散去……
然而不能，紧张的明天在等我们。
8月16日一早6点30分，我们就上路了。一小时之后，到达半山寺，从此山路更陡，山势更险峻，渐渐进入黄山的主体。
黄山上的石头形状多变而且怪异，左看是圆，右又是方，远观很大，近看又小，扁长相杂，锐钝相间，毫无一定之规。好像所有石头都是活的，正随心所欲地生长，没有任何羁绊。
遗憾的是，许多黄山的石景都被取了拟人或拟神的名字。“童子拜观音”、“丞相观棋”等等，既缺乏想象力，又俗气。有一种传统的癖好，总要把自然界的一切东西，无论美的或丑的，都套入神伦或人伦来解释。这真是一种过分世俗的眼界。因此，在半山寺，我们没等老僧一一讲完所有石景的命名，就继续向上爬了。
应当把启示权保留给黄山的石头，应当把想象权保留给每一个游人，应当把爱情的诠释权留给每一对恋人。
随后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们上下了两个黄山的主峰，一座1750米，一座1880米，前者是天都峰，后者是莲花峰。去过黄山的人会以为我的记忆有误，因为，一般游人大都要安排两天分头去上述两峰，至少也要各用半天。我们之所以能半天上下两峰，全赖于劳改给了我们充沛旺盛的体力。加之，假期短暂，也不能不加快一切速度。
幸好，那两天风和日丽，使我们能一处不漏地走完——或跑完了黄山所有重要的峰。如果下雨，是登不上天都峰的。天都峰是黄山群峰中最陡峭的。在1971年时，登上天都峰所必经的一段最长的石坡，还没有石阶，只在山石上凿有一排小洞，可供半个多脚踩入向上攀越。有的地方要靠铁链垂直地拉上拉下。鲫鱼背上，则是一米宽石脊，两面临渊，每年大都有轻心的攀登者葬身其中。终于一切顺利，当我们登上顶峰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7年我们曾再登黄山，是坐缆车，完全失去了徒手攀越的美感。）。
天都峰是黄山最美的。小小的峰顶，像是一座插向深空的小岛，屹立在聚散无常的飞云之中，任凭它们去冲撞、翻滚。在这里，空气变得稀薄了，风变得清冷。这是世俗世界的上限。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都消逝了。就像《神曲》天堂篇所写的，在天堂的最高层，上帝也不存在了，只留有但丁和他理想的心上人贝缇丽彩的无尽欢悦。极目望去，才看得见山下远远的被阳光照得通亮的河川、土地，和充满爱恨情仇的人间。
中国历代诗人曾经为大大小小的山峰，包括一些并无姿色的山峰，写过不少出名的诗句。然而，天都峰却没有一首。可见，所有到此一游的诗人都被震慑了，天都峰的景色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力极限。
下午一时，我们又赶完了第三个主峰——光明顶，并到达北海宾馆，这是黄山的海拔最高的宾馆。当夜就住在北海宾馆。
第二天凌晨起床看日出。因为在良各庄看过不少日出，所以没有新鲜感。此后，开始下山，就是归程了。
回程我们没有走原路。下山的当晚住在屯溪，这是徽州的商业中心，新安江横穿全城。但太热，40度。一夜难眠，更无游兴。第二天一早就乘汽车北去芜湖。芜湖是安徽最繁华的城市，它给我们唯一记得住的印象是，我们在这里买的一碗面条是臭的。当夜到南京，因已太晚了，我们就在南京车站大厅里过了一夜，尽管没有床，没有高枕，还是睡得很香。六天的游程，已使身体疲惫不堪。
8月19日上午到安徽明光（嘉山），这是李淑娴的老家，也是我们的旅程的最后一站。
最后一个旅游点是明光镇外的曹姑坟。曹姑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妹妹。按道理她是明皇族的一流人物，应予厚葬。但因为她死得太早，王朝正在初创，还来不及照顾葬事，所以她的墓地还不显得铺张，墓前没有牌坊，也如当地民风那样，没有墓碑。从残存的座基看，原有的石人石马也不大。只是她的坟冢大，为当地平民的十倍左右。相比她的后代的陵墓，即北京的十三陵，这个墓地是太节俭了。
这似乎是中国的各个王朝的通例，第一代大抵总是，残暴但尚节俭，不挥霍。实际上，就是朱元璋本人在南京的陵寝也比他后代的十三陵大大寒伧。第二代以后的帝王，残暴如前，而挥霍和腐败渐渐成风。到了末代则是既残暴，又腐败，又昏庸无能。如此王朝崩溃，再换一朝，再来一次循环，残暴＋腐败＋昏庸＝灭亡，这就是中国的王朝政治的轮回律。
毛朝，在走着完全一样的路。
因此，迟来的“蜜月”之后的我，更明白，我的路在哪里。
12.转向天体物理学
从黄山回来不到一个月，我的砖厂生活就告结束，回到物理系。变化十分突然，并不由于当局突然认为我不需要改造了，也不是因为砖厂突然停办了，而是因为林彪突然死了。
中国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按说，一切生活应当是照计划进行的。事实相反，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绝难计划自己的生活。因为，中央计划往往能计划一切，但却不能计划其本身，比如，中央内部不停顿的路线斗争，高层人士的非正常升沉和死亡等等，大都是没有计划的。中国的近几十年中，大约每五年就要发布一个经济建设计划，但从来没有发布过一个党内路线斗争的五年计划。而后者对每个人的影响绝不下于前者。因此，在这种体制下的生活，倒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常说的：没有A的A，即没有计划的计划。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没有计划中按计划死亡（致他于死的计划至今是历史学家饶有兴趣的课题）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后半期。革命斗争的口号虽然还是震天响，但只要从照片上看到毛泽东的倦怠神情，就知道，事情已经到强弩之末了。不久，专事制造阶级斗争的工宣队、军宣队撤离大学。全校的专政队（砖厂即是其中之一）逐一解散。大学开始了一场新革命——教育革命，或“复课闹革命”。
就这种情况下，我被召回了物理系，参加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所以，也是一场阶级斗争。1972年，为了革教育的命，我又被派去工厂。
这次去工厂所根据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再教育”，也不是“劳动改造”，而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条原理——劳动创造一切。恩格斯说，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由于生产劳动中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对科学发展而言，一个工厂要比二十所大学还重要。换言之，生产劳动中所不需要的东西就不是科学，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所以，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进行教育革命，首先必须到生产劳动中去。
于是，我同物理系几个同事就被派到北京照相机厂。当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看，这个比二十所大学还重要的工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理学。
马克思主义并不全错，北京照相机厂倒真需要一点物理学。当时，这个照相机厂刚创建不久，出产长城牌相机，质量还不好，生产中有许多困难没有解决。问题之一是镀膜。这个厂有一个镀膜车间，负责生产黄色玻璃片，其方法是在玻璃上镀一层膜，使玻璃成为黄色。然而，由于他们不会控制镀膜的厚度，有时镀得薄、有时过厚，所以产品不稳定，镀出的玻璃并不全是黄色，有时成了红、绿等其他颜色。因此，控制膜厚就是生产中的一个需要。
镀膜厚度控制，对物理学一点不难，用一百多年前就建立的光的薄膜干涉理论，就可以解决。按照这种理论，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在他们镀膜机上安装一个干涉测厚装置。很成功。从此镀出的玻璃就都是标准的黄色了。
就这样，不虚此行，我用长城牌相机中的黄玻璃，证明了物理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生产劳动中的一种需要。
不过，那一次在北京，黄玻璃事件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我写了第一篇现代宇宙学的论文，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篇现代宇宙学论文。它似乎证明物理学并不那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惹出了一场新麻烦。
宇宙学从来就是一条“贼船”。
1989年，一位英国宇宙学家，颇为感慨地写道：“宇宙学家们都有一部令人头痛的同权势争斗的历史。”然后，他又列举了具有这种头痛历史的几位最有名的人物，阿里斯塔克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和萨哈罗夫等。这证明，古今的专制权势都不喜欢那些以研究宇宙为业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凡是不喜欢宇宙学的那些权势大半是专制的权势。
我当初选择宇宙学，绝对不是想自找头痛，更不是有意要找一条共产主义当局不欢喜的“贼船”上。
事实上，早在谢三矿拉病人、看死人的日子里，我就对天体物理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那时还想，天体物理的研究对象是宁静的太空，可以免于人世间的纷争，应当是一个政治安全系数最高的领域。
所以，一当从砖厂回到物理系，一当有机会做一点研究，我就放弃了以前的固体物理、激光物理，转向了天体物理。
做研究并不容易。大学的图书馆虽然重新开放了，但是没有新书，没有新期刊，1968年以后的出版物几乎一律空缺。根本无法知道国际上的同行在做什么，只能凭几本新到的小册子猜测当今的研究动向。
另外，天体物理从1860年代创建开始，似乎就没有哪一种生产劳动需要它，没有哪一家工厂制造它，显然不符合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所以，这种学科，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绝不会得到支持。当时，钱临照先生也特别劝我仍然继续固体物理或激光物理的研究，因为这二者在当局眼里至少还是有用处的，至于天体物理学的用处，只有鬼知道！为此我也有过短暂的犹豫。
但是，1972年春夏的几件事，促使我最终地转向了天体物理。
第一，到北京照相机厂劳动，使我有机会去北京找到一些必要的有用的文献。因为，北京的大学及研究所较多，还有专门的科学情报机关。
第二，当时，韦伯（J. Weber）刚刚宣称其接收到来自银河中心的引力波信号，引起物理界的轰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人打算重复这个实验，其中有我原来的同事。这个实验组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学过引力理论，他们请我去系统地讲一遍广义相对论。这逼使我更多地投入了天体物理。
第三，《物理》杂志复刊。从1966年夏天以来，中国所有的科学杂志都彻底停了。《物理》准备于1972年秋复刊，这是第一个复刊的科学杂志，再次有了发表物理论文的机会。
这样，在北京相机厂的劳动一结束，我就写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篇论文。论文并不长。但我用了一个长的文题，《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目的就是要让宇宙学中的重要概念，如“宇宙解”、“背景黑体辐射”等都见诸标题，以清楚地表示这是一篇现代宇宙学的论文。如果当初用一个稍微隐晦的文题，如《标量张量引力理论中的一个严格解》，下面的故事也许就会不同。
这论文很快在《物理》上发表了。
1972年冬，就有消息说有关方面要批判这篇论文。
竟敢讨论“宇宙解”！实属胆大妄为。
果然，1973年春开始，上海的《文汇报》和《自然辩证法》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现代宇宙学开展了政治大批判。其中一篇的题目就是《宇宙有解吗？》，瞄准了我那篇文章，尽管我那篇文章中绝无一个政治词汇，更无一丝政治内容。
为了使好奇的读者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如何批判一门纯粹自然科学的，我引用几段当时那些报纸上的批判原文：
现代宇宙学是“资产阶级宇宙学”，是“伪科学”，它“不过是表明自然科学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手中堕落到什么程度而已”；
宇宙膨胀模型是“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可超越，而且还可以无限地自我膨胀”；
宇宙“没有什么数学解、物理解，但有哲学解”，“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宇宙解”，“无产阶级要写出自己的新的《天体运行论》，新的《宇宙发展史》”。（方注：《天体运行论》是指哥白尼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是指康德的著作。）
总之，从哥白尼到今天，所有的宇宙学都在被批判之列。批判宇宙学，倒不是文化大革命发明的，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传统。
早在1947年6月24日，当时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负责人日丹诺夫就发表著名讲话，宣布要向“资产阶级科学”全面开战，号召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量子论、共振论、遗传学等等相继遭到猛烈的批判。
在那次批判中，宇宙学的下场最惨，整个被取消了。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部解决了所有宇宙问题，整个现代化宇宙学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从那以后，苏联出版的天文学教科书上，宇宙学一词就不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1949年建立的，刚好在日丹诺夫发动那场批判之后。加之，中共又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在社会主义中国彻底没有宇宙学，没有一本宇宙学教科书，没有一篇宇宙学论文。在各种科学发展规划中也没有宇宙学这一项，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
可见，《文汇报》的批判是很正统的共产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文汇报》是一家具有独特地位的报纸，它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但它是由中共的意识形态最高领导人姚文元直接掌管的，所以它具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权威。文化大革命，最早就是从《文汇报》上刊登的一篇富有杀气的批判文章开始的。被它点名批判的那位历史学教授兼作家，一时想不开，竟自杀了。
如今《文汇报》和《自然辩证法》等，杀向“资产阶级科学”，杀向相对论、量子论、宇宙学。当然也是有来头的。各方面等着看，是不是有什么名堂，是不是又有人因此而想不开。很遗憾，这些文章没有产生那么大的杀伤效果，没有一个人因而不想活。也许是因为，从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of Samos，BC. 310～250）起，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就不讲究自杀。也许是因为，经过七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事再能使人想不开了。
不过，这个批判不能不使人去想：为什么自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容不下一门宇宙学？
在1973年，全中国真正懂得相对论宇宙学的人绝不会超过一百个。一篇物理论文也绝不会有一百个以上读者，它不可能威吓到有三百万军队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偌大的共产党竟会对一篇纯学术的论文如此大动肝火？在后人看起来，一定会觉得当时的决策者有点精神不正常，是不是像唐·吉诃德？
当然，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神经不正常的事的确不少。但是，批判宇宙学倒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定的。
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专制：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中央计划专制，意识形态上的中世纪教会式的专制。三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地位就是一部君临一切之上的宗教经典。因此，不容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它挑战，哪怕轻微的挑战。
日丹诺夫和《文汇报》都说“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宇宙解”，因而不容再有现代宇宙学存在，就是不容挑战这个意思。
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解，我做过一番仔细的研究。
我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出现“宇宙”一词地方虽然很多，但称得上“宇宙解”的内容，一共有如下两句话：
一、宇宙空间是无限的；
二、宇宙空间向前向后，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都可以一直走下去，没有终点。
这两句话都包含在恩格斯所写的两本书里，一本是《反杜林论》，一本是《自然辩证法》。
在现代宇宙学看来，这两条都还远不是定论，因为，都还没有证据。这就注定了现代宇宙学要被无产阶级专政取缔。
其实，这两条都不是恩格斯发明的，而是牛顿时代的宇宙学中两条最浅显的假定，即认为宇宙空间是一个无限的三维欧几里德空间。这两条假定很有幸，都被恩格斯看懂了，并抄在他的书里。于是，身价大变，成了人类精华的精华，成了无产阶级的宇宙解（牛顿若有知，不知将作何感想）。
就这样，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牛顿时代的宇宙学和现代宇宙学分别成了阶级对立的两方，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
这使我们想起一段完全相似的历史。地心说原本也并不是出自圣经宇宙论，并不是教会创造的，而是希腊人发明的一种行星运动模型。但由于它被中世纪的教会接受了，所以身价大变，成了一种不容怀疑和挑战的经典。以至地心说被奉为教会的经典，而日心说成了异教的邪说。
可见，现代的社会主义和中世纪的教会实行的是类似的意识形态专制。他们都自命为正统的宇宙学代表，而又都选用已经过时的宇宙模型作为自己的经典，用专制的手段压制科学的进步。
所以，共产主义正统在本质上是反对科学所必须的研究自由、怀疑精神和实证方法的。
后来，1981年，在梵蒂冈举办过一次宇宙学讨论会，我应邀去参加了。会上散发了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讲话，谈及当今教会所主张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说：“宗教与科学之间合作，只要是在任何意义下都不破坏各自的自主，就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宗教要求笃信宗教的自由，科学则强烈地主张研究的自由。”然而，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专制中，在原则上并不承认科学具有独立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自由。
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使共产主义文化也像中世纪的教会文化一样，有一种很强的幻觉性自大狂：宗教经典高于一切，或马克思主义经典高于一切。
在共产主义宣传中，常会听到以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总结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精华而创造的，它大大超越了人类以往所有的各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最普遍的真理，今天各种文化和科学的创造和发展都必须接受它的指导。总之，马克思主义是超越古往今来人类一切精华之精华。我也曾盲从过这种观点。
然而，只要不再盲从，就不难发现，精华之精华论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每一代共产主义大师都好像很喜欢这件新衣。似乎只要穿上了这件精华的精华（或科学的科学），就可以去批判和指导所有学科，无论自己原来懂或不懂。
不妨举几个例子。
马克思写的《数学手稿》，一直被尊为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的经典之一。在70年代初的教育革命中，甚至还被选作数学教科书，在大学里使用。在那本书里，马克思用辩证法阐述每一个微积分概念。特别，马克思对0／0的辩证法分析，曾引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若不认真去看，真会以为那些辩证法分析中含有多少凡人难以理解的深奥义理。实则，只有一条义理：它证明，马克思完全不懂他那时代已发展得相当完善的极限理论。
1908年，列宁写过一本宣传小册子，叫《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他很关心物理学。他用十分激昂慷慨的语调批判“物理学的危机”，批判许多物理学家，似乎拯救物理学非列宁莫属。书中特别强烈地批评了马赫（E. Mach）和庞加勒（J. H. Poincare）两位物理学家。他说：马赫等教授主张不存在绝对参考系，“就是为了能够到资产阶级老板那里去领取更好的薪水”等等。如此非寻常的批判用词，也真会令人以为列宁对物理有如何非寻常的研究。然则，对于列宁的批判，马赫教授竟没有一句答问，只轻轻地说：
“列宁先生还没有懂物理学呢！”
毛泽东先生是在1963年穿上那件新衣的。前两年，毛泽东刚刚树立了中国人人应当学习的好榜样——雷锋，也刚刚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知是否受列宁的启示，他的兴趣也转向了物理学，他要指导物理学家如何做粒子物理学研究了。当时，他表扬了一位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说他的研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着，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纷纷论证坂田模型如何符合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一分为二”等等哲学思想。一时间，板田模型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政治名词。可惜坂田昌一是位日本人，不然他当时在中国的地位可与雷锋媲美。不要误以为这是要求每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必需向物理学家学习坂田模型。相反，那是要求每个物理学家必须自觉地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共产主义文化中的这种幻觉自大狂，也许部分源于黑格尔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当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时，为了学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曾读过一些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的庞大体系，大部分超出我的专业范围，所以不能妄加评价，但是，有一方面我有把握，即我所看到的黑格尔关于物理概念的所有论断，无一不是荒唐的呓语，对物理学来说，没有任何价值。黑格尔对力、对热等物理概念都有讨论。很容易看到，那不过是用一种自认万能万用的哲学体系去论述自己完全不懂的课程。
