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斗士、女性——三个关键词可以概括“文小姐、武将军”丁玲的一生。

任意两个看似平常身份的组合，都是奇妙的搭配。当三个身份重叠到一人身上，文学的力量、变革的精神、性别的特质交织，便成就了湖湘奇女子丁玲。

第12届丁玲文学奖即将在常德颁奖，新湖南客户端常德频道带您一起，透过这些关键词回溯丁玲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丁玲。本文图片均来自于常德市文联

“女性+作家”

思潮冲击女性觉醒

“如果一个女性想要写作，她一年至少要有500英镑的钱，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房间。”1928年，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演讲中这样说。

就在头一年（1927年），大洋此岸的中国，一个叫丁玲的常德籍女青年开始小说创作。当年12月10日，她于《小说月报》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梦珂》。

伍尔芙提出的女性写作的两个条件分别代表女性深思熟虑的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丁玲出生的时代，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新思想的冲击还未形成，女性思考、写作与表达的门槛很高。

没落的封建大家族、社会的限制与男权的桎梏、生活飘零受尽冷眼，这是丁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幸运的是，母亲的支持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提供给了丁玲写作的可能。

在丁玲的少女时代，有几位对她来说影响重大且深远的女性。

母亲余曼贞颇具民主思想，主张女子自强自立。她送孩子读书，自己也读书交友。在丈夫去世后入常德女子师范学堂就读，改名蒋胜眉，有“不让须眉”之意；后转入湖南第一女师就读。丁玲的小说《母亲》，便以母亲为原型记述了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从一个旧式女性成长为倾向革命的进步女性的过程。

“在学校，余曼贞与陶斯咏、向警予等人结为好友，励志读书，追求进步。她们的言行举止深刻影响着幼小的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德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丁玲研究专家涂绍钧研究丁玲多年，对丁玲的成长故事如数家珍。

1911年，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常德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时，与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等同班好友在常德合影

丁玲自己也曾说：“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这样一位自强独立的母亲教育出来的丁玲，后来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

丁玲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习时结识的同龄好友王剑虹，则“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在思想兴趣上引领着丁玲。丁玲在母亲支持下退掉与表哥的婚约后，便与王剑虹相伴前往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学习，接受陈独秀和李达等人的教育，广泛接触革命思想和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晚清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对抗‘贤妻良母’之战，另一场是‘五四’运动——它为妇女们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的目标。”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写作者。这些作者是对社会主动发表看法、表达爱情意志、向传统发出挑战、与男性青年并列行走的女性青年。

丁玲，便是这些女性青年中的一员。她不仅不惧世俗眼光、勇于追逐自由的爱情，还通过文学创作正面表达女性欲望。

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号卷首发表的丁玲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在1928年发表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一反封建传统，通过女性自述的方式塑造了莎菲这样一个主动而热烈的女性形象，男性不再是话语权的独占者，女性也不再只是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而是有着主观能动性、拥有选择权的主体。小说一举轰动文坛，茅盾评价道：“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

这一时期的她，还创作了《阿毛姑娘》《暑假中》等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大胆地塑造了一批勇敢反叛旧礼教、砍断锁链、冲出牢笼，同时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苦闷彷徨的新女性形象；包括后来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等作品，既一如既往保留了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又增添了时代感和现实感。由此，丁玲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女性意识的作家。

“斗士+女性”

铁骨柔情铸成大爱

丁玲的人生选择，经历了“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转变。

“从一位关注个性解放的作家，成长为坚定的革命作家。这一巨大而艰难的转变，发生在1931年。”涂绍钧介绍说。

1930年春，丁玲与丈夫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鲁迅旗帜下的左翼作家。1931年2月，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消息是由沈从文带到的。他后来有一段细腻的文字记述丁玲听到消息的反应：“作母亲的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口中虽那么说着，声音却抖着，勉力抑制着她那激动的感情。”

1930年12月胡也频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蒋祖麟与丁玲最后的合影

爱人的牺牲给了丁玲沉重打击，也加速了她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她满怀悲愤，将仅5个多月大的幼子送回常德交母亲抚养，又立即返回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写作。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李达劝告丁玲专心写作，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丁玲却决定沿着革命的道路，继续完成胡也频等革命人士的未竟之业。她勇敢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把一本杂志变成了一个战场”。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左联”党团书记。她广泛团结知名作家，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作了大量工作。

