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103周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2023年8月22日举办“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与中国青年”学术研讨会，以纪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俞秀松为代表的建团先驱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与党同心、与党同行，勇当先锋的奋斗精神。
俞秀松，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1899年，俞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户诗书耕读之家，17岁时走出乡村，立志“让天下人有饭吃”，后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大量新思想、新学说。1920年6月至8月，俞秀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8月22日，俞秀松受陈独秀之命在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俞秀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许多重大活动，如第一次国共合作、五卅运动等。
1919年12月，一个清晨。浙江诸暨大桥乡（现更名为次坞镇）溪埭村三环船埠头。
20岁的俞秀松肩背简易褡裢，站在码头上等船。送行的是他的大弟寿乔。天还没亮，风从河面上吹来，冷得刺骨。
前几日，秀松与父亲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争执。父亲让秀松早日完婚，迎娶四年前订下的姑娘为妻。秀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的是新思想的熏陶，实在不愿意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为了避免和父亲起更大的冲突，秀松决定不辞而别。
船来了。秀松望着弟弟寿乔，心知自己此去不知何时能回来，今后照顾父母、弟妹的重任就要落到16岁的弟弟寿乔身上了，便叮嘱道：“做百姓要勤俭，对人头（别人）要客气，对爹要孝顺。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再回来。”
船开了，秀松站在船头，朝着家的方向眺望。秀松没有想到，这一别，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人。他也没有想到，从这个船埠头出发，他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生道路，他的名字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历史上，作为党团先驱被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纪念。他更没有想到，20年后，他的老父亲俞韵琴会常常跑到船埠头呆呆地等船来。夜色中归航的船，载回一个个回家的人，但俞韵琴没有等到他的长子秀松回家，等来的是秀松死在苏联的噩耗。
创办《浙江新潮》
1899年8月，俞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溪埭村。其父俞韵琴是清朝末代秀才，担任过教师、小学校长及诸暨县劝学所督学、所长。
1916年8月，17岁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在校期间，俞秀松广泛阅读《新青年》《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进步报刊，思想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思索国家的前途命运。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志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浙江，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奋起响应，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中，俞秀松崭露头角，表现出超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干。他多方联络，起草决议，发表演讲，不仅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策划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者。
为宣传反日爱国思想，俞秀松与施存统、宣中华等同学一起，于1919年11月1日创办了《浙江新潮》，俞秀松担任主编并撰写了《发刊词》。这是浙江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是当时浙江宣传新思想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1919年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隆重推出了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文中公开声明“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儿子”！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替代不平等的“孝道”，呼吁建设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社会。
这是向旧制度、旧礼教发出的檄文，掀起千层巨浪。一时间，《申报》《晨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士对《非孝》一文赞不绝口，评价甚高。
然而，反动当局将“非孝”观点视作洪水猛兽，浙江省省长齐耀珊以省公署的名义发文，要求查禁《浙江新潮》。
尽管《浙江新潮》遭到反动当局的扼杀，但这份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关注和高度评价。陈独秀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并称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为“可敬的小兄弟”。
“非孝风暴”后，俞秀松、施存统等人被迫离开了学校。
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3月27日，俞秀松和施存统乘坐火车，从北京抵达上海。3个月前，俞秀松曾经为印刷《浙江新潮》来过上海，此后3个月，他被迫退学、离家出走、北上参加工读互助团，又经历了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和失败。
此次抵沪，俞秀松和施存统原本准备从上海转道去福建漳州从军，但听了浙江同乡沈玄庐等人的劝说，他们决定放弃去漳州的计划，留在《星期评论》社帮助工作。
4月，俞秀松到位于虹口东鸭绿江路351号（今周家嘴路351号）的厚生铁厂去做工。脱下长衫，投身于劳动界，俞秀松亲身体会到工人的辛劳，目睹他们受压迫之深，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发出了“中国的工人太苦痛了”“诅咒现在的社会制度杀人之残惨”的感慨。他自发地意识到“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
原先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已于两个月前重返上海，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回到上海。通过与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以及“改名换服”进工厂的实践，俞秀松开始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8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担任这个小组的“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等，一共17人。其中，俞秀松年龄最小，陈独秀便将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交给俞秀松负责。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俞秀松主持制定了团的章程，开始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王会悟等30余名团员。团组织建立后，每周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常由俞秀松作政治报告，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人也经常去演讲。
有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半公开的组织作为掩护，党组织就能以青年团的名义开展很多活动。青年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了罢工和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他们组织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办工人半日学校，到工厂和工人中做调查，为《劳动界》撰文，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会”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纪念庆祝活动。在活动中，一大批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成为共产党员，还有不少人成为党和团的重要领导人。
1920年9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同时也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杨明斋担任外国语学社社长，俞秀松担任社秘书。
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蒋光慈、曹靖华等人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参加培训后踏上了前往苏俄留学的道路，学成归国后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很多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也有的成为文学家、翻译家。
在异国他乡含冤而死
1939年2月21日，莫斯科郊外寒风凛冽，一群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他们被称为“托派分子”。这群死刑犯里，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这一年，他40岁。
俞秀松第一次到达苏俄，是1921年6月，他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的代表，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结束后，俞秀松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数月。
1925年冬，俞秀松受党中央派遣，率103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赴苏留学。此后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了十年。1935年，受联共中央派遣，俞秀松回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其间，被诬陷为“托派分子”押解来苏。
“莫须有”的罪名无法摧毁革命者的意志，俞秀松迎着西伯利亚的寒风，挺直了身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念远在浙江诸暨的亲人，想念新婚一年的妻子盛世同。他们，都在等待着他回家。
枪响了……
新中国成立后，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和他的妻子盛世同（后更名为安志洁）多方反映情况，请求帮助寻找俞秀松的下落。不久，安志洁收到时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回信，信中告知，俞秀松已在苏联牺牲。
1962年，安志洁收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纪念证”以及“革命烈士证明书”，俞秀松被追认为烈士。
198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的长篇报道。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者——纪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烈士》的重要纪念文章。两家报纸都高度评价了俞秀松烈士生前在建党建团、培养我党高级干部、推进中国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赞扬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以及为捍卫真理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1988年，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为俞秀松烈士题写了纪念碑“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
1996年7月，俞秀松的继子俞敏专程前往莫斯科，去顿河墓地凭吊俞秀松烈士英灵。坟地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无辜蒙难者及受政治迫害而枪决的牺牲者们（1930—1942）的遗骨。永垂不朽！”
1996年8月29日，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
（作者为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四级调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