黑格尔的自大幻觉，是出于他的哲学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度里，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而自大则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专制的需要。
1974年12月，我在给李淑娴的一封信中说：“一个时代被多么昏庸而又无知地主宰着”，“在这方面，我的思想己经走得很远很远。”
我想，正是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偶像，在我的心中，彻底倒塌了。
就在宇宙学开始被批判的1973年，我和我的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最初只有五个人，这就是科技大学的天体物理中心的前身。当时大家并没有设想后来的发展。在那个年代，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代，当局的政策根本就不提倡研究。大家全是凭兴趣做一点事，并不介意是否有发展前途。幸好，当时刘达再度担任了科大党委书记，他的个性比较开明，虽然他也不会违抗当局的政策，但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我们的研究活动总算得到默许。
研究条件当然是很差。
没有经费，第一次经过特别申请才得到的经费，只有200元。好在当时还没有大量活动，也还不需购买设备，尚可维持。
没有一间办公室。学术讨论常在教师宿舍里举行，只有一块1×1平方米的小黑板。
没有文献，科大原本没有设天体物理学这一行，图书馆里收藏的天体物理书籍及刊物很少。有时候，为了找一篇文献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
没有同行交流。当时中国尚未开放，不可能把论文投寄到国际性的杂志上去发表，几乎完全没有国外同行来访问。
在这条件下，这类研究往往是自生自灭，不能坚持太久。但没想到，这个小组居然生存下来了。不仅没有一个人退出，而且还不断有些年轻人愿意加入。
之所以能如此，部分倒应该“归功于”大批判。实际上，对宇宙学的批判，从1973年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项批判使天文界有了恢复活动的充分理由，因为，无论如何，天文学家参加天文论题的大批判，是名正言顺的。所以，从1974年开始，全国每年召开一两次天文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排在首位的节目一定是大批判，即宣读批判文章。
在那文化大革命最后的三年，意识形态专制的威慑力，一年不如一年。1973年对宇宙学的第一次批判，还有三分恫吓力。慢慢地，这类批判变成了一种应景戏。天文学术讨论会渐渐演变成了以批判为名而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同时也可以趁机小小地旅游。就这样，中国天文学界慢慢恢复了元气，不能不说是沾了大批判的“好处”。
会议轮流地由各个天文台和大学主办。1976年夏天的会议，轮到由我们主办，在合肥开，那是中国天文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回光返照，在文化大革命临终时，革命大批判的火力又变强。特别，北京发生了“四五”事件，又开始了镇压。所以，很多人悄悄告诉我们，合肥会议可能备受有关方面（指负责意识形态者）的关注，要我们小心。我们只有处处精心，努力做到无懈可击。
会议的地点，我们选了一个不公开的住所，原为训练越南共产党游击队干部的一个基地。这里环境优美，设备不错，也有游泳的地方，因以国际革命为背景，所以谁也不能指责我们选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舒适地方。唯一不足的是，越南人不怕热，会场里没有空调。
会议中间的旅游，最费脑筋，显然不能选黄山，一定要遭到批判。当然也不能选八公山，谁愿去那里旅游！最后，我们选中了皖西大别山里的霍山县，那是所谓的将军县，即中共的将领中，以霍山人最多，有数十个，是早年的革命根据地。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根据地，而是那里的一座梅山水库，是一少有的风景佳境。
一切准备就绪。1976年7月开会。果然，北京上海等地的意识形态机关都派了人来，尽管这些人从来不是天文学家。一些天文学家给这种人起了一个代号“钓鱼的”，意为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现批判目标，谁发言不慎，就会成为“被钓的鱼”。
钓鱼开始了，首先上钩的是南京大学戴文赛教授，他在发言中公开说，他赞成大爆炸宇宙学。因为，戴文赛先生是天文界的前辈，所以钓鱼的人还未起钩，要等其他人上钩后再一起钓尽。于是，会议参加者都平安去了霍山。在梅山水库畅游两天之后，又回到这个原越南游击队住地。继续开钓，人人都在注视谁将被钓，天气越来越热，没有空调的会议室也越来越紧张……可惜，在这紧要关头，唐山大地震了。钓鱼者和可能被钓的鱼们，一哄而散，一切就此结束。
就是这些想象不到的奇奇怪怪活动的组合，使我们的研究组维持下来。从1974年开始，我们研究组每年发表论文的量，按人平均就一直是科技大学全校第一位，我们的研究课题涉及宇宙学、引力坍缩、致密星体以及活动天体等等，即大都属于相对论天体物理范围。随后不久，学校当局正式承认了天体物理研究室，我们的研究活动合法化，开始进入了正规的年代。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发现，在这章里，关于宇宙学的批判，写得太多了，有一种沉闷感。而且，只写这些，似乎也亵渎了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因为，这些批判只是它们历史上一个插曲而已。
然而，我无法改变的是，那本来就是一个沉闷的时代，是时代在亵渎那些充满智慧光彩的学科。
我想，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也不会介意我写下了这样一段历史。因为，天文学从来不追求世俗的荣辱，不屑于咄咄的权势，它也不需要怜悯的同情。不，它不需要这样的同情。相反，一个人，只有越多地接受宇宙的陶冶，越多地得到宇宙的启迪，才会有越强的坚定，一种用其他途径都不能获得的，信念上的坚定。康德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是啊！宇宙是这样的理想、坦荡、无边。当你直接面对着至深至美的宇宙时，精神中必定会有一种至大的发扬，心中的道德律必定会有一种至极的升腾。当你越来越清楚的知道时空在如何地膨胀、宇宙在如何地演化之后，
还有什么恐惧和怯懦不被一股喜悦之情所驱散？
还有什么困惑和不解不被一种智慧之美所化解？
还有什么烦恼和郁闷不被一曲天体的歌所融蚀？
13.七十年代末的现代化
唐山大地震，死伤40多万人。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进入弥留。
1976年秋季开学，天体物理学研究室有了第一笔经费用于买一台计算设备。虽然那台设备的功能只相当于80年代的一个计算器，但体积和重量却有一台电动打字机那样大。出售设备的工厂不负责运送，只好我们自己去取。9月9日下午，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去该工厂，当我们骑车刚刚出了校门，就听到全城的大小喇叭突然都响起了哀乐，其音量之大前所未有。在那个年代，哀乐音量的大小严格地比例于死者的权位，所以，立即可以猜到：毛泽东死了！
当我们取到笨重的计算器，带着它骑车回校时，大街上还在一个劲地响着大音量的哀乐。然而，街面景色一切照旧，小板车川流不断，汽车也没有鸣笛致哀，建筑物上醒目地挂着标语“毛主席万岁！”也没有行人去理睬。一个不属于计算机时代的人——不，一个“皇帝”就这样死了。
一个月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草草收了场。
中国的又一个现代化时间，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带来过一股普遍的轻松感。“四人帮”垮台消息刚传出来时，北京天安门前一度还有自发的游行，敲锣打鼓，庆幸从批判斗争的压抑下解脱出来，至为兴高采烈。
这时候，现代化成了一种共识。谁都希望中国赶快告别斗天斗地斗人的哲学，现代化最要紧，然而，什么是现代化，中国如何现代化，从何做起？却没有公认的答案，或各有各的答案。
至于，中国的前途到底如何？也是各有各的估计。大部分人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但历次运动中遭到过整肃的人仍然小心翼翼，缄口不语，都在等着瞧。
有海外及港澳亲属的人，这时都急着设法移民。政府又开始准予移民，当然得到批准仍不容易。砖厂的老搭档邓伟廉和二十年的同事A两位都是在这个时期经过顽强的努力而移居香港的。他们都是1949年从香港来大陆的。这一去一来说明1977年的兴高采烈同1949年的兴高采烈截然不同。后者高兴的是可以回大陆来参加中国的现代化了，而前者是高兴终于可以离开中国这块大陆了。
邓伟廉临走前来告别。我们谈起对时局的估计。他持悲观立场，他说他之所以坚决移民，就是认为中国的前途黯淡。他的主要理由是，邓小平重新上了台。这同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看法很不同，我们认为邓小平本人也遭到过毛的整肃，总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会重复吗？
但邓伟廉说我们都受骗了，他有一个至为离奇的论证。他认为毛泽东整肃邓小平，实为周瑜打黄盖，完全是一场戏，目的就是为了使老百姓以为邓小平可以信赖，从而拥护他，使毛朝国体得以维系。邓小平才是毛真正安排的接班人。邓与毛绝无实质差别。他的根据是，毛无论整肃谁，一向都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绝没有像对邓那样，批斗后，还可以打桥牌。这个故事，是死（毛死了）无对证的。我虽然不相信，但也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自洽的模型。
几个朋友，在这股现代化潮一开始，即纷纷离去。
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不能离开这块大陆，只有盼望它好起来。也许毛朝的结束是个转机？但愿如此。
我对现代化的第一反应，是全力投入物理的教育和研究。我想，物理学总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6年以前，我每年平均发表4篇论文，1977年以后增加到每年平均8篇。
整个生活几乎全被天体物理占满了。
1976年10月，我们去北京天文台的兴隆观测站，它位于北京东北160公里的兴隆山区，原来是清朝贵族的狩猎区，周围极少人烟，没有灯光污染，气象条件也好，是做光学观测的一个理想的地方。但设备并不理想，主要有一台60／90厘米的施米特望远镜和一台60厘米的反射望远镜。1958年起就开始动手制造一台直径2米的望远镜，但由于不停顿的革命，20年后也没有建成。
中国天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历代帝王都自称自己的皇权受命于天，所以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官办的学科。但是，中国最有贡献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却不是出在盛唐，或宋明，而是出在蒙古人侵入中国的元代，即中国的固有文明最衰落的年代。可见，中国天文学的盛衰并不全平行于中国固有文明的盛衰。天文学可能是最早的一项超越民族界限的学科，它为整个人类所共享。
北京天文台就是1279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汗（Kublai Khan）的诏令之下创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天文台，也是最现代化的天文台之一。郭守敬是它的首任台长。
天无永住，法轮常转。700年后的北京天文台的望远镜已经大大落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面。兴隆山上只能做一些经典的观测，我们很幸运，测到食变双星仙女座BX（BX Andromedae）的一个亮度极小时刻。据此，我注意到，这双星正在越转越慢。于是，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变化，题为《仙女座BX的周期增长》。这是我唯一的一篇用自己的观测数据写的论文。
下山以后，空间物理的朋友又请我去参加了两个月的哨声（Whistler）观测。这本不属于天体物理，但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所谓哨声是南半球打雷所激发的一种声频电磁波，它可以沿着地球的磁场通过高空一直传播到北半球；南半球的雷声传到北半球就成了美妙口哨声。每当哨声站里响起阵阵的口哨，就知道此时此刻南半球的某地正在雷声隆隆。从哨声的长短，音调的高低就可以探知地球高空的磁层。
哨声接收站设在北京西北郊区的地磁站里。地磁在中国也有极悠久的历史，传说早在公元前2690年（BC. 2690）轩辕氏攻打蚩尤匪帮时就用了指南车。那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战车，它利用地磁场指挥大军在雾中行动，偷袭蚩匪主力，大获全胜。可惜，轩辕氏的后人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地磁的进攻性。相反，指南针的最大用处是为死人找坟地。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地磁学是风水学。中国的棺材都严格地坐北面南，极为一律，像是安睡在地磁场中的一个个小磁针，享受着磁场的慈爱，磁即慈也。所以，在中国，大地的磁是最大的慈爱之源。
我们研究哨声的目的，更接近轩辕氏。我们本来预想，当有人造飞行物（如人造卫星，洲际弹道导弹）飞经高空时可能会在磁层中留下尾迹，因而可能会影响哨声等波的传播。如果能识别这种影响，就可以用来侦查这些高空飞行物的踪迹。显然它潜在地具有很大的军事利用价值，类似于轩辕氏的指南车。但是，我们没有成功。
一天一地，两次观测，只是插曲。但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兴盛曾得益于天文学和地文学。
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在更深的太空。1977年3月，我去南京大学讲广义相对论。这次是戴文赛先生要我去的。戴先生自己每堂必来，天文界的其他前辈，如紫金山天文台的龚树模教授等也每堂必到，所以，我讲得很认真。那时，己经没有“钓鱼的”了，现代宇宙从一门“地下”学科转为公开的学科。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那一时期，我的研究重点是有关类星体的宇宙学。
宇宙学挤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宇宙观念，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我这样认为。
无论现代宇宙学目前还有多少困难和问题，它终归是现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由于长期禁止宇宙学，社会主义中国一直没有分享人类文明的这一成果。几十年里，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以至大学教育中，凡提到宇宙，最多讲到康德，讲到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天体演化观念，因为，恩格斯的书只讲到这里。在70年代末，不少物理系的学生和教师还完全不知道大爆炸宇宙学。
文化大革命使社会教育水准大大下降，有些人的宇宙观念，已退化到风水学中的天圆地方说，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宇宙里。
我们决定做一点宇宙学的普及。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必要现代化，倒也是从中国人突然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上开始的。那是在16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带来的圣经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很大响应，最轰动的是他献给明神宗的一幅《世界勘舆图》，即世界地图。在那之前，大明朝所用的地图，还不知道大地是个球，而把中国画在平面大地的中央，周围虽也标出番邦异域，但相比中国的版图，外国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亦即，中国不但是中央大国，而且其面积几乎就是整个大地，至于大西洋、南北美洲等，中国字中根本没有。利玛窦的地图使世人大吃一惊，原来中国不单不在大地中央（地球也没有中央），而且，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只不过占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一小块。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如此博大的世界！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从此立意追求新学，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滥觞。
1987年5月，经教皇当局许可，我到梵蒂冈图书馆里去看利玛窦带来的那张世界勘舆图（当然是复本）。其实它也是相当粗糙，许多地理的比例还有很大误差，澳洲大陆的大部分尚缺。但相比大明朝的粗陋地图，的确会令中国人羞得无地自容，我很佩服明末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因羞愧而恼怒，相反，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文化引进。第一部中文的天文望远镜著作《远镜说》即在这一时期出版，它只比伽利略的世界第一架望远镜晚了15年，可见引进之快。
70年代末的现代宇宙学最多相当于（可能还远远不及）利玛窦的地图，粗糙而有遗漏。但是，相比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图，已是天壤之别了。康德、拉普拉斯不是中国人，本没必要因他们的宇宙图的过时而感到任何羞愧。
然而，怪事就是有。
1977年7月，在北京举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全国自然辩证法讲习会。参加者大部分是全国各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或等价课程）的教师。会议仍以“自然辩证法”为名，但与“大批判”时期是不同的。会议组织者的目的倒有三分像利玛窦当年的献图，是想让与会者见识一下现代各门学科的成就。会议在中共北京市党校举行，巧得很，利玛窦死在北京，他的墓就在这个党校里。
现代宇宙学一题由我主讲。那天的听众有一千多人，党校礼堂坐满了。向缺乏物理基础知识的人介绍现代宇宙学，这是第一次。我认真地做了准备，但仍很担心听众没有耐心听下去，特别天气又很热。讲了一个半小时后，休息15分钟。
这时，我知道，我成功了。证据是，会议主席交给我一大把听众递上台的纸条，同时，会议主席轻声地向我说了一句：
“不要管他们，继续讲，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打开条子一看，不少写的是：
“请问演讲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论断！”
“请回答，你是否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无限论。”
“会议主席，今天为什么请来这种满是反革命言论的报告，希望会议主持者考虑。”
我很高兴，我打中了要害，现代宇宙学击痛了一些人头脑中的愚昧硬核。遵照会议主席的意见，15分钟后，我继续后一半的演讲。本来，我并不想多涉及没有趣味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宇宙学本身还有许多论题来不及介绍完，看过这些纸条后，我反而用了一些时间很明确地很大声地论证。
“我认为，恩格斯的宇宙观念己经过时了。”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挑战，演讲结束后，我被团团围住，久久不得脱身，我的挑战引起了共鸣。
后来，我在上海、杭州、重庆、南宁、贵阳、昆明、安庆、乌鲁木齐等地多次做过相同的演讲，也有相同的经验，往往会接到类似的条子，随后也会被团团围住。越是闭塞的地方，那种条子越多。直到1984年，我去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讲宇宙学，竟还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听了一次后就振振有词地说：“这些（指宇宙学）都是反革命言论。”
这就是30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可悲、可叹、可怜！
毛朝的30年锁国，其效果同明朝的200年锁国是一样的，只是当年对“天朝大明”的迷信换成了如今对“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迷信。甚至后者比前者更偏狭，连明儒那一点开放的胸襟也没有了。长期的文化饥饿使精神的胃液完全枯竭，失去正常的精神消化力。幻觉性自大狂又使人拒绝吸收一切外来物，只能吸收自己的排泄物。
无知而又不自觉，这就是70年代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困难。
不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过时，幻想科学现代化，断无可能。
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合乎表面的逻辑。1958年，当我在赞皇努力劳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时候，我的政治境遇越来越糟，终于开除了党籍，成为贱民。70年代末，当我逐渐公开地表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之后，我的境遇反而越来越改善，终至恢复了我的共产党员党籍。
这证明，所谓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决策者那里，从来不过是一面旗子，可以向右飘，可以向左飘，全凭一挥手。我明白得太晚了。
1977年开始向右飘，有流传说，中共准备为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随着传说越来越多，我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地从谷底“回升”。
1978年3月，我被挑选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这正式表明我的贱民帽子摘了，再度成了一个人民。因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故凡能进入者，一定是人民。这个位于天安门前具有希腊式廊柱门面的会堂建成于1959年，即我被开除党籍的后一年。20年后的1978年我还是第一次进入这里。可见，中国分成贱民与人民二者之说，决非戏言。