主编《北斗》杂志时期的丁玲

1933年5月，丁玲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幽禁南京，在狱中与冯达诞下一女。后来奔赴延安时，又将女儿送回了老家常德。后来儿女被送到延安，依然鲜少见到丁玲。

为了革命事业，丁玲与儿女聚少离多，但她很关注孩子的教育，尤其注意培养他们的意志、性格、精神。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知名文艺评论家、湖南文理学院教授佘丹清认为“丁玲追求自由，追求在自由中的规范，追求婚姻的自由，也包括自由之后的规范，对子女教育的规范。这在中国文坛作家中是值得推崇的，她和母亲、丈夫、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深究。”

再后来，丁玲下放北大荒，女儿前去看望。丁玲只字不提自己的艰难，却安抚她：“我挺好的，也不怎么想你，你放心，好好学吧。我这里这么多的知识青年，她们都是我的女儿。”

彼时革命已经结束，但从这几句话中可以推测，漫长斗争时期她与亲人分离的心境——

与爱人、骨肉的死别生离，于丁玲只是寻常事。她有更坚定的事业与追求——不为一个小家的喜乐，而是为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圆满。

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女性从未缺席。一个又一个丁玲这样的女性革命者，有似水柔情，也有铮铮铁骨，她们怀揣大家大爱，以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把对爱人、孩子的爱，融入对党、国、人民负责的天下情怀中。

《临江仙》毛泽东手迹

“作家+斗士”

以笔为戎挥斥方遒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1936年11月，丁玲在为《红色中华副刊》撰写的发刊词《刊尾随笔》中这样开篇。

那一年秋天，丁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经中共中央批准，赴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个奔赴中央苏区的著名作家。

纵观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重视用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用文学作品发动、教化群众，批判、揭露敌人。

在陕北保安，中宣部为丁玲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会欢迎。足以见得其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他们迫切地需要丁玲这样的人才挑起文艺宣传重担，以笔为戎，为革命斗争鼓与呼。

到达陕北，是丁玲革命生活和创作的新开端，从此，她更加热情地投身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也进入新阶段。在那里，她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带领协会成员编定了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二万五千里》。

在陇东前线时丁玲曾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临江仙》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也是唯一以电文拍发到前线的诗词。它充分肯定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既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农民群众；1946年赴河北怀来、涿鹿等地，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支纤笔，书写一个壮举。1948年，丁玲以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为题材写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让读者看到，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了光明大道。作品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多国传播，并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

1947年，丁玲在阜平县抬头湾村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期间留影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走上文艺领导岗位，工作之余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评论、小说；热心扶植文学青年，为新中国文学的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从常德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西安、到延安，再到北京，这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丁玲一路在行走，一路在创作。她总是在时代关键节点，创作出时代气息浓郁且文学味十足的优秀作品。”梳理丁玲行走与创作的轨迹，佘丹清感慨道。在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小说作品获奖作者老藤心中，“丁玲的文学之心与时代的脉动一同跳跃。她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对真相的探究和对真理的追求，不去粉饰，不做妥协，具有鲜明的斗争精神。”

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12年，后来又度过了5年铁窗生涯，其后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市郊嶂头村。在沉冤莫白的漫长艰难岁月中，她始终相信党、热爱人民，对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渝。

涂绍钧曾多次见到丁玲本人。参与写作林伯渠传记时，他曾跟随林伯渠的女儿首次拜访刚从山西返京的丁玲。那时她正在临窗的桌上整理文稿，案头放着一支当时只要一角钱的竹杆圆珠笔。“丁玲见到我们很高兴，和我们握手、交谈，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初次见面的场景，涂绍钧记忆犹新。

后来涂绍钧又多次到丁玲家中探望，“多次听她谈瞿秋白、彭德怀、贺龙，而对自己蒙冤的经历，从未提及。”

1979年春天，丁玲重返文坛。不顾年高体弱，勤奋创作，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直到临终前，还在医院病床上顽强写作和审阅稿件。为了党的文艺事业，她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来源：湖南日报 · 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