1978年，当局发动了一场讨论。目的是论证一个哲学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会、小会、报纸、杂志，都讨论，很热闹。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了。当然，我赞成这个命题，对物理学来说，它不过是一个ABC的观念。这件事对我的重要性不在于赞成或不赞成，而在于能得到邀请—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能见报—姓名准用五号字登出，这每一步都是一个政治待遇等级的标志。到1978年夏，我的等级回升到姓名可以出现在非中央级报纸的三号字标题上。
1978年9月，我被晋升为正教授，这是停顿了20年后，第一次恢复晋升。虽然，这主要依靠同行的评议来决定，但随后的宣传也是当局的一种姿态，就如邓小平当时连连地说：“我要为知识分子作后勤部长。”
1978年秋，胡耀邦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开始正式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他主持草拟了（1978）中发55号文件。按此文件，如我这类因“右派言论”而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都将恢复党籍，再度成为中共党员。
55号文件尚未正式颁布实行，其内容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和议论。我的问题是：55号文件要恢复我的党籍，而我早已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相反，是一种落后的标志。同时，我也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值得信仰。因此，要不要接受这个自动恢复的党籍？
这时，我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10月初，在桂林召开“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内容是讨论物理学哲学，并不是我很有兴趣的。我参加会议的动机主要是慕名桂林风景之美，会议的地方组织者是侯德彭，他特别邀我一游桂林。这当然是个好机会。我于10月5日到达桂林。
桂林虽有甲天下的美称，但那一次游桂林不很理想。桂林的钟灵秀美，全系于一条漓江，而我们去时正逢漓江水枯，大片干旱的河床暴露出来，山水的魅力逊色至多。至于颇富盛名的溶洞芦笛岩，我绝对不喜欢，在谢三矿已经钻过太多的洞，任何地洞或山洞都不会再引起惊奇感，相反，只能引起对那黑暗的地下岁月的回忆。所以，未等会议结束，我就走了。
在桂林的三天中，55号文件是一个比会议主题更热门的话题。与会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大家相互交换各种消息，讨论这个文件将给右派们带来什么前景？
会上我熟悉的右派是：侯德彭、许良英和范岱年。原来都是共产党员，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1957年侯德彭在中宣部成为右派后，被下放到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我有类似的经历，他的“劳动”一度是在邕江里打捞尸体。1970年左右，广西曾有过极残酷的武斗，被打死的人大都被抛入邕江，甚至活人也被装入麻袋抛入江中。上千的尸体顺流而下，一直飘入香港海域。香港当局向中国抗议，中国政府才责令广西当局捞尸。侯即捞尸队员之一。文化大革命后，他在广西大学教量子力学。
侯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恢复党籍。
许良英是我1974年才认识的朋友。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时，就是浙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领导学运。1949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做研究，1957年成为右派后，失去工作，回浙江老家务农。在种田期间，坚持不断地搜集并翻译爱因斯坦的论著。遂编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收有爱氏的论文、讲演、谈话及书信等410篇，130万字，于1974～1979年出版。以出版年代论，是世界上第十部爱氏文集。我认识许，即是由于他问我爱氏文中的一个天文学词汇的译法，从此相知甚深。1978年他复职，筹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许原来是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我认识时起，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比我更强烈。他虽也准备接受恢复党籍，但补充了一句：
“入党是为了改造党。”
范岱年，原是许良英在哲学所的同事，也一起成为右派。也下放过农村。曾在科技大学图书馆短期工作。后又回到研究所。1978年后参与筹组管理科学研究所。
他的意见也是入党，理由是，当今要做事，只能从党内着手。
离开桂林后，我的主意，也大体定了——接受党籍，在党内改造党。四个月后，党籍正式恢复，以下是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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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励之同志开除党籍的改正决定
方励之 男 42岁 家庭出身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1955年6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入党，1956年北大毕业来所工作，任研究实习员，党内曾任分支委，1958年10月18日因整风反右时的右派言论经科学院机关党委批准开除党籍，现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
遵照中央（1978）中发55号文件精神，对方励之同志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方励之同志在1957年整风期间，能积极参加运动，在“上党中央书”提纲中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符合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的。提纲中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虽有些意见有不妥之处，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论，因此开除党籍是不对的，决定予以改正，撤消原处分，恢复政治名誉，并恢复其党籍。
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临时党委
197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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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名具有2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虽然24年中有21年不在党内，虽然24年前的共产党主义崇拜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21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走了一步，才懂得了“对政府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
中国的现代化，步履维艰。
1978年夏，我第一次接到国外同行的邀请，请我参加第九次得克萨斯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
按中国当时的规定（也是用了30年的规定），所有中国公民因公事出国，无论事由大小，一律须经政府总理批准，方才放行。参加相对论天体物理学讨论会，也得由国家最高当局研究决定。
很幸运，我参加得克萨斯会议的申请，于1978年11月得到了当时的总理华国锋的批准。可能极少其他各国的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同行能得到如此高级的“关照”。
出国前夕，中国的第一次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正好在广州召开。我也去了，我的讲题是极早期宇宙学。
会中休息的一天，11月23日，我们乘中国南海舰队的一艘布雷舰游珠江口。珠江口并无有名景色，但处处是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在这里爆发，清军被英国炮舰打败，朝廷被迫求和，丧权辱国。举国上下（不单是16~17世纪那类少量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再迷信自己是个无与伦比的泱泱天国了，承认需要现代化。因此，珠江口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正式起点。
那天一早我们从广州出发先到黄埔港，登上军舰。航程的第一站是虎门要塞，这是守扼珠江的大门，中国的门户当年就是首先在这里被英军打开的。第二站是太平镇，这是林则徐销毁英商鸦片的地方，销鸦片用的石灰池还在。午饭后再到沙角要塞，上有一门巨型要塞炮，形状威武。炮管外径最粗约70厘米，管长约5米。据说，大炮运到要塞后，放第一炮就瞎了，炮管被堵，从此成了一门只供观赏的废炮。
鸦片战争似乎也带来一种简单化的逻辑，好像只要把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中国就又可以复归于一个中央大强国。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不是中国人。若按义和团的分类法，应是属于“吃洋教的”。但是，中共领导人也迷信上述那个简单逻辑。1949年以后，当局做得最彻底的事情之一就是赶走外国人，切断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正常联系。
的确很彻底，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7年，合肥市中心最大的邮局还不知道如何向国外投寄信函。如果谁要问这个问题，准会惹来一堆惊异的眼光，好像他们只有大明朝的地图，外国是不存在的。
如今，那门废炮的未竟之业，早完成了。当我们乘着中国的军舰进出珠江口时，英国炮舰龟缩到香港已有30年了。
然而，废炮依然在，现代化还是没有来。这才渐渐明白，外国人赶走了，现代化未必就来了。这才慢慢走向开放，这一关一开，其间又是一个20年。
1977年10月，美国天文学会首次派十位天文学家访华。随后，陆续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天文学家访华。中国和西方天文学家之间的隔绝，才告解除。出国的申请，才可能到批准。
很有趣，尽管中国天文学家同西方同行之间隔绝了20多年，互不相识，各有十分不同的背景，但是，一见面即可迅速进入实质的学术讨论，除了一些语言的困难，不存在任何文化障碍。除了论及天球的东西时，要用到东西二字，在所有的讨论和争论中，根本不需要东方、西方两个概念。
这再次证明，天文学是超越地域文化的，是普适的。
其实，现代化何尝不是超地域的！现代化成败的要诀不在于中国的或外国的，不在于东方的或西方的，而在于接受普适的进步文化：科学和民主，舍此无他。
否则，废炮永远是废炮。
我走出了中国。
14.走出中国
1978年12月6日，我第一次走出了中国。
那天，我和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启程去西德。第二天，12月7日，到达波恩（Bonn），正逢波恩大学的地外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主人兴致很高，在当晚的招待会后，特意带我们去参观他们一个专门的小图书馆，其中珍藏有开普勒的原著。
我早知道，开普勒用音乐的和谐来寻求行星运动的规律。但是，我并没有见过他的原著。果然，主人给我展示的书都是用五线谱写的，没有文字，只有音乐符号。开普勒把太阳系看成一个和谐的体系，用不同的音程、不同的节拍，来描写各个行星运动的快慢和进退，构成一曲天球的乐章，从而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就像他自己说的：
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一首歌，一首连续的、几个声部的歌。它只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而不能由听觉感受到。这音乐，好像通过抑扬顿挫，根据一定的、预先设计的六声部的韵律进行，藉以在不可计量的时间川流中定出界标。
开普勒的乐谱启示我，走到太阳系外，才能看清地球运动的轨道。
回到住地Treppehen旅馆，耳边似还在响着开普勒的太阳系组曲。那变奏的旋律已是：走出中国，才能更看清中国。
从那之后，我又陆续到世界各地的物理和天体物理研究所访问或短期工作。到1980年夏天，我已整整走了世界一周。按时间前后，我经过的国家有，西德、意大利、法国、罗马尼亚、瑞士、英国、爱尔兰、美国和巴基斯坦。
这一时期，中国刚刚开放。中国和世界隔绝了整整40年，中国对外部世界已很陌生了，外部世界对中国人更陌生。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许多地方，我都是40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访问者。
1979年春，我第一次到西西里首府巴勒莫访问，当地电台在当天晚上就广播说“今天有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教授抵达西西里”，广播并没有说明是从何时算起的“第一位”。在西西里，我的确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侨民。所以，很可能，我是从迦太基时代算起的第一个来西西里的中国物理学家。
在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类似。每到一地，报纸、电视台等传媒往往就追踪而至，免不了同记者的周旋。每次的话题几乎又都免不了马可波罗和意大利面（spaghetti），好像从马可波罗之后就没有任何中国人来过意大利，好像只有当讨论中国面条和意大利面到底谁先发明时，才能使意大利人想起还有一个中国存在。
1979年复活节期间，我去摩纳哥，想知道蒙特卡罗(Monte Carlo)的究竟，不是为赌钱（也没钱可赌），而是因为蒙特卡罗方法在物理中也越来越重要。在我通过意-摩边界的时候，边防警察拿着我的护照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就像一个集邮者看到了一张稀有珍品一样。这位警察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甚至不知道如何在护照上加盖关防图章，结果，没有登记和盖章，就放行了。
总之，在那些地方，中国公民似乎比中国大熊猫还稀少。
我还并不因此感到太孤立，因为邀请我的主人都是物理或天体物理学家。物理学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不难找到知音。比如，邀我去意大利的罗马大学教授鲁菲尼（R. Ruffini），我们以前虽毫无交往，但我和他发现，在他和我各自独立发表的文章中，竟有三篇主题极为相近，结论也一样。
实际上，从伽利略、牛顿开创物理学后，物理学家就生活在同一社会中。无怪有人说，物理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当代的一位“教皇”就是爱因斯坦。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筹备纪念活动以及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
我到罗马时，正临近1979年3月14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电视节目中天天有爱因斯坦。当时，我住在林琴科学院(Academia de Lincei)，这是一个纪念活动的中心。意大利国家二台的电视记者也趁机来访问我。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什么关系？”
又是中国。这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与爱氏的特殊关系确实很少，他一生中只有两天在中国，即1921年他从日本搭船回德国时在上海停泊的两天。所以，中国不具有电视记者有兴趣的独家“新闻”。
当然，我可以答“爱因斯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这是一条独家新闻。然而，这就会使素以尊师重道而著称于世的中国，太丢脸了，竟会堕落到批判一位最受尊重的科学家。我也可以答，“我的朋友在种田时编了三大本《爱因斯坦文集》。”那就会使意大利人以为我不懂相对论，接着要问“难道相对论对种田有用？”
幸好我当时研究的课题之一是致密星。我就冒险地答：20世纪的爱因斯坦与11世纪的中国有联系。我的意思是，根据爱氏理论所预言的一种致密星——中子星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公认，而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宋朝司天官在公元1054年所记录的一次超新星爆发。
我心里想，这个回答可能有些牵强。但没想到，却得到很好的效果，电视记者惊异地满意。可能因为，我讲的这个联系，横跨西方和东方，现代和古代，特别为崇古好古的意大利人喜欢。
意大利人好古，我还有过一次经验，1983年，我在威尼斯看到一个展览的题目是“中国的七千年文明”。我们小学时就知道中国是“五千年的古国”，怎么一到意大利就成了七千年？想来一定是展览会的主办人为了投观众所好，又给中国文明多加了二千年。这要比我的所作所为牵强多了。
在纪念伟人的活动中，一些牵强往往是免不了的，因为，人们总是要把自己局部的事业与被纪念者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起来，以示自己对被纪念者有一种独有的尊重，似乎也因此可以分享到一部分伟人的荣光。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科学是一个整体，它凝聚着累积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贡献。因此，在科学事业中确实存在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以这种历史眼光看，这些联系又都不是牵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特别对于爱因斯坦，他的科学发现是普适的，他的活动是全球的，他自称是世界公民。因此，用中子星的发现史来表现爱氏开创的学科的世界性、全球性，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方式。
后来我索性编制了一份更详尽的中子星大事记，按逻辑顺序列出导致这一重要发现的最关键的贡献。凡是有必要讲到科学是一项全球的事业时，我就以它为例。大事记的主要内容如下：
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1915）；
费米—狄拉克统计法的建立（1927）；
查德维克发现中子（1933）；
朗道预言可以存在中子星（1933）；
巴德·茨威基猜测超新星爆发可能形成中子星（1934）；
奥本海默关于引力塌缩形成中子星的理论（1939）；
休伊士—贝尔（Jocelyn Bell）发现射电脉冲星（1967）；
中国、日本、朝鲜关于公元1054年超新星的记录（1054—1056）证实脉冲星是中子星的推论。
可见，一颗中子星里，就淀积着各个地域的民族和文化的贡献。
1979年4月，我又被意大利国家电视二台邀去拍一个镜头。当时他们在拍一部更深入介绍爱因斯坦的系列片，其中包括一段相对论观念的历史渊源。一般公认，伽利略以下的这段话对相对论思想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贡献：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甲板下的主舱里，让你们带着几只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只大碗，其中有几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个宽口罐里。
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小虫都以等速向舱内各方向飞行，鱼向各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下面的罐中。你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这一方向必不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方向跳过的距离都相等。
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以任何速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也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跃时，你也将和以前一样，当你在船底跳过相同距离时，你跳向船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更省力。
按照他们的电视脚本，这一段有名的话要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很可能是安诺河上的行船使伽利略得到如上的发现。
在电视开拍前，编导听了我在林琴科学院的报告。其中我特别提到，伽利略的话可能还不是最早的相对论渊源。中国汉代的古籍《尚书纬·考灵曜》中就有一段话：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窗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它的意思同伽利略的完全一样，但时间却早了一千多年。电视编导倒丝毫没有偏见，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修改了脚本，加上《考灵曜》一段话。并执意邀请我作一次临时演员，在比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句：
“舟行而人不觉也。”
我不能推却，于4月初随他们的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显然，这个镜头极不协调，斜塔本是意大利的国宝，却由一个中国人谈行舟，实属怪诞式的搭配。
正因此，这个镜头可能给人深的印象。后来我到的里亚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访问，几个秘书一见到我就立刻认出来了，说“明星教授来了”。
我这个几秒钟的明星，虽然向意大利观众证明了相对论观念的萌芽在中国甚至比伽利略还早，但我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伽利略的思想真正是物理学的始祖，它引发了不可遏制的科学潮流。而中国的思想先驱却只像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自生而又自灭了。
中国文明里为什么始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历史学家有许多论辩，就我从物理学看，并不难解释：专制和孤立的社会，绝不会有发达的科学。没有自由的交流就没有科学。爱因斯坦说过：“真正伟大和富有灵性的东西只能由工作在自由之中的个人所创造。”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萨拉姆（A. Salam）教授是中心的创建人，也是它的主任。他告诉我，他创建这个组织的原初目的就是要帮助第三世界的物理学家解脱孤立困境，有一个自由研究的场所。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在1972年就已是联合国的成员，但中国当局从未允许中国物理学家来这个中心访问和工作。直到1979年才开始松动。
我是第一个到这个中心访问的中国物理学家。在这之后，渐渐有中国人来。后来，我又服务于这个中心的国际学术委员会，是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人。我的任务就是促使更多的中国物理学家能一享“工作在自由之中”的权利。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每年去中心访问和工作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已高达二百人左右，其中许多都有我的直接推荐。我对这件事，要远比那次充当电视明星，更感到骄傲。
因为，这正是中国需要的自由。
我在英国的逗留时间较长，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4月，整整半年，其间只在圣诞节附近去了一趟爱尔兰。半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剑桥大学，任天文研究所的客座高级研究员。当时天文研究所的主任是李思（M. Rees）教授。
剑桥的生活远比在意大利平静、规律、少变化。每天早上9时左右骑车去研究所上班，中午就在附近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食堂吃饭，然后再工作，再喝下午茶，然后再工作到下午7时左右下班。回住地。
半年里，我一直住在Cranmer Road，就在有名的“学院背后”不远的地方，在剑河的西边，安静，幽雅。
我隶属国王学院。晚上，或者去国王学院的食堂吃饭，或者就回住地，自己下面条吃。每天吃面条虽然单调，但在英伦，这样的单调也十分正常。
社交活动有，但不多。国王学院的正式晚餐是学院中的社交，但气氛过于严肃。特别，我们这些坐在上席（High Table）的人，穿着礼袍，在谈笑时也需要注意仪表，正襟危坐。
剑桥一直有华人或华语社会，但大多来自香港和新加坡，我很少联系。直到1980年2月，剑桥的中国学会（Chinese Society）邀我做一次中国古天文学的报告，才开始较多交往。最初，大陆来的人屈指可数，只有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朱慈盛比较熟，偶尔去他的住地一坐。
星期天我不去教堂。只在1979年降临节的晚上去国王学院的教堂参加过一次唱诗，1980年的复活节在圣马太教堂参加过一次礼拜。其实，共产党内的一些活动在形式上很像宗教。那一时期，我虽是中共党员，但也没有这类活动。
没有特殊的风光。从我的窗前望去，是英格兰最常见的景色，草地，树丛，牧场，马，奶牛和松鼠。总之，在剑桥的一段生活没有太多可记的奇闻异趣，一切都按部就班。这倒应验了一句俗话，“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在剑桥的半年里，念书效率最高，研究工作的进展也很快。在这个意义上，剑桥的清净、肃穆和守常，是一种逼人也是一种诱人做学问的力量。
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吴忠超也来到剑桥，他在理论物理和应用数学系念学位。星期天他常来找我，相约到剑桥周围走走。有时候，一同去散步，沿着剑河无目的向北走，直到天快黑了再折回。有时候，约几个人骑车出游，到Mullad天文台（它就是发现脉冲星的地方）附近的植物园，或者去一个美军墓地，那里有极好的草坪，埋葬的都是二次大战中的阵亡者，战争期间这里有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剑桥附近的路的确起伏不平，骑车要倍加小心，这又使我想起钱临照先生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中国人来剑桥大约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我的老师，我的老师的老师，就都来过这里。在中国的学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20年代的诗人徐志摩就以剑桥为题，写过有名的散文。一百年里，中国每开放一次，就有人来一次剑桥，重复至今。如今轮到我们这一代来重复老师、或老师的老师已做过的事。是不是还有下一代的重复呢？
离开剑桥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剑桥想到的中国的科学现代化》（发表在1980年5月香港《大公报》）。主旨就是希望，下一代人再来剑桥时不会发现他们又是在重复老师、老师的老师。
然而，我并不乐观。
12月14日，在伦敦的意大利文人中心举办一次报告会，主题仍是纪念爱因斯坦及介绍相对论天体物理。报告人有鲁菲尼和我，并由李思主持。这是一次文化性的活动，报告是普及的，主办者向意大利和中国驻伦敦大使都发了请帖。下午近5时，我从剑桥赶到该中心时，听众已有上百人到了。意大利大使杜奇（Ducci）也已到了。还没有看到中国大使馆人员。直到报告会即将开始时，中国大使柯华才到。他只向活动主持人和意大利大使打了个招呼，连连说：“我不懂，很抱歉，我不听了”，即匆匆退场。只留下中国大使馆两位科技秘书在场应景。
报告之后，有一个短短的招待会，不少年纪很大的妇女，找我问东问西，她们没有全明白报告的内容。对如此新的一门学科，没有全听懂，是很自然的事。黑洞、吸积、时间冻结……光这些新名词就够令人胡涂而又神往。事实上，正是因为不全懂，才更需要来多听，因为这是人类当今创造的文化。
然而，中国大使先生的信条正好相反，凡“我不懂”的，即可不听。这使我想起，近代中国第一次开放时办洋务的官僚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做官。”那一次开放失败了。
今天，身旁仍有失败的阴影。
我于1980年4月19日结束了在剑桥的生活。20日下午1时从伦敦飞离英国。飞机越过格陵兰，加拿大，下午3时到达旧金山。
一下飞机，就进入了紧张的日程。
本来，我在美国也可以有个较为松弛的时间表，从西岸到东岸都有许多地方要去，可以一站一站地慢慢走。但中国科学院很晚才通知我，必须在6月中旬赶到巴基斯坦，参加那萨加里（Nathiagali）暑期物理学院，那里已经排定了我的几次讲课，所以在美国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两个月。整个旅程安排得好像是一场美国五十日游。我的路线是旧金山—洛杉矶—奥斯汀—休斯敦—波士顿—华盛顿—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芝加哥—纽约。
我能自由支配的空闲很少。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学术报告，再加上各种座谈，讨论，以及旅途消耗，所余时间无几。但我还是尽量设法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一睹新大陆的风采。从洛杉矶到奥斯汀的途中，本应在图桑的基特峰天文台停留。但是，禁不住大峡谷的引诱，我最终决定割舍基特峰，采取了下列路线：
4月25日晚从洛杉矶乘灰狗长途车出发；
26日晨5点到凤凰城，9点到旗杆市（Flagstaff，李淑娴注：发现冥王星的天文台所在地）；
11点到大峡谷，一游，来不及到达谷底；
17点再乘灰狗回到旗杆市，22点30分再出发；
27日5点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新墨西哥州最大城），作三小时市容游，11点30分再换乘灰狗；
19点45分到拉伯克（Lubbock），停留一个半小时；
28日4点55分到达拉斯（Dallas），作闪电游，再乘车；
12点50分到奥斯汀；
29日在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讲“宇宙早期的相变”。
这是一生中最少浪费的四天之一。
5月24日则是一次“浪费”。那天纽约的一位朋友T带我游长岛。先去一个欧式的花园Old Westburg Gardens。然后到Old Bethpage Village，这是一个占地不小但规模不大的博物馆，它模拟美国120到150年前的一个农村。村中有各种手工作坊。穿着百年前服装的“工匠”，真实地表演当年的打铁、修鞋、做扫把、洗染等等。另外还有一个酒店，一个旅店，也都是尺度一比一的摸拟。我注意到，美国游客都津津有味地看。在修鞋、做扫把的表演者周围聚满了人群，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仔细看那工匠如何把鞋套到鞋形铁砧上，如何剪皮，又如何把皮钉在鞋底上，好奇地欣赏这（美国的）古代的技艺。
可我心里这时正大大怪罪T，为什么带我参观这个？虽然T是华人，但可能在美国住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忘记了今天北京的大街上仍然还是用这种方式修鞋，完全不需要万里迢迢飞过太平洋来看这些表演。如果Old Bethpage的酒店就能算是一个古董，那么赞皇县每一个挂酒招的地方就都是一个应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同一东西，放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竟有如此不同的价值。
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也会有极不同的含义。当时，在美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知识分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迷惑不解。他们并非毛派，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口号符合人类的终极追求，譬如“知识分子应当为劳动者服务”，并不错。在美国留学的一批左派中国学生，有类似看法的更多。所以，我一路从西到东，几乎无时不被这一类朋友问，“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回事？”“你那时候做什么？”凡遇到这种情况，我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头讲清每一个词汇的真实含义，从头讲清每个文化大革命口号实质对应着什么。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扭曲的词汇太多了：人民政府＝极权统治；被解放的人＝贱民；文化革命＝摧毁文化；科学的宇宙观＝对科学的专政；知识分子为劳动者服务＝发配劳改。这些关系，绝不是只懂得Old Bethpage Village历史的那些观众所容易理解的。也许，也需要在长岛再办一个文化大革命(Village)村，让他们伸长脖子看一看一比一的模拟（当然不要模拟自杀），才能使他们真正明白。
在美国，完全没有尽兴，就必须赶往下一站。
我于1980年6月14日到达拉瓦尔品第。当天就赶到那萨加里（Nathiagali）。这里是一个幽静的山区，巴基斯坦的避暑胜地。15日物理暑期学校开始。我没有迟到，按时讲了我的课。
第一个周末，6月22日，我和两人同行，意大利人和美国人，一起去巴基斯坦的西北部。那天，还没有到中午时分，气温就已经升到了摄氏45度。顶着似火的骄阳，我们走在一条土路上，周围极少有树，也没有遮阳的伞，没有风，酷热难耐，呼吸都感到费力。这里是布特卡拉（Butkara）和马拉姆贾巴（Malam Jaba）之间。我们的目的是寻找一所佛寺的残迹。据传，7世纪时玄奘曾在那个庙任主持。
这一带是印度河谷区，东面是喀拉昆仑山，西面是兴都库什山。玄奘去印度取经，就是翻越喀拉昆仑山沿着印度河谷南下进入次大陆的。因为只有夏天才能过雪山，玄奘在回程中为了等候适当的翻山季节而在附近的一个寺庙挂单。由于他的名声太大，反客为主，成了该寺一时的主持。
显然，探访这个遗迹我有极大兴趣。一想到前面可能就是《西游记》里写过的XX国，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一队取经的师徒四人，在45度高温下，艰难地跋涉，不禁感到我们的一队三人也正同悟空和八戒两位难兄难弟分享着旅途的煎熬。
意大利朋友想的则是另外一幅图画，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代，这里是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的交会点。在北面的奥可斯（Oxus）河谷，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路线。
这时，最苦的也许是那位美国朋友，除了感到45度的高温，他大概不能体会这些丰富的历史情感，对他来说，公元7世纪无异于宇宙起源之前了。
11点半，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遗迹。庙堂建筑已全没有了，只有地基和一些石雕还在。这里虽是穆斯林地区，但对这个佛教古迹仍严加保护，对玄奘也有极高的称颂。庙的周围是一大片稻田，几个巴基斯坦农民正在堆稻梗。我有过这种劳动的经验，所以马上注意到他们用的三股大叉（猪八戒九齿钉耙的原型）同中国的完全一样，稻梗的堆放方式也一样。这是不是玄奘当年传授的呢？
意大利朋友则注意到，庙中残存的一些石雕明显具有希腊韵味。特别，那些裸体佛雕更是典型的古希腊罗马艺术。这种佛体石雕似乎没有随着玄奘传入中国，或者传入了而没有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无论如何中国还是接受了大量玄奘从“西天”带回的文化。
参观后，我们驱车沿着斯瓦特（Swart）河谷北上，傍晚到达卡拉姆（Kalam）山脚下。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爬山。在距雪线高度还有一百米的地方，我实在累极了，仰天躺倒在半山上休息，遐想。高空很静，眼前只有默默飘过的白云，巍峨的兴都库什群峰，峰上的雪，雪后湛蓝湛蓝的天……
这时我又想起唐僧师徒四人，可惜《西游记》没有描写取经之后的故事，不知他们是如何驮负着百万卷的经文翻越这高达雪线的大山，回到中国的。
玄奘回国后，拒绝皇帝赐给的高位，专心致志于译述佛经。玄奘是对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向皇帝朝贡一部梵文经典，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普渡众生的精神世界。
人类不断地普渡着自身，中国面临着新的普渡。
15.改革的潮流中
80年代一开始，改革就成了中国最时髦的词汇。
我于1980年7月从巴基斯坦一回到国内，就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科技大学如何进行改革。
当时，人人谈改革，任何事都离不了改革。但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改革，谁也说不清，就连“倡导”改革的邓小平也只说“摸着石头过河”。是摸什么石头？是过什么河？也没说。
依我看，改革的标志之一是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禁区，一开始，确有一个个禁区被打破。
1980年8月，宇宙学正式地不再是禁区。全国召开了第一次宇宙学讨论会。会议也是由我们研究室负责组织的，它与四年前的合肥会议已不可同日而语。会议地点不再是训练越共的地方，而在风景胜地庐山。漂亮的芦林饭店前厅里，用大字写着“宇宙学讨论会”。
9月一开学，科大开始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虽然这只有象征性意义，总也是个进步。我在那一次被选为物理教研室主任。这个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基础物理课程（普通物理，理论物理和基础物理实验），共有一百多人。
10月，开始大量派遣学生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先生建立了一个CUSPEA(China 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pplication)计划，即在中国统一考试，招收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去美国各大学念博士学位。我是CUSPEA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个月召开第一次录取会议，一次就从全国录取了102名学生。
11月，在北京召开科学哲学讨论会，我被邀去发言。我公开批评了列宁对马赫等物理学家的批判。听众平静，不再接到1977年那种条子——“这是反革命言论”。
连续四个月，一切顺利。
1980年12月，开始碰到了一个仍不准进入的禁区。
那月初，在合肥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主题是“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简称为三学会议。大约有400人参加。我不是会议参加者。当时我正忙于上课，每星期讲六小时的电磁学，无暇参加太多外界活动。但会议主持人专门来邀我作一个短的发言，他说，无论对“未来学”有没有研究，人人对未来总会有一个看法。这当然对。
于是，12月7日上午，我去三学会议发言。我只讲了一个很平凡的观点：现代科学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时代，中国的未来不可能将永恒地静止在马克思主义时代上。发言的结语是：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人类历史中有许多不同的文化或文明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或者也可作为一段。一段时期的过去，也许不是坏事，因为，人类总是脱掉旧思想才能进入未来的。
我想，在改革的潮流下，谁还会相信，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就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断是根本不正确的。
没想到，这个简短的发言，像是1955年在北大团代会上发言的重演，当下会场就乱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场上议论纷纷，原定的后继发言都无法进行下去。
当天下午，会议就请来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讲话。他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的发言，但暗示，会议不要再讨论“过时不过时”问题。
就这样触了礁，尽管是软触礁。随后又有一次软触礁。
1981年初，科大数学系的几个学生带头，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叫“学友之声”。他们并没有（或尚未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学生邀请我去讲一次话。布告出来后，科大的党委书记特别来劝阻，希望我不要去讲。但他实在没有充足理由，我还是去讲了。
我讲了一个道理，数学系的学生特别能明白。这就是，如果改革只能在一个不得加以改变的边界内进行，那等于说不准进行改革，因为，有一条数学定理说，边界条件确定以后，内部的解就是存在而且唯一的。
不久，“学友之声”被迫解散。应验了“存在唯一定理”。
后来我才知道，当局内部有一条极硬性的规定：各大学要坚决设法解散一切学生自发的组织。自从邓小平镇压了北京西单民主墙后，任何学生的独立组织，都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改革伊始，学生与当局之间，就有裂痕。学生主张的是科学无禁区，当局则只准学生在一个空间有限的鸟笼中“改革”。
应当说，当时的裂痕还不很深。
1981年3月，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是在1956年建立的。它是仿效外国的科学院院士制，学部委员相当于科学院院士。这是中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全国共约400人。按科学界的传统，学术称号应当是独立的，无关于政治的。
但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后，随着知识分子地位下降就再也没有选举新的学部委员，而且，还以政治理由开除了一些学部委员，到文化大革命时，更完全取消了学部委员。1980年，知识分子价值回升，再次恢复学部委员制。仍不是独立的，当时的科学院院长就是一位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不是学者。
因为，我在三学会议和学友之声上的发言，当局都是不高兴的。所以，尽管按票数我当选了学部委员，但仍可以被当局以政治理由取消资格。我的一些朋友很担心。
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忘了我的发言。4月29日，安徽省委书记顾卓新找我谈话，在场的还有安徽省中共党校校长。话题就是三学会议。我想他们是要批评我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重申了我的看法后，等着他们批评，结果他们并没有多说，谈话就草草结束。这是第一次受到当局的特别“关心”。
第二次是5月12日，在北京，那时正在开学部委员大会。方毅找我谈话。方毅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全国负责科学界事务的最高官员。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也没有说我的观点有什么错，而只说“有的话，并不错，但也不能随便说”，也就草草结束。
总之，当局对我采取了安抚的态度。只要我不再在公开场合发表我的意见就行了，甚至他们可以在私下说我的观点“并不错”。至于“无论对错，都不要随便说”，这是暗示，如果能注意说话的时机和态度，就会有我的前途。中国的一条为官之道，就是看时机而说话，并不在乎那些话有没有道理。
不过，我还不想做官。1980年3月，我还在剑桥时，在给李淑娴的一封信里就说过：“我今后的方针仍然是：不想在中国当官，而是去扩大我们的科学力量。”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说，当官（哪怕是科学官），难免同流合污。有时这是个人的力量无法控制的。不当官，才能保持一个有利的“骂”的地位。我这些年，还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之一，就是我还敢“骂”。我想，这是改变中国社会现状少不了的事。我以身在民间的地位去“骂”，自由得多。
总的说，当时我的主要兴趣和精力是在“扩大科学力量”上。显然，这是中国的改革必不可少的，我需要在这方面争取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
那一时期，除了常规的事——给学生上课和进行研究以外，我做的最多的是努力扩大我和我的同事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从我的日程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1981年6月12日到7月3日，去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首都）。
1981年9月23曰到10月7日，去的里亚斯特（Trieste）。
1981年11月3日，去日本。
去伊斯兰堡是参加第三世界的物理讨论会，中国科学院派了一个10人代表团赴会，我是团长。
去的里亚斯特，是筹备1982年将在中国召开的第三次格罗斯曼会议（Grossmann Meet-ing），我负责地方组织工作。
去日本，则是到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作半年的客座教授。
改革就是要介入国际社会。
京都大学的基础物理研究所，是汤川秀树建立的，他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在研究所的报告厅里挂着一幅汤川的书法，其中他抄录了一段庄子与惠施关于“游鱼之乐”的论辩。（邀请）我的主人，佐藤文隆教授说，这是汤川最喜欢的一段中国哲学。
在京都期间，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的客房，北白川学舍。距大学很近。生活很方便。我不懂日文，但日本到处都有汉字，往往可以猜出十之五六的含义。所以，在日本生活不像在欧洲，没有那种极强的异乡感。
在日本有一种在欧洲所没有过的感觉，即祖先感。在文化上精神上似乎感到自己是这里的祖先，日本处处可以看见中国文明的复制品。京都的整个格局就很像中国的西安，这个城是在唐代时仿照西安而建的，一些城门的名字就同当时西安的一样。每逢我的日本朋友带我去神社参观，常常要倒过来，我给他们作讲解，因为，神社里的对联或偈语大都是用中文写的。看日本传统戏“颜世见”，日本朋友要借助日文字幕，而我则可以直接看上面中文，虽然那往往是不十分通顺的五言古诗，但还押韵，如“一握青蛇尾，数寸碧峰头，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
我到日本五天以后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当年在引进中华文化时，大概是‘凡大唐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商店的字号一般都是中文，其中有的用“大仙”、“王将”、“道乐”等褒义词的，同时，也有用“山贼”、“南蛮”以至“倭寇”等贬义词。这些字，用恭正的楷书写在店面的匾额上，我们看来，是啼笑皆非的。可以想见，在大唐时代，即使用中文骂他们，他们也乐滋滋地认为这是在教他们呢！这种态度，似很好笑，但何尝不可敬。这种学习精神，比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学习论，似乎太不精当。但中国在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中，可能正是“精当”有余了。
这种看法，随着我在日本的时间越长，感受越强烈。由于童年时代经历的战争，我对日本始终存有一种先天的戒心。虽然对几个日本朋友也同对其他朋友完全一样，对整个日本，心中总有一块除不去的芥蒂。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不应当有偏见，日本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人的成功。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力，就远远强于中国。
没有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胸怀，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
1981年底，我去冲绳度假。12月26日，我从大阪的南港上船。这是一条7500吨的大轮。因接近年关，我只买到二等舱票，是个大通舱，可容50个人，铺满日式的塌塌米，很干净。乘客极多，甚至有人就睡在通道上，很像中国年关时的拥挤景象，但无吵闹。
41小时的航程，一路经过都井岬，佐多岬、尾久岛、龙美岛等地，东边是太平洋，西边是东中国海。八世纪时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的航路就在不太远的东中国海上。因为没有《西游记》那样的小说描写鉴真东渡的故事，所以在中国鉴真远不如玄奘出名。但是，在奈良至今完好地保存着鉴真讲经的唐招提寺，而且它在日本也很出名，相反，玄奘译经的兴教寺，已破损不堪，在中国也很少有人知道在西安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寺庙。
12月28日一早，船抵那霸。第二天，我参加全岛一日游。一上旅游车，导游的小姐（说英文）先让每个客人自报国籍，轮到我了：
“中国。”
“是台湾吧。”小姐顺口而说，表示她明白“中国”的含义。
“不，北京。”我又说。
“……！”
我想我可能又是第一个。当然，这回绝不同于西西里岛，因为，琉球岛的许多先民都来自中国大陆，甚至当年这一带的日本海盗也要请中国人来当首领。事实上，这个一日游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说明琉球的文明最早来自中国。当年琉球国的首府是首里，今天在首里的入口处仍有一个中国式的牌坊，上面写着“守礼之门”，是颜体字。日式屋顶的瓦形大都是平的，而在琉球，屋瓦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凸凹相间形式。我们参观一个菠萝园和制糖厂，主人告诉我们，菠萝制糖术最早是由36家中国移民带来的。我住的饭店老板知道我来自中国大陆后，极热情，因为他的祖先（已记不清第几代了）也来自大陆。他们说中国话好听，虽然他们听不懂我的话，也许只因这是他们祖先的语言。祖先感又油然而生。
中国人喜欢自认为别人的祖先。小学生刚学会写字，就爱在墙上写“XX是我孙子！”，好像当爷爷者必定伟大。如今在琉球，我倒真当了两天的“祖先”，这才猛地悟到，原来祖先也并没有什么特殊值得骄傲的，除了早诞生这一点外，祖先一般都是落后于子孙的。琉球原是个不毛之岛，就连在这里繁衍的子孙，如今也已超过了他们的大陆祖先。还有一种逻辑，似乎子孙的成功就证明了祖先必定处处伟大。看来也不尽然，如果一切今天成功都归功于祖先，就忘了宇宙万物都来源于从无到有的创造。一代人的进步，首先在于一代人自身的从无到有的创造。
1981年最后一天，我从琉球飞到长崎，在那里过新年。早在用帆船渡海的年代就有不少中国人在长崎过年。长崎是日本距中国最近的一个大港口。中国商人很早就往来于大陆和长崎之间，每年刮西风的季节从大陆越洋来日本，刮东风的季节回家。所以，这些商人大都半年在日本，半年在家。长崎有很多当年中国人的会馆。崇福寺是福州会馆，兴福寺是江浙会馆，还有圣福寺、花月、唐人屋敷等也都是中国人聚集地。可以想见过去中国商人在这一带的营营碌碌景象，现在均已人去馆空，无人凭吊，甚至观光客也极少，完全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
我于1982年4月结束在日本的访问，经台湾到香港。在香港大学逗留三周后回国。随即投入了第三次格罗斯曼会议的组织工作。
格罗斯曼会议是每三年召开一次的讨论会，主题是广义相对论和相对论天体物理。从国际眼光看，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会议，规模中等，参加者在300人左右。但是，在中国召开这样大的国际性物理会议，在当时还是第一次。
会议地点选在上海。40年前上海是东亚最大的城市，长崎以至东京都是不可比的。然而，经过了40年的门户关闭，全上海已找不到一个饭店有经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经验。最后我们选定了锦江饭店。它是上海最好的大饭店，凡有各国元首到上海访问，都在这里驻跸。但这个饭店对学术会议的要求也很陌生，整个饭店里甚至没有一台学术报告用的投影仪。
会议在8月下旬召开。从6月中旬开始我就全力地投入了组织工作。名义上，我是负责学术组织，实际上，食宿问题等都必须过问。中国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按当时当局的规定，对每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客人，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科学家，主人事先都必须为他们制定一个周详的访问日程表，要精细到每一顿饭在什么地方吃，饭量的大小等等。所有计划都要印成红头文件（即政府级文件，用国徽级印章），通知有关部门执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努力地发挥想象力，估计出二百多位国外的参加者每一个人在一周会议期间的每一顿饭在哪里吃，吃多少。可想而知这种组织工作有多么的复杂和困难。京都大学的佐藤文隆教授来过中国，很有经验，他很早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夫人和女儿将同他一起来上海参加会议，信中打上重点号的一句话是“给我们三个人订两份饭就够了”。
最严重的危机是有关以色列参加者。中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拒绝给任何以色列人发签证。我们很早就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申请，应当考虑国际科学交流的公认原则，予以色列参加者方便，发给签证。直到1982年6月仍未见当局回音。一些美国物理学家沉不住气了，宣称如果不解决以色列参加者问题，他们将抵制这个会议。会议的国际组织委员会主席也很着急，为此专门来北京磋商，若不能解决就将考虑更改会议地点。我们再去外交部重申一次。最后终于达到妥协，容许两名以色列学者（T. Piran和T. G. Horowitz）入境。他们到达上海那天，为防止在海关再节外生枝，我专门去机场接。这是第一次有以色列公民进入社会主义中国。
几乎每一件小事，就是一场改革，就是一场困难。
会议最终总算圆满进行，一切顺利。
顺利不在于没有困难，如果困难都是可克服的，就是顺利。
改革面临的困难，一类是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陈规陋习，这些困难正在一个个被克服；另一类是新的障碍和阻力，这类困难则给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层更令人忧虑的阴影。
从1978年改革一开始，每年都要听到几声同改革极不谐调的噪音。1979年的噪音是，邓小平提出了所谓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它不仅同刚刚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相矛盾，而且它的内容也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原则——六条标准完全一样。果然，四项原则的第一次应用就是镇压西单民主墙（魏京生等人），随后是1980年，压制大学生的竞选活动；1981年，批判电影“苦恋”。
尽管噪音不断，改革还是在发展。事实上，那几年与其说是共产党在领导改革，不如更准确地说是老百姓在推着共产党进行改革。许多农村的改革，是农民已经先做了，然后共产党再发出文件予以追认。所以，可以说，是强大的改革潮流冲淡了各种噪音。如果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能一直顺应这种潮流，减少噪音，追认各种改革，就很好了。
然而，共产党内一部分很有势力的人口称改革，实则谋图自己的特权，所以，共产党的社会威信一年年地在衰落。大学生普遍不愿加入共产党，成绩好的学生尤其不想入党。因为，入党并不光荣。1982年底，科大应用化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要我去给他们系的学生讲一次党课，主题是“为什么要入党？”上党课，我是第一次。我鼓励学生入党，我当时的理由是：正因为现在共产党的威信日趋低落，所以必须有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加入共产党，这才能有效地改变它的面貌。如果有能力的人都不入党，那么中国仍然将由缺乏现代知识、没有威信的共产党领导，社会怎么可能得到改革，得到进步？
在中国，办任何事，哪怕像办一个学术会议这样的小事，也是事事都得通过共产党，想躲也躲不开。因此，与其设法躲开共产党，不如干脆加入共产党去改造它。
天体物理研究室的成员，就在这一时期全部加入了共产党。
1983年秋我和李淑娴再次去欧洲。
9月8日，我们到达罗马。在罗马大学物理系工作三个月。
这一次我们是住在教皇的夏宫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它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还有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圣彼得大教堂。
岗多夫堡是一个极古雅的小镇，位于罗马南郊的一个小山岗上，岗下滨临一个椭圆形的火山湖，名叫阿巴诺（Albano）。湖面开阔，深而无浪，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湖的四周被密密的树林环绕，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小时。一到周末，许多罗马人就来这里野游（郊游）。
从岗多夫堡到罗马有火车，40分钟的车程。火车站就在岗下的湖边。我们每天就乘火车去罗马。从我们的住地到车站，有一条捷径，它是一条沿山岗垂直而下的石阶，深掩在树丛中。每天清晨，当我们拾级而下的时候，往往静无一人，只有几条野狗。后来，这几条狗成了我们的朋友，每当我们出现在这条小路上时，它们就前奔后突一路护送我们到车站，绝对出于自愿。
我们在岗多夫堡的住地，一度成了一个中国人的活动中心。当时来意大利的中国人已经很多，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也都有了中国学者或学生，大大不同于1979年我第一次来意大利时的情况。我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近十个人在意大利。我们在岗多夫堡的公寓很大，成了过往罗马的中国人一个方便的食宿地。一个由新疆科协主席率领的正式代表团一度也住在我们那里。
在国外的中国人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最常见的话题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前景，中国和外国的对比。有一次，大家谈起意大利人的懒散，历数意大利人的种种懒散像，相比于中国人的勤劳，确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正好也有意大利人在场，他们倒并不忌讳我们的批评，说到好笑处，他们也一起笑，他们完全承认意大利确是以懒散著称于世。但是，他们也批评了中国一句，使我历久不忘：
“中国人都非常勤奋地工作，努力使中国保持不发达。”
这个批评虽然使中国人大失面子，但细想想，何尝不对？就连懒散的意大利都已经是发达社会了，所以，保持中国的不发达于数十年不变，的确是一件需要“勤奋和努力”的事。
10月，消息从国内传来，一场“努力使中国保持不发达”的运动又开始了，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一切不良影响。当然，这个运动不会传到意大利。但在岗多夫堡的饭桌上，精神污染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有一次，记不得是谁了，发表了一个极独到的见解，他说，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最大精神污染就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不去实行它，反而传进中国，污染得中国至今仍然落后。
1983年11月我们再去德国。先到慕尼黑。我们的主人是普朗克（Planck）天体物理研究所的波诺（Borner）教授。11月15日上午，我在天体所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暗物质”，那是我当时研究的课题之一。
当天下午，德国总统卡斯滕斯也到了天体物理研究所。他当时正在进行一次“长征”，即从北到南，步行整个德国。很巧那天他正好走到了天体物理研究所。他就在研究所大楼的前厅里发表非正式的讲话，听众不多，只有20个左右。好像他知道有中国人在场，所以曾问，中国领导人现在还有没有长征。
当晚，我们就离开慕尼黑，飞西柏林。到柏林市中心时，天已很晚了。繁华的库坦大道（Kurfürstendamm）已经很冷清了，许多旅店都已客满。在大街上徘徊了一阵后，找到了一家很小的旅店过夜。
16日一早10点，我们从invaliden通过柏林墙，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东德。虽然这次我又是坐旅游车，但我的目的全然不是游风赏景，我要在马克思的故乡看看马克思发明的共产主义。
一切不出所料，中国没有的这里也没有，中国有的这里也都有。
一进东柏林，就有导游的小姐来兜售东德的邮票，虽然我们的护照已经说明我们也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售货的小姐仍希望我们付硬通货（强势货币），而不想要东德马克。
苏军纪念碑，也似曾相识，中国虽是二次大战的战胜国，却同战败的德国有类似的纪念碑。
车从西柏林到东柏林时，没有任何盘查，而当车离开东柏林时，东德的边界警察在车上车下搜查了足有五分钟，以防匿藏的逃跑者。
在西柏林的这一边，则看到一些花圈挂在柏林墙上，那都是献给越境时被射杀的无辜者。
无需再看多了，警察和花圈已经使答案一目了然。傍晚5:30我们就离开柏林，飞回慕尼黑。此行整整24小时，花了1000马克，但却是最值得的一次花费。因为，我看到了无可辩驳的结论：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明的社会主义，失败了。
这种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
16.治理科技大学
早有传闻，要任命我当科技大学的副校长。1981年我还在日本京都大学访问的时候，就有科大的同事来信告诉我一个“秘密”：科大校党委向中央呈报的名单中，已推荐我任副校长。
当时，胡耀邦刚刚当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推行的政策之一就是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各个单位都在按照这一选择规则物色新的领导。我被选中，并不意外，因为，当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正教授和学部委员之一，同时，我的共产党党龄—— 26年（1955至1981），在同龄人中也属最长之列，尽管26年中有21年（1958-1979）是在被开除出党的状态。
对于应不应当去当副校长，我自己很犹豫，多少有一点自私的考虑：不愿用太多时间纯做为公众服务的行政事务，只想多一点时间做自己有兴趣的研究。我的朋友中也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赞成，理由是作了副校长可以为更多的同事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对科大整体的发展贡献更大。另一派反对，理由是我的所长是物理，做副校长的行政工作，是浪费精力。一位着急的朋友还特意写了篇文章在《科学学》杂志上发表，题目就是“方励之不宜当副校长”。
其实，不必我的朋友着急，当局心里也并不认为我适合当副校长，对我的任命等了三年，直到1984年春也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不批准的理由没有言明，但很容易猜到，仍是由于我在1980年的那次不合规范的讲话，令顶层领导很不放心。
到1984年夏天，任命突然又正式批准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理由也没有言明。在中共治下，有关人事的任免，是最保密的一类事，极难探明个中究竟。不过，当时的背景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已上街游行，要求撤换既不称职又不学无术的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任命新的校领导；科大部分学生也跃跃欲试，声称，将发起争取方励之当副校长的活动，如果当局再不批准，就要闹事云云。
为此，当局迅速地任命了一位非共产党员教授曲钦岳为南京大学校长，很巧，他也是我的同行，我们还合作发表过关于反常中子星的论文。在他得知任命的时候，他以及我和李淑娴又正好一起在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讲学。随后我们又一起泛舟长江。从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的三天航程（1984年7月3至5日）中，我们住在两间相邻的二等舱里。我了解得很清楚，当局之所以选中他当南大校长，就是希望能及时地平息南京大学学生的骚动。
下船之后，我立即被告知，我也要当一名共产党任命的七品文官了。
在50年代初期，大学校长，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按“官阶”大约相当于部长。自从反右派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趋下降，大学校长也迅速贬值。到1984年，重点大学的校长只等价于一介局长。尽管邓小平一再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可是在邓治时期，教授的最高工资却要比毛治时期还低20％，大学校长的“官阶”也从未升过值。
另一方面，重点大学校长的任命过程，却类似于部长，要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审批。原因是，大学从来是是非之地，其干部的任免要由中央直接掌握。尽管如此，大学校长还并不拥有管理大学的真正权力。就一般情况而言，学校的小事必须通过大学党委决定，大事则都归国家教育委员会管。总之，大学校长扮演的是一种位卑责重而又无权的角色。
有一个故事，可以定量地标志大学校长的权利大小。有一次，我访问上海交通大学，他们告诉我，该校有一项任务，按国家教育委员会所规定的方法计算，得到的一个数字是44.4％。为了便于执行，应把44.4近似为44或45，即或者舍去0.4，或者把0.4进为1。但是，大学校长竟无权决定这0.4％的取舍，即0.004的取舍，而必须请示国家教委裁定。
我担任科大副校长期间（1984年9月至1987年1月），稍有例外——学校里一直没有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健全的党委会。可能是中央书记处太忙了，没有顾得上任命科大的党委。科大虽是当时全国十所重点大学之一，但位处小城合肥，不在战略要地，被中央当局一时忽略，也并不奇怪。
同我同时任命的科大校长是管惟炎教授，他也是物理学家，专业是低温物理，是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的学生。60年代初，我在物理所参加固体物理研究的时候，就认识他。相同的学科背景，使我们很容易合作。尽管他身兼党委副书记，但我们更习惯于用物理学家所熟悉的观念和方法来讨论问题。
就这样，阴差阳错，那两年的科大校长和副校长倒真是没有党委来监管，有了一点实权，可以稍微自由地在校园里翻翻筋斗。
到后来，科大学生上街游行，并引发了全国29个城市的156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游行，中央当局才猛地发现，还没有给科大任命一个党委书记呢！但为时已晚了。
话说回来，就是中央当初任命了一位党委书记，科大也会有一场或大或小的冲突。因为，我和我的许多科大同事早都公开地宣称反对国家教育委员会所推行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界有场很激烈的争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1949-1966），教育工作是不是失败的？错误的？我和我的许多同事是17年的否定派，国家教委则是肯定派。
在我们看来，毛泽东最大劣迹之一就是破坏了中国的教育。不仅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使整整一代人失去了教育，就是17年的教育实质也是愚民。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是，中国的文盲人数一直没有减少，到80年代，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仍高达30％左右。另一方面，在教育中大力灌输奴隶思想，完全背离现代教育观。60年代的大学，公开以培养“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办学方针。要求人人学习的“榜样”人物是一个模范士兵雷锋，他的“名言”是人人都应当“作一颗为党使用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80年代的国家教委仍坚持这种愚民教育方针。普及教育得不到振兴。而用来教育大学生的一个新的“榜样”人物，是一位刚被发掘出来的“模范奴隶”曲啸。曲的经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坐牢近20年，以致妻离子散。应当说，他个人的遭遇本是值得同情的。但是，1985年后，他到许多大学演说，他的结论是，虽然他有不幸的遭遇，但那是“共产党打了我，就像娘打了儿子一样”，因此不应当追究是非，打你是爱你……似乎每个人都应像他那样，甘愿当一个不断挨打的共产党的儿子。
大学生是不是共产党的儿子？
已经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极为荒诞。但在80年代中叶的中国的大学里，这个问题绝对真实地存在。我当副校长后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努力去证明大学生不是这种“儿子”。我有一段多次用过的“不是儿子”的证词，现再征引如下，以为那个时代留念。
大学里经常教育学生：你们应当好好学习，党给你这样好的机会，还不好好学习？作为一个公民来讲，好好学习当然是对的。但说这是党给你的机会，国家给你的机会，你是党和国家的儿子，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要问，党是哪里来的？怎么给你的？受教育是公民的一种权利，我们有权受教育，而不是党给的。那种党给的说法，是一种封建的观念。我们生来就有思想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
从经济上算，也是每个人都交了税，这已经包括了受教育的费用……不是党给我们上学，而是政府必须给我们办学校。中国也一样，大家也交了钱了。尽管在座的都是学生，但你们的父母，早已经为你们交了足够的钱。交了多少可以算出来。科大教职工与学生之比大约是1:2。科大的培养周期是五年，即五年毕业。这等价于一个教职员平均每五年培养两个学生。两个学生值多少钱？一个学生少说也值两万元。要科大代为培养学生是要付钱的，这说明学生是有价值的。尽管国家不承认有人才市场，但学生的价值是可以度量的。就算两万一个，即以最低价格计，两个学生是4万元。也就是说，科技大学一个教职员的平均产值是每5年4万元。但是，教职员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00元，5年只有6000元。还有3.4万哪去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成本，仪器费等，这也可以计算，大约是1.5或2万，所以，科大每个工作人员，每年大约要向国家上交3000元，这就是上交所得税，税率平均高达70％。因此，上学的机会不是你共产党给我的，而是我们上交了钱。在共产党革命的时候常问是谁养活谁？现在我们也要说清楚，是谁养活谁。观念上一定要改变，不是党给的，而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
总之，大学的功效不是培养“儿子”，而是要造就人。
1984年10月，我们刚任职，在第一次演说时，学生问我，“你想把科大办成什么样的大学？”我的答案就是“大学应当成为思想中心”。确实，中国太需要有创造精神和独立思考空气的大学了。就这样，公开了我们向国家教委的挑战。
后来管惟炎和我分别被免职和撤职，当局加于我们的是，系统地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把科技大学引向了自由化。对于我，这个“罪名”是莫大的荣耀。一点不错，在主观上，我们确实想使科大成为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
惭愧的是，我们做的还很少，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出一条系统的办学路线，科大也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想的境界。
一开始，我们做的几件小事只是：
严格地分开党和政，各级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介入有关教学和研究等事务的决策；
把经费的分配、教职的聘任、人员的升迁等等的交给由教授学者等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决定。
教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有权评议和监督校政，批评系事、校事，甚至党事和国事。
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取消对学术报告会的政治审查。……
科技大学不大。大学生只有不到4000，研究生1000多。各级教师和研究人员1400人，工人及其他辅助人员1500人。校园占地80亩，约有20万平方米的建筑。
全校有30多个研究单位，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成果大约800项。
学生的质量很好，在全国性的各种考试中，总在前三名之内。比如，1980年以后，每年美国各大学物理系联合在中国招收约100名研究生，科大学生连年取胜，最好的一次，其中有36名出自科大。
依我的经验，当一个大学副校长要比当一个物理学家容易。特别，在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大学的关键数字，如人员数、工资额、招收学生的标准、校舍规模等等全由中央决定，无须校长费心。
一开始我的职责是管理全校的科学研究和经费。后来，我是第一副校长，管的事就更多。管惟炎不在的时候，要代理一切。
首先，我发现，许多事根本不必去管，大学里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让个人自己去自由地翻筋斗，其结果远比你去事事指导好得多。当然，这样做会显不出领导者的权威，也就是说，只要你不介意失去那种“万事通”的权威形象，你就可以使你的事务大约减少40％。
其次，日常事务要求我做的是，对种种申请做出决断：批准或不批准。这很像物理考试常用的“是非”选择题。统计而言，80％的行政“是非”选择题，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定；15％的题要考虑十分钟；只有不到5％的问题要费较多的时间。这明显地比我回答物理问题的速度要快。
稍微麻烦一点的事是分配经费。当时全校的年经费大约是2000万元（人民币）。按人均，这在全国的大学中几乎算是最高的。但仍不敷支付不断增大的各种需求。所以，一年一度讨论和决定预算的几天，往往比较难过，不断地计算、争吵、游说、交易。但是，实在说，这也并不是大难题，大家知道，最后必须妥协。
再有一种费时间的事是吃饭。中国有一种不能算坏的习惯，无论什么客人来，主人都必须请吃饭。问题是许多饭都规定要大学校长作主或作陪。当时的科大，对外交往越来越多，每年有近百起外国客人，更多的国内客人，陪吃陪喝变成了一种负担。但是，无论如何，陪吃的难度不能同上最简单的课相比。
可见，当官不难。不少人，当上共产党的官后，表面似乎显得很忙，开会、讲话、发指示、不停地在大小场合亮相。但你注意，这些人往往同时立即开始发福。而且，官位越高则发福度也越大，这种正相关恰是当官不难的一个定量证据。
似乎早有预感，我不会长久地当这类官，所以，我坚持了两条：一、除了陪吃之外，其他时候都在学生的食堂吃饭；二、给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每周讲4小时。天体物理研究当然更没有间断，每年仍发表十篇左右的论文。1985年，我和日本京都大学佐藤文隆合作的一篇文章还获得了一年一度由国际引力学会颁发的论文奖一等奖，文题是《类星体红移分布的周期性是否意味着宇宙是多连通的？》
平均而言，我每天用于学校行政事务的时间大约是四小时，即大约一半时间消磨在校长办公室。
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当副校长，既无风险，又有斩获，也许过几年还可以再升官。确实，共产党的宦途，一般是只升不降的。只要你能坚持不理事，过几年也往往会有新的荣升。这一条为官的真言是一位维吾尔族官员示范给我的。
1983年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科协主席阿XX访问的里亚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因中心主任萨拉姆教授是穆斯林，所以很想帮助维吾尔族穆斯林，他提出每年可以邀请两位新疆的物理学家来中心访问，费用全由中心承担，而且不要求新疆方面有任何相应的义务。但是这位科协主席坚持不在这个合作计划上签字，我的一位新疆同行深为不解，最后主席悄悄地告诉他：“绝不要做任何事，更不要主动做事。”果然，他后来又升了官。
管惟炎和我后来之所以没有好下场，潜在的原因之一，就是未遵循那句为官真言，主动地做了一点事。
一件事发生在合肥—北京—罗马。
1983年我在梵蒂冈天文台访问的时候就得知，因为罗马夜间的天空背景太亮，该台的望远镜大都已废置不用。其中一台口径1米的施密特望远镜，质量是很好的，如果放在具有良好观测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做不少研究。因此，我建议他们把这台望远镜送给中国，因为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适于放望远镜的地方。梵蒂冈天文台长科因（G. Coyne）教授欣然同意了。
这本来是科学界的一种交流，没有额外的含义。但因涉及梵蒂冈和中国二者，为了不节外生枝，我们极小心地设计了一个稳妥的转送方案，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此镜送给一个国际组织，再由该组织送给中国。
经过一年的磋商，中国科学院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决定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1985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至此一切顺利。
下一步的事，按逻辑，应是找一个国际组织充当中介。这个国际组织应同中国及梵蒂冈都有交往。1985年夏，我又去罗马参加第四次格罗斯曼会议。那时，罗马大学等正在筹备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梵蒂冈天文台、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等。以ICRA作为转移望远镜的中介，是十分合适的。于是，我决定代表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ICRA。我想，作为一个副校长应有义务促成这件事。
我决定参加ICRA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给科大寻找财源。1984年意大利政府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设立了一笔援款。凡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发展项目，都可以向意大利政府提出申请，取得赠款。我想，以科大名义提出申请，并有ICRA的支持，极有可能取得赠款。果如此，也就不枉担任了一届科大的管钱的副校长。
随后的故事要逐天来写。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鲁贝提(Ruberti)，科因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ICRA的章程。
6月18日，讨论ICRA组成及研究计划。
6月19日，意大利《信使报》（Messagero）报道了ICRA的消息，特别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道了这条消息。
这件事中包含中国和梵蒂冈，似乎有些表面的新闻价值，所以新闻界注意了一下。但是中国与梵蒂冈二者共事于同一国际学术组织的先例，早有了。比如，中国和梵蒂冈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的会员国。我代表科技大学参加ICRA一事，没有新意。所以，新闻界很快失去兴趣。
6月20日以后，西方媒体再也不提这件小事。也没有引发出任何猜测和评论。
6月21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格罗斯曼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可见，西方媒体并没有误认为我之加入ICRA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政治关系有任何联系。很清楚，ICRA等等是件纯学术的事。
但是，6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中国的《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ICRA的消息，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只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
显然，《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说明国内倒有人为ICRA这条消息而神经自我紧张起来。
果然，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事以及ICRA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
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只要据理回复外交部，说明此事为正常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中国的官场，凡遇可能要追究责任的时候，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转踢到科技大学。
幸好，科大的许多同事很支持我为科大寻找财源的活动。不理会这个查询。并且，很快转告了我，北京-合肥发生的查询。此外，还坚持要评选我为模范共产党员。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的学术交流。但同中国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于是，找到我。
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很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并没有违反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原则。如果说这件事有错，最多是我在签署ICRA文件时没有事先告知大使馆。我愿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我知道，如果事前我真的告诉大使馆，要他们点头同意，那至少要使事情的进展推迟半年。所以，只要事情合理，不如先斩后奏。大使馆也接受了我的这个报告。
到此真相全部大白，证明是一场自我虚惊，并无外交问题。本可以结束了。我也离开罗马到的里亚斯特的理论物理中心，在悠闲的亚得里亚海边，继续为我和李淑娴的小册子《宇宙的创生》写序言。
但不知什么原因，北京自激振荡还在继续。6月29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说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也曾提到这件事。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64周年。在合肥，为了纪念党的生日，举行了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我被评为该年度的优秀共产党员。那时刻，我自己全然不知，正在亚得里亚海里游泳。
一回到我的住地——伽利略楼，还没来得及把身上的海水洗掉，就知道中国大使馆正在紧急地找我，责令我于7月3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紧要事。
只好服从命令，7月2日漏夜乘火车去罗马，3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紧要的事不过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600公里之外的里亚斯特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太大了。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是北京官方正式决定的。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嘉锡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事。责令我在机场，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2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文西机场，恭候院长。飞机误点，直到下午6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准备围追我们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并非专来保护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7月2日，这个机场刚刚被巴勒斯坦游击队爆炸过。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中，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院长关于ICRA的事。所以，外交部精心为院长所准备的关于ICRA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七天以后，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院长认识到他并无被记者围攻的危险，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轻松的鸽子。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ICRA，外交部发言人也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也没有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ICRA到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
这一切都证明当局的认识和估计全是错误的，纯粹是一场无事生非。但是，为了显示权威，当局还是强行决定终止执行转移望远镜的计划。对于我签字参加ICRA，以及据此为科大争取意大利赠款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但是，经过这一次折腾，这件事已大受内伤，随后尽管努力了两年，终也做不成。
内伤在于当局绝不喜欢主动做事的人。如果主动做的事不合当局者的心意，当然得不到喜欢，如果主动做的事暗合了当局者的心意，可能更危险，因为那是某些专制者最忌恨的“越位”。中国有句常用的成语“大智若愚”，其含义之一可能就是：真正的智者都会装傻的，特别不要让皇帝感到你能猜到他不想说的或尚未说的心思。
7月初，中国政府释放了一位已关押30多年的梵蒂冈教廷任命的中国教区的主教。
7月21日，星期天，教皇在例行的圣彼得广场讲话中特别地向中国致意（salute）。
7月31日，星期三，又逢外交部两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说，“中国注意到了教皇对中国的致意。”
看到这一组消息，一些年轻的同事很高兴，说望远镜事可能还能挽回，因为，它不是正合了当局“注意到了教皇”的姿态吗。但是，谙熟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人则认为，正因为它暗合了当局的姿态，它是绝无挽回的希望了。
很可惜，望远镜和ICRA都撞上了“越位”这个大忌，因而夭折。不是由于我们真聪明到能猜出中国当局也正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到教皇”，相反，是我们傻到了忘记为人必须装傻，所以，合该倒霉。
赠款没有弄到，倒霉已经来了，果然，方励之不宜当副校长。
17.资产阶级自由化
大学生没有不闹事的。凡是在大学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要想完全防止大学生闹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局规定的大学校长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制止学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接到一个文件，列举出在哪些学校最近又发生了学潮。凡被文件列举过的学校，就像学校发生过火灾一样，被认为是校长的失职。所以，不同学校的校长见了面，第一句话常常不是一般人的问好，而是“你们那有事吗？”“没事，没事。”会心一笑，这个“事”，指的就是闹事。
我一直认为学潮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现象，就如人着了凉一定会打喷嚏一样。或者，更准确些，可以比拟为台风，局部来看，确有点“破坏”，但对于全球的温度调节，台风的贡献是不可少的。大学生闹事也是社会温度的调节者。因此，只要认真解决闹事的原因，事态自会平息。如果事出无因，更不必操心过度，等它自生自灭就是了。只要不伤人毁物，学潮即属正常。
管惟炎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在管和我上台的第一年里，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发生过闹事，平均每周一次。尽管我们是“听之任之”派，但科大却保持零记录，没有学潮。
1985年9月一开学，北大学生就闹事，贴大字报，要求“纪念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攻势，占领了中国东北，那时在野的中共立即提出勿忘九一八，发动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对学生纪念9·18的倡议反而惶恐万分。理由是，现在要同日本人做生意，再纪念9·18就会破坏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当然，当局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并不在表面的纪念活动，学生反对的要害是不少当权者在与日本商人做生意时的受贿等腐化行为。
9月18日，在当局严格的控制下，学生倡议的活动未能进行。许多北大学生不甘心失败，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12·9。12·9也是一个共产党的纪念日。1935年12月9日，共产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学潮，要求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自己也很怕自己的这个学潮纪念日。在12月9日之前两个多月，当局就开始在全国部署防学潮。
10月21日，安徽省委向我们下达了防学潮的指示。按指示，大学校长和各级干部应同学生座谈，以示关心，软化学潮。这个要求，对我不困难，我每天都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不像英国剑桥的学院食堂，要分成上下席，教授不能与学生同桌共餐。科大食堂根本没有席，教授和学生都得站着吃饭，餐桌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
其次，文件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纪念日时，举办各种娱乐性活动，如放电影等，使学生不能专注于闹事。此外，在纪念日的前一两晚，学校还应招待部分学生吃茶点（这要准备餐桌），特别要请那些可能带头闹事的学生来吃，目的也是消除闹事源。凡是使中央感到紧张的学校，请客范围就更大。学生称这种办法是，中央越吃紧，学生越紧吃。科大并不是中央最担心的大学，后来也招待了一百个学生参加这种茶点会。
对于北京大学，中央还专门派了工作组，坐镇校园，直接指挥反闹事。尽管如此防范，气氛依然紧张。
12·9全国终于平静地度过，但我却陷入了一次危机。
事情始于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召开。我的报告排在11月2日，讲的内容是，玻尔的量子论和量子宇宙学中的半经典方法。我报告时，除了原有的物理学会成员外，还有许多学生进场来听，没有坐位，就站在后面。我的学术报告常常能吸引较多的学生。正因此，我做学术报告时，有关当局也常派人来监听，任务是“注意动向”。一位常年做党务的朋友，知道这种监视，每次我报告后，常对我说，“今天‘他们’又来了，也不知他们听懂了什么。”
北大那天报告后，立即有不少学生围上来问。无线电系的学生会主席也趁机邀我给学生讲一次话，我答应了。讲话时间定在11月4日晚。这一情况，当然马上也就被进驻北大的工作组探知了。
那晚的讲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我知道北大的形势十分紧张，当局早派了人来监听并录音。每逢这种情况，依我的经验，讲话用词无需过激，幽默的暗示和嘲讽就足够了。对于蠢笨霸道的正统意识形态，一场大笑就可以使它在人心目中的地位崩塌。而且，智力不够发达的监听者往往又不懂学生为什么要大笑。
那晚的一场嘲笑着实激怒了当局。北大的工作组，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我的讲话记录。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胡乔木当即开始追究讲话的责任。我的讲话用词谨慎，追究者始终说不出我论证的道理错在哪里。其实，激怒他们的关键是我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一桩丑闻——冒充顶替物理学家去美国长岛参加同步加速辐射会议，趁机出国旅游。
讲话之后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合肥。一到科大，管惟炎就告诉我，我在北大的讲话已经引起高层不满，中央已经打电话来，要求科大就我批评张百发一事向北京市委道歉。道歉的要求被管拒绝了，因为，管本人即是被张等顶替的物理学家之一。张的丑闻就是由他首先在物理学会上公开揭露的。丑闻证据确凿，毫无必要道歉。这更惹恼了胡乔木。他旋即批示：方励之应当退党。其他某些顶层官员也画圈同意。事态严重了。
12月6到13日一个星期内，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谈话。安徽省人口四千万，面积与英格兰一样大，如此大省的最高官员，竟然能用三天时间消耗在我的一次讲话上，可见中国的当局到底有多少时间认真管过中国的建设。
省委谈话是“劝方退党”的前奏。12月16日接省委通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王鹤寿将于当日接见我。中央纪委专为整顿党员而设，想来接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劝我退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接见的约会突然被取消了。我当时仍蒙在鼓里，不知原因。我随即又北上北京。
一到北京，即被我的已86岁的严济慈教授（见第8章）叫去训话，他大骂我对学生的讲话不合时宜。对于老人的训话，我的经验是，不必当场辩解，等他自己说累而停止就是了。没想到，47分钟的训话结束之后，他的脸色突然一改，瞬间回归正常，很高兴地拉我陪他一起喝酒，训话之事，似乎全没有过。我不会喝酒，权且陪老人尽兴。
第二天，我又被科学院院长叫去训话。卢嘉锡院长又如那次罗马训话一样，脸上的所有纹理都绷紧了，我也不得不尽量咬住双唇维持出一幅严肃而又紧张的神态。院长训话的结语是：无限期取消我的美国之行，以示惩戒。本来，按计划，我将于1986年1月2日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半年。就这样，因为我批评不正当的出国而使自己失去了正当的出国权利，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不能去美国也就罢了。我想，“讲话风波”终于过去了。当晚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第二天，12月21日，我和李淑娴想放松一下风波时的疲劳，一起去朋友家聊天。中午，一回到北大，就注意到，在一些地方醒目的写着，“李淑娴，尽快通知方励之，中央要找他。”原来，从一早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就一直紧急地催促科学院和北大找我。
要找我的中央是胡启立。我在大学时就认识（见第5章）（编者注：方励之就读北大期间，胡启立任北大团委书记，1955年2月，方作为青年团北京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曾在胡为主席的大会上“抢麦克风发言”），现在他至少在名义上当了中央第五号人物，不知他找我的目的是什么，训话？挨骂？下午3时，我到了中南海——中共党权和政权的最高中枢所在地。守门的警卫早已知道此事，我自报了一声姓名，即被请进。
胡以笑脸相迎，没有前夜院长的肃杀神色。我知道，这暗示，胡将以白脸相待了。中国的统治术中有一条，红脸与白脸交替使用。红脸之后，常会遇到白脸。果然，胡的谈话全是解释性的，对于我在讲话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没有批评，而一再说“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只是不容易很快都解决，不要着急，请耐心”等等。态度着实可嘉。胡的态度来源于总书记胡耀邦。就在前述中央纪委准备找我那天，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劝人要劝三次，不同意立即劝退方励之。所以随后有纪委突然取消约见，以及训话之后又请喝酒等异常现象。
胡启立最后特别说，“我们中央是信任你的，你可以出国访问，我的直通电话是397007，有任何困难就请直接给我拨电话。”就这样，前一天刚刚被无限期推迟的普林斯顿之行，在胡的谈话后，科学院又一改成议，立即同意我于3月去美国。院长亲自对我宣布的惩戒，只维持了24小时。有此出尔反尔，是因为科学院的消息太慢，在前一晚，还只知道中央的“退党”批示，而不知道更新的“不要劝退”的批示。这一拍之差，使科学院不得不一天之内转动180度，这不禁令人同情起老院长，年近70还要如此迅速地转动，未免太累了，苦也。
我的1985年危机，终于过去了。
胡启立也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写一篇给学生的文章，他将推荐给《人民日报》，在1986年元旦时发表。我明白，他要我写的主题是劝学生不要闹事。一个星期后，文章写好，寄给了胡启立。元旦的《人民日报》并没有登我的文章。显然，我的文章仍然不合圣意。我的文题是《危机感下的责任》，其中一段是：
有人半开玩笑地向我“预言”，你是天文学家，要知道，今年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年，将会有更多的“危机”等着你们。是啊，我们不相信占星术，但事情不无巧合，哈雷彗星的回归常常与社会转折的年代十分相近……哈雷彗星的这次回归，是否又巧合着中国在走向繁荣未来的改革中所引起的转折呢？
没想到，自己的“占星术”应验到了自己头上，1986年确实又是一个社会大危机的开始年，而且，这场危机正在等待着我。
3月的普林斯顿还很冷。
我和李淑娴在高等研究所附近的Hardin路23号里安置了我们的一个临时的家。一切从简，因为不打算在美国长住。
然而，一安下家，就有一些朋友建议我们设法长期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途径的确也有，并不很困难。这也是当时的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许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都打算长期留在美国工作。在我们的同龄人中，有的也已经在美定居了。高等研究所里的中国同事，也正设法久留美国。
我并不反对移居国外。这是正常的现象。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居留环境。就我自己而言，也常常觉得留在一个发达社会中工作，对自己的研究和生活都更有利。特别，每当遇到政治性干扰时，真想立即出国，避开这种缺乏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到1986年，我已经出国十余次，要想长留国外，每次都是机会。可是，每一次我又都无例外地选择了回中国。
我不是一个中国土地恋者。“大地，我的母亲！”那是诗人说说的。不过，在中国和在外国，确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中国，困境和干扰只会引发烦恼和厌恶；到了国外，当生活稍稍变得平静的时候，又觉得缺乏困境给生活带来的密度。似乎困境也会使人上瘾，凡在困境中生活得太长的人，一旦离开了，又感到一种失落，往往想再回到困境中去，享受那种与困境摩擦所带来的成就感。1985年底，被训话时的我，还强烈地处在第一种感受之中。一到普林斯顿，我的“困境瘾”似又慢慢萌发了。
我当然喜欢普林斯顿，这里没有红脸和白脸，没有训话也没有训话之后的酒肉，没有中南海，也没有中南海里的狐笑，这里有的是爱因斯坦自由自在的幽灵。我们临时的家外面不远，就是森林，自由的灵魂也许就在那里漫游。傍晚时分，小鹿随着母鹿常常从森林里出来徜徉徘徊，好像它们也知道这里有一个喜爱悠闲飘荡的伟大精灵。
但是，我仍然不准备在这里久留，决定准时于7月回中国。
这次吸引我回去过“困境瘾”的一件事，是组织国际天文学会（IAU）第124次讨论会。在发达国家组织这类会议，是件很普通的事。对中国，不同了。124会议，按序号，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IAU讨论会。而且，会议的主题是“观测宇宙学”。十多年前的中国，现代宇宙学还是一块意识形态的禁地呢！因此，IAU的124次讨论会将标志着现代宇宙学打开禁地，正式进入中国。
绝不是瞎说，就在组织124会议的时候，现代宇宙学在中国也还不是绝对安全的。1985年5月，我在中国的《科学》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量子宇宙学的文章，其中谈到“宇宙生于无”的思想。11月，就在胡乔木批示要我退党的同时，他写了一封信给《科学》编辑部，声称，方励之所讨论的量子宇宙学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建议《科学》也应发表“不同于方励之的观点的文章”。所谓“不同于方励之”即是批判方励之的同义语。当然，科学提倡批判和否定，但不容政治式的干预。我当时是《科学》的一个副主编，编辑部抵制了胡乔木的干涉。可见，在1985年的中国，至少意识形态最高领导者还自认有权主宰宇宙学。
在普林斯顿，我曾向一些同行讲了这个故事。一位好开玩笑的朋友建议，届时不妨请这位意识形态“大师”也来参加124会议，并请他主宰今天的宇宙学。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大师”不具备参加会议的最低资格，他还不懂现代宇宙学的ABC。
宇宙学的境遇并不十分例外。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需要现代化，这几乎是没有人反对的。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历史也已有一百多年了。可是，却流行一种恐现代症，凡是遇到“现代”二字，就本能地恐惧和排斥。现代宇宙学——客观唯心主义；现代物理学（量子论）——主观唯心主义；现代艺术——空虚和颓废的代表；现代音乐——放纵和毒害心灵；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罪恶之渊薮；现代技术——是不错，但许多都是中国古代早就发明了的。因此，逻辑的结论是：你要现代化嘛？那就请努力回到中国的传统去吧。
所以，至今在中国尚未完结的一个历史过程是把现代文化、现代科学强行注入中国。很幸运，我有机会参与了把现代宇宙学注入中国的历程。大约300年前，我的先辈同行，北京天文台的五位使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制历的天文学家被处死。那是第一批为把现代天文学注入中国的献身者。相比那个时代，我们算幸运多了，反对现代宇宙学如胡乔木者，也不能奈何IAU宇宙学会议了。
IAU会议很顺利的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常规进程，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毋庸赘述。高潮发生在8月29日晚的宴会。宴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厅举行。宴会的规格也是一切都按国宴标准办。当时北京流行一句俚语“有钱能使党推磨”，所以，即使不是国宾，只要付钱，也可以吃上国宴。的确很成功。宴后，酒足饭饱的天文学家，飘飘然似有国宾之感，一个个容光焕发地步出人民大会堂，走上天安门广场。可能是秋夜的熏风使酒力大发，从事观测宇宙学40年之久的桑戴吉（A. Sandage）狂言道，“这次讨论会才真正标志着观测宇宙学开始了。”第二天，隆尔（Longair）做会议总结，把这句话作为他的开篇引语。后来，在正式出版的会议录上，这句话也被醒目地印上，成了一句名言。就这样，天安门广场又多了一条荣光——观测宇宙学的正式诞生地。
现在回想起来，桑戴吉在天安门酒后放言的一刹那，不仅是整个会议的高潮，而且也是80年代中国的最好时光。从此，又一次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危机。
风起青萍之末。
在1986年的夏天，至少我，完全没有预感到几个月后即有危机爆发。在我从美国回北京之前，我还到人迹稀少的北极圈里逍遥。那是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过第11届广义相对论及引力大会之后，我去瑞典极北部的小城奇努那（Kiruna），看白夜（永昼）。习惯于北京的非黑即白、非热即冷地理哲学的我，对北极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一天可以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也分不出春夏秋冬，奇努那同时有春天的花，夏天的不落的太阳，秋天的层云，以及冬天的寒风。总之，世间许多常规的界限，在这里都消失了。
这时，我想起朋友来信说，北京兴起了文化热，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改革到底应以“中文化”为体，还是必须“西文化”化。辩论的哲学大体也是北京的地理哲学，非中即西，非西即中，二者必居其一。朋友要我发表意见。我对这种争论的兴趣不大，没有很快回复。第一，我不是文化问题专家，不敢冒说。第二，争论中涉及的许多最基本概念都没有严谨的定义，例如中国实行了37年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中”文化，还是“西”文化？因此，对于习惯应用实证方法的物理学家，常常不明白论者双方到底在争个什么。特别，物理学家所关心的常常只是正确与错误，先进和落后，很少管东方还是西方。在北极上，甚至连东西南北这些概念都一律不能用了，有什么必要一定坚守“中（东）体”。当我在奇努那静观环行不落的太阳的时候，蓦地想到，可以答复朋友了：在我看，中国改革所需要的恰是抛弃“东”“西”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应当“全方位开放”，即凡好者皆可用之，根本不必管它是东是西。
这就是后来被一批再批，据说是扰乱了中国安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起源。
在124会议举行前，我就被几个年轻学者强拉去青岛，参加了一天中西文化研讨会。第一次讲了我在奇努那产生的想法。宇宙学会议期间，有许多记者来采访。我又一再被问到对中国改革的意见。按照“全方位开放”的逻辑，很自然地，我主张中国首先应当实现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由于我1985年底的越轨言行还没有被忘记，所以，全方位开放说，又很快被当局记录在案。其实，我强调的几项自由在中国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不是我的发明，更不犯法。我的发明可能只有一点，即利用宪法上纸写的公民权利，争取变成真的权利。后来，学生利用宪法上写的公民游行权而组织游行，利用集会权而在天安门集会，大概都是明白了宪法原来是可以利用的。以致，邓小平有一次大为光火地说，“我们的宪法被人利用了。”可见，中国式“民主”的第一特色就是，公民无权援引宪法。
总之，全方位开放说一出世，就同邓小平先生的四项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生了对撞。至少，在这四个方位上是不能开放的。火上加油的是，《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一则消息，公开报道了我们的办科技大学的原则是：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显然，这更容易被人怀疑为，我们要用这四个原则取代四项坚持。
怀疑归怀疑，我回科大上课。那学期我讲原子物理，每周4小时。我不可能有时间到其他学校去讲学，各种邀请都婉谢了。只在10月间去枞阳两天，参加方以智纪念会。这位三百年前的学者，著有中国第一部以物理为名的著作《物理小识》，他与我同姓，名字的发音也极相似。因此，不能不去。这些活动都与政治无关。9月和10月平安度过。
就在这段时间，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贪污等腐败现象的滋生，一种不满现状的情绪正在社会上，特别是学生中急速蔓延。
11月，有变。那月中旬，我又去罗马开会。会议内容是哈雷彗星的空间观测结果。回国后，我没有立即回科大，而是抽了几天与李淑娴一起去上海及宁波。目的是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和宁波大学。上海交大从1984年起就聘我当兼职教授，宁波大学校长是我科大的老同事。
一到上海，就有人代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来传话，要我注意，不要多说话。无论传话者是否善意，这都表示，我是一个不受当局欢迎的人，当局存有戒心。
我倒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有太多不被欢迎的经验了。学生很清楚上海当局的不欢迎态度。但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是，当局越不欢迎的，学生就越欢迎。于是，我不但没有少说话，而且比原计划要说的还多。我在交大为物理系的同行讲一场“粒子天体物理”，为研究生讲了一场“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从演讲后学生提的问题就可以闻到一股极强烈的对现状的不满：
“你对党的领导无孔不入有何看法？”
“你认为中国的贪官污吏占当官的人数多少？”
“四个坚持是否有碍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11月18日，又外加了一次在同济大学的演说“民主·改革·现代化”。气氛更紧张了。报告时，有上千人的学生涌进会场。学生还举着一个大横幅标语，上写着，“方励之，共和国需要你！”学生的示威，已是箭在弦上。幸好，会后学生并没有把横幅打到大街上去。但是，我已不可后退地卷进了一场新风潮的中心。
这一次，直接监视我的最高人物，至少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万里。紧接着我到上海，万里也到上海。我到宁波后四天，万里也飞来宁波。我的各次演讲录音都被他悉数收去。宁波大学上下有我许多朋友，当万里向宁波大学索取我的讲话录音时，被婉拒，佯称没有录音。为此，万里拒不离甬（宁波简称），并下令，如果宁波大学不交出方的讲话录音，他的专机将不起飞。宁大无奈，交出了一盘不完整的录音。
我11月22日回到合肥，29日万里也到合肥，并立即通知，30日召开高等教育座谈会。
座谈会在合肥稻香楼召开，这是安徽省最排场的会场。上午9点左右开会。参加者有万里一行，安徽省级全体最高官员，安徽各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和一些教授，共约100人。电视台及其他一些记者也都来了，准备聆听和报道副总理的宏论。
万里开讲了，寒暄几句后，话锋一转，即冷冷说道：有人说：“教委只要负责给大学拨钱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多管”，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不禁一动，这个“有人说”，就是我刚刚在上海说的，万里知道的好快。来者不善，今天的会议主题无疑是批判我了。好在一辈子常常挨批，由他去批吧！我决意不予辩解。
没想到，会开到11点，万里突然点名要我坐到他的邻座，公开答复他的批判。我移位到他的右邻。电视记者趋前一步，摄像机对准了我和万里，不知道有什么好戏将发生。一坐下来，我就发现，万里手中有一个小本子，其中就是我在上海宁波的历次讲话的记录。明白了，万里是有准备的。他原来的打算可能是，在他的义正词严的批判面前，我将诚惶诚恐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于死地。
如果万里是在他的中南海办公室里批判我，我绝不会有兴趣正面顶撞他，多半是含糊其词应付几句就算了。但是，在稻香楼的一百多位观众面前，一种教师常有的阐述真理欲，控制了我。对不起，副总理大人，别无他路，今天在下非要同你辩个是非高低了。见招！
一场恶辩持续了1小时15分，我不可能把我和万里论辩的每一回合都写下来，特别两个人说话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这种激烈的场面，不可能用文字描写，只有看录像才行。至于万大人最后激动到如何程度，我只想说最后一个回合的辩论就够了。这个回合是：
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
“30年。”我答。
“我50年了。”万里终于得到了一次50对30的绝对胜利。
不明白中国文人的人，可能不全明白这个回合的丰富涵义。中国生长的小孩则都知道，在辩论难以取胜时，压倒对手的最后一击常常是“你爸爸多大了？”“我爸30，”“哈，我爸50。”遂大胜。
虽然万副总理终盘大胜，但新华社却没有播发这则新闻。当场的所有录像录音全被中央立即上收封存，严防外泄。
辩后有人来同我握手，有朋友，也有安徽省的高官。
但也晚了。学生的游行，势在必发。
18.持不同政见者
在与万里辩论后第5天，即1986年12月5日，科大一千多学生上街游行。
学生游行的直接导因并不是那场辩论。但在辩论中我坚持的一个观点，后来常被各地游行的学生引用，这就是：民主不是赐予的。
科大学生游行的导因是区人民代表选举。按中国宪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公民直接投票。这也是公民仅有的直接选举权。选举法规定，凡被10个以上的选民提名的人，都可成为正式的候选人。但实际上，几十年的选举，从来没有认真的按选举法做过，候选人名单往往全由当局一手拟定，公民只是画圈投票而已。
12月，是科大选区选举的日子。政府主持的选举委员会依老样子办。11月28日公布了他们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并定于12月5日投票。11月30日，就在我同万里辩论的同时，科大校园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这些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答复选民的质询。第二天，大字报迅速增加，学生不承认由选举委员会圈定的候选人，要求严格按选举法办，接受学生参与提名，否则，将抵制选举。情绪走向对立。
由于学生的主张合理合法，选举委员会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投票，重新进行提名。并决定召开竞选大会，由候选人向选民发表演说。
12月4日晚，科大几千名学生挤满了礼堂，开始了一次在中国极其罕见的自由竞选大会。尽管这个会当局是认可的，但我很清楚，当局已经把学生的行为看作闹事。在这种情况，大学校长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当局要求校长尽速扑灭学潮，另一方面，按理性，学生并没有错，又必须保护学生。所以，竞选会开始后，我并没有去参加，希望能避开两难的选择，寻求其他的出路。我留在宿舍里，关注事态的发展。
快10点了，大会还毫无散意。说不上是什么原因的驱使，我最后决定去参加大会。一进礼堂，我就知道，我已经不能回避历史的抉择了。会场的气氛已经热烈得接近爆发，上千个学生挥手要求我发言表示我自己的态度，我不可能也不应当拒绝讲话，更不能违背良心地讲话。这就是后来被定名为《民主不是赐予的》一篇演说的由来，它的结语和实时的反应是：
民主的确需要大家争取才能得到……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是会被收回去的（长时间叫好、鼓掌）……在今天这样一种状况，大家可以自由竞选，表达自己的看法，确实是一种进步。在六年前……那时在北大也进行了自由竞选。结果呢？的确有两个学生被选上了，也当了代表。但是，后来在分配工作时被穿了小鞋（众哗然）。今天不是没有阻力了，仍然有人要阻碍民主化的进程……所以，在我们科大，今天进行这样的竞选活动，允许这么多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民主的做法。因此，我作为一名副校长，要保证所有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及发表过各种观点和看法的人受到保护（长时间热烈，全场欢呼）。这个会议应当成为科大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我再次保证，要保护这样一个民主化的环境。如果谁要对发表意见和看法的这些人采取六年前对北大那两位学生那样的办法，除非把我们撤职查办（长时间热烈，全场欢呼）。
学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争取到了选举法上规定的提名权利。
但是，学生并没有就此停步。一股热情驱使他们要把在科大的成功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学生决定，第二天，12月5日下午上街游行，宣传他们关于选举的主张。
我不赞成游行。理由是，一走出校门事态就会复杂化。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游行只是热闹一时，不会有实际的成效。再之，作为副校长，我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在校园外，就是我想保护，也无能为力了。
12月5日一整个上午，我找来六、七个学生领袖，劝他们收回游行的决定。但无效。12:30，游行的学生开始在图书馆门前集结了。13点整，我也赶到图书馆前，我希望能用我在学生中的一点威望在最后时刻劝住学生不要上街。我的劝阻得到五分之二学生的响应，留了下来，没有游行。其余的千余学生，举着标语，包括“民主不是赐予的”，上了街。学生的确太年轻，有的人的游行理由只是“方老师，就让我们游一次吧，我们还从来没有游过行呢！”显然，这些学生只把游行当作儿戏，完全不知道游行，特别是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的游行会带来多么危险的后果。
幸好，那次游行没有出事。因为事前已把游行路线告知了公安局，学生很和平，当局也和平，游行所过之处都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学生和警察之间还相互举手致意。安徽当局也明智，公开答复学生说，游行是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学生游行是合法的。所以，游行之后，科大学生的情绪渐渐平复。
科大游行在全国不是第一个。但是，科大游行是第一个以政治改革（选举改革）为诉求的游行，这种诉求有普遍性。所以，很快引起全国29个城市156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响应，各地游行的口号，也同科大学生的游行相似。如果各地当局都能像安徽一样，采取明智态度，其结果也都会像12月5日一样，和平收场。
使事态恶化的是上海当局。上海学生于12月17日上街，他们也是要求当局承认游行是合法的。但上海当局拒不答复，而且，12月19日清晨，动用警察以武力方式驱散学生。全国的学生被激怒了。
12月23日，科大学生再次上街，声援上海学生。这一次，学生不再和平，而是怒气冲冲。从下午3时起，科大学生就纷纷上街，涌向合肥市政府门前的广场。学生的要求是：安徽当局公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动。安徽当局不接受，学生与当局的对话破裂，局面僵持不下，学生坚持不散，在市政府门前静坐，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天黑下来后，安徽省委也开始考虑用武力驱散学生，情况极紧张。
管惟炎和我当即决定去看学生。晚上10时左右，我们也挤进了市政府。当时一部份学生占据了市府大楼的东边，市政府负责人还留在西边。两方无言对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东西两边来回奔走，传话、沟通、调解。经过两个多小时，学生领袖和当局之间达到了妥协：市府将学生的要求转达上海当局，同时学生结束静坐。但是，这时广场上的人群仍然激昂，口号声不断，这个妥协能否被全体学生接受，仍是疑问。实际上，只要有一小部分学生不接受这个妥协，静坐就不会收场。因此，学生领袖要求管惟炎和我同他们一起向学生宣布达成的妥协，以增大全体学生接受妥协的概率。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面对数千张愤怒而且激动的脸的时候，我是没有信心的，不相信几分钟的讲话就能使愤怒的人群结束静坐。如果失败，结局将不可避免地是暴力。时间不多了，因为当局很可能在凌晨左右动手。所以，无论有没有信心，也只有在此一举了。
讲话的顺序是学生领袖、管惟炎、我。我完全不能记得那夜我的讲话用词了，就是记得，写在这里，也会令人觉得凌乱无章。确实，在那种抗议声、口号声、呼喊声无序地交织在一起的激情场面，简单的逻辑往往失去了力量，只有倾注出整个的心，才有可能赢得一丝的信赖。我只记得，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因此，我建议现在就结束今天的活动，大家返校。”话音一落，只见上千静坐的学生同时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后撤去。看着撤去的学生，我反而有些惊呆了，绝没有想到，那最后一句讲词会被学生如此彻底的接受，一个奇迹！一个绝难再现的奇迹。
回到科大，已是凌晨2时，疲惫不堪，但想到一场可能恶化的事件终于化解，仍然兴奋得睡不着。第二天，据说安徽当局还表扬了管惟炎和我前夜的做法。
但中央的态度截然相反。李淑娴开始不断从北京打电话来，她从极可靠方面得知，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如何处置我，据说提到的方案之一是，制造车祸，一了百了。她要我尽速回京以求安全，不要再管科大的事了。我没有完全相信。一则，我们在事件的第一线努力地平息学潮，而且确实已经平息了，中央怎么会不知道呢；二则，我的课还没有上完，上课是教师的职责，不能误人子弟。一直拖到12月30日，我才动身回北京。
动身回京前的24小时，即12月29日18点到30日18点，是我在科技大学工作28年的最后24小时，发生的事有：
29日19至21点，上最后一课，内容是引力与量子。
21至23点，见香港记者曾慧燕，她是访问科大的唯一的外界（即非大陆）记者，所以，她当时用傻瓜照相机给我拍摄的几张像，成了后来传媒用得最多的“标准像”。
23点，科大选举结果揭晓，我以最高票当选区人民代表。
30日8点30分至10点整，接见美联社记者。这是唯一经中央当局正式批准来采访我的外国记者，但是不准她进科大，采访在庐阳宾馆进行。
下午2点至5点，主持教师职称评定会。一批教师被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
6点30分，乘火车北上北京。
概括而言，我当时做事的原则是，支持学生的观点和要求，同时也力求维护共产党的开明形象。无论处理学潮时，还是对记者谈话时，都尽量帮助当局化解面临的困境。
然而，就在同一天，在北京，邓小平在最高层会议上发怒了，说，“对方励之，不是劝退，而是开除党籍。”
第二天，除夕，我回到北大的家。北大完全没有新年的气氛。第二天，元旦，学生踏雪上街游行。元旦闹事，不是好兆头。邓小平时代，气数已尽。
邓小平声言要开除我党籍的讲话，很快变成中共中央1987年第一号文件下达。这成了新的一年——1987年的第一条全国新闻。这是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了，同1958年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时相比，时隔29年，感受也大大不同了。也许可以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形容二者的不同，他说，相似历史常会出现两次，不过，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则往往是喜剧、闹剧或丑剧。的确不错，我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后，许多熟朋友都不来找我，无疑是悲剧；而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后，反而声名大振，好像中了头彩一样。实际上，中上第一号文件可能比中上头彩更难。因此，它的宣传效力，也远比任何广告都强千倍。后来有学生问我：你对你的老对手邓小平，有何印象？我曾答：我应当感谢邓小平先生，因为他很卖力气地给我当过义务广告员。
1987年1月12日晚，又是一场电视“广告”。那晚黄金时段播出的全国头条新闻是：免去管惟炎的科大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的科大副校长职务，同时方励之调离科大，着去北京天文台工作。那晚，我们的晚饭晚了，我忘了开电视机。7点钟刚过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兴奋地说“祝贺你”，因为没看电视，我不明白为何受贺。朋友又补充说，“还不快看电视，你被撤职了，两地问题解决了，还不高兴！”撤职得到了祝贺！
确实值得祝贺。从1969年李淑娴去江西开始（见第10章），我们的家庭就被迫一南一北，分成两地。1971年，李淑娴回到北大教书，但我却又被迫滞留合肥，在科大教书，仍然一南一北，不得团聚。7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里，我多次要求调离科大，回北京工作，但都得不到当局批准。因此，从1970年我到安徽以后，只有假期，我才能回到我们安在北大的家里短暂地团聚。绝没有想到，学生游行的第一个副产品，竟是我的夙愿得偿，调回了北京，结束了我们家庭的长达18年的两地生活。
1987年1月19日，全国电视新闻的头条又是我，内容是正式向全国公告，开除方励之党籍。按党章，开除党员的手续是；先经基层支部讨论通过，再经上级党委批准，相当费时间。按规定，只有万分火急的情况（例如在战场上，在地震时），不容正常手续时，才可由上级直接开除党员。1987年没有战争，也没有地震。但我享受了特例待遇，由中央最高领导直接广播点名开除。
正因此，我的知名度大增。很少有一个科学家，如此受到当局重视过。中央当局似乎觉得还不够，随后，又以中央的名义摘编了我的十万字言论集，包括我在许多大学的讲话，印行50万册，散发全党支部。原意是要对我这些言论进行批判。然而，效果适得其反。这50万册言论集，倒真使我的观点得以大普及。许多人都是从那个供批判用的文集开始认识了我，随后又认同了我。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一情况，大觉不妙，又颁令收回这个批判文集，但是，又晚了。甚至，在黑市书摊也出售这本文集的复制本。
从年初，电视上开除我的党籍之后，我就开始接到大量各地来信。批判文集由中央发行后，再一次出现来信高潮，纷纷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有一天，我一次就收到157封。信来自全国各地，写信的人，有大学生、中学生，有知识分子，中级的、高级的，有工人，也有军人和干部，甚至有在中央工作的干部。信的内容，有的支持，有的慰问，有的大骂当局之蠢笨，也有的抄诗献诗。其中一首是
乌纱免去一身轻
伴君自有日月星
千古英雄同一病
总是期及未忘情
“一身轻”、“日月星”不错，“未忘情”自揣是没有了。少年时代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未忘情，在1987年以前已所剩无几，1987年以后，是荡然无存了。许多朋友曾为我抱不平，认为中央的决定是错的，要求平反，恢复我的党籍。我对朋友们的这种热情，极为感谢，但没有积极响应。因为无论开除我的决定是对是错，是平反还是不平反，我都无意再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了。别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我成为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
“持不同政见者”一词，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这个词原本似乎是从“异教徒”衍生来的。中国社会里，没有西方宗教生活的传统，所以，在中文里，根本找不到“持不同政见者”一词的对应物。
当然，近40年的中国，一直有人不认同当局所尊奉的意识形态，我绝对不是第一个。但是，那些人往往被称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等。1979年，邓小平开放中国的政绩之一，是“持不同政见者”一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可以算作中国的第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
对当局来说，“持不同政见者”也是一件颇新鲜的事。中共有大量的惩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经验。但是，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是打？是压？以绝后患？还是软处理，以示开明？一时似乎显得心无定数，不知拿我们如何是好。
所以，从1987年春到1988年夏的一年多里，我们时而是当局批判打击头号对象，时而又成了当局“款待的上宾”。
最典型的一次是在广州。
1987年8月，按计划在广州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主题是引力物理实验。我当时是中国引力及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是该会的一个当然参加者。
如此专业性的会议，是不会受到公众注意的。但是，广东省委却如临大敌，怕我趁开会之机把“持不同政见者”瘟疫传染到广州。当局的第一个措施是要求会议组织者把会址迁到偏远的县城，不准在广州市内开。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会议的外国组织者的强烈抗议。一些学者声称，若任意改变会址，他们将采取抵制态度，不参加这个会议。当局被迫软化，最后达到妥协，会址仍在广州，但是选在一个城郊的饭店——南湖宾馆。
8月2日，李淑娴和我从北京直飞广州，下榻南湖，一切平安。第二天会议开幕，也一切平静。第三天，8月4日，我的住地被香港记者发现。那天上午，我正在宾馆房间里准备我的报告——引力波与宇宙学，就开始不断接到香港记者的电话，要求采访。会议组织者也发现，突然有越来越多的香港记者出现在宾馆大厅，还有几辆电视摄影车停在外面，采访目标都是我这个持不同政见者。
会议的中国组织者胡恩科教授，是我的同行朋友，我不想由于我的持不同政见立场给他带来麻烦，所以，我就请他决断，是否接受记者的采访。实际上，这件“小”事，不是胡恩科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山大学校长能决定的。事情被作为一个紧急情况逐级上报，到达省委。结论当然是不准任何采访。
不过，记者并没有就此散去，反而有更多的记者闻风而至。因为，按日程，当晚是会议的宴会，记者估计，届时我一定会走出房间，一定有机会摄到我的镜头。到下午，我的房间已经全被记者包围了。有的电视摄影机已架好，照直对准我的窗口。只要我一出门，或一出现在窗口，就一定会被摄入。于是，又上报到省委。随后当局的措施是，拉上我房间的窗帘，拔掉电话。并且，当局派人送来饭菜，“足不出户，衣食尽有”，但不得去参加宴会。记者又落了空。
但是，记者的包围还是不散。因为，记者们已查到，8月5日上午有我的学术报告。所以，不少记者干脆在南湖宾馆外的树丛里安营过夜，想看个究竟，当局到底让不让我走出房间去做学术报告。
这对当局的确是一个难题，后来听说，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党委等在8月4日晚，彻夜开会，研究对策。最后，不得不让步，允许电视台、广播台等记者采访，不过时间只限于我从住地走向会场的一段路程上。
一切按计划进行，十分钟的路，很快走完了。一些记者为了多采访几句，想杂在会议参加者的人流里混进会场去。但都失败了。因为，当局调来大约七十个极有经验的安全人员，守在会场周围。他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在人流中把记者一一识别出来，一一驱赶掉。
我报告后，胡恩科就来通知我和李淑娴，即速离开会场。他说，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要以贵宾规格“请”我们夫妇游览珠江三角洲。我们明白，这种“贵宾”，是不能拒绝去当的。在胡的引导下，我们走到与会议厅比邻的一个房间。原来，这个会议厅连通一个地下暗道，以供意外情况时逃遁之需（国外的学术会议厅，供火灾的紧急出口是有的，但逃遁地道则纯是中国特色了）。已有一辆汽车等在暗道入口处。我们上了车，车即进入地道，在黑暗中急驶。暗道很大，可供两辆车对开。不时还有彩色灯光从车的两旁闪过。所以，可以断知，暗道之中还有暗道，俨然一个地下的世界。
大约十分钟，汽车又神秘地开上地面。这里早已不是南湖宾馆了，而是一片很大的园林，建筑掩藏在树林之中，到处都有士兵把守。主人向我们介绍，这里是中央最高层领导人来广州时的主要住地之一。心想，我们果然是“贵宾”了。该处的一些服务人员，并不知道我们的真正身份，还可能真以为我们也是何方长老或中央新贵，到此一游来了。所以，他们很殷勤地向我们介绍，国家副主席XX刚刚来住过，政协主席XXX每年都来这里过冬，等等。
这里着实值得一游。并不是因为有好景，也不是因为有佳肴，而是因为可以一窥那些自称代表穷苦无产者的人的部分生活方式。我们被安排休息的一套房间，也正是中央大员的下榻之地。其中，仅卧室一间，面积就有100平方米（30坪）之大。令凡人更难理解的是，与卧室配套的浴室竟有60平方米（18余坪）。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国事和私事都急时，要在浴室里召开中央全会。四壁之高，都在3米以上，越墙不轨是不可能的。墙厚则都超过1米，一般口径的炮弹，是绝对轰不动的。
三天的珠江三角洲“贵宾之游”中，我们前后到中山、新会、江门等几个县市。每到一处，我们都“有幸”被安排在首长行宫中休息。这些行宫，有法式的，有美式的，有的配有高尔夫球场，也都配有仆人及侍从居住的下房。
我们每到一处，都有地方高级官员出迎。在中山市，市长亲自陪同游览，每一顿饭，包括早饭，他都来作陪共进。在我们从江门返回广州的路上，要横渡西江，这里没有桥，只有渡轮，效率很低。当我们的车到达渡口时，等候渡江的大小汽车已有180多辆。如果按秩序先后，至少要等一个小时。这时只见我们的前方突然出现一辆公安车，为我们的车开路，不顾所有在渡口等待的车辆，超越一切，径直奔上了渡轮。
我一直不完全清楚，当时当局为什么肯如此花本钱，用如此高的规格来招待我和李淑娴。也许是想做一次试验，看看能否用“贵宾”待遇来改造持不同政见者，就像以前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改造了一些战犯一样。不能不承认，当我们的车队在一百多辆车前呼啸而过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暗示，依附于权力，特别是依附于大权力，是件多么“美妙”的事。
不过，当局的成本计算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即使这种方法真的灵验，当局也没有这么多的预算用来贵宾式招待每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特别，1987年春天以后，认同持不同政见者，就真像流行的“瘟疫”一样，蔓延而不可遏止了。
“贵宾之游”劳而无功，可能使邓小平更恼羞。于是，不久后，他又出“奇”招，说我诽谤了他，要到法院上告我。
事情源于1988年夏天我和李淑娴的澳大利亚之行。8月初，我们参加了在珀斯（Perth）举行的第五次格罗斯曼会议，随后又到堪培拉、悉尼等地访问，回程中还经过新加坡、香港和澳门。除学术活动外，不少留学生邀请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在堪培拉和墨尔本都有学生问北大的大字报。我如实做过一些介绍，几次提到，有的大字报中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有存款。邓小平说，这是对他们的诽谤，他们没有存款。
在我们还在国外的时候，当局已经在为起诉做准备了。在回国的前一天，突然有两个驻香港的新华社记者来找我，他们的采访只问了一个问题，即我是否说过“领导人在国外有存款”。当时我不明白他们的用意。回国后才清楚，那个“采访”目的只为录下音，以供作为起诉的物证。
9月，据法律界的朋友告诉我，邓小平确已找过律师来咨询这诽谤案。在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我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一切征兆都是恶性的。
很多朋友为我捏一把汗。尽管“外国存款”是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的事，我在澳洲的发言，毫不特别，但是，邓小平对我个人的忌恨，已经溢于言表，他很可能借这个口实来整肃我。不少人帮我做了事态恶化的具体准备，有人帮我延聘律师，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认真搜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以备反击。
最紧张的几天，是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到庭对簿。在那些日子，心情当然多少有些不安定，但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有机会同邓小平先生在公堂一搏，即使败诉，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可书之事。其代价或许是要为“诽谤言论”而赔偿给邓小平一笔钱。真到那时，愿意捐出这笔赔偿费以兹留名者，必定大有人在。
然而，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传票始终没有到。邓小平或他的代理人要出庭的事，也始终没有实现。我准备好的各种应对，都没能用上，不免又怅怅然。
可惜邓小平先生不写回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收回了起诉的成命。可能是他突然想到，不要又充当方某的义务广告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