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绘画作品

　　近年来，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受到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遥想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倡导美育，丰子恺便是美育最主要的实践者之一—他是当时第一本美育杂志的编者，孜孜不倦地从事艺术理论、散文创作、漫画创作、音乐普及工作50余年。

　　2018年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美术是为人生的，人生走到哪里，美术跟到哪里。”丰子恺一生都在践行“立人”为根本的大众美育理念，这种理念的背后是一种广博的胸襟。正如丰子恺所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师从弘一法师和夏丏尊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桐乡石门镇一个殷实人家，父亲嗜读诗书。由于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父母亲十分珍爱他，取小名“慈玉”。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学习音乐和美术，师从夏尊学习国文。

　　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成就于一身，“温而厉，恭而安”，不仅给予丰子恺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是其毕生的人格榜样。一次，李叔同郑重地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从没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次谈话对丰子恺影响深远，他后来回忆说：“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

丰子恺

　　夏尊对学生更是极具耐心和爱心，“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因而丰子恺说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

　　毕业后，丰子恺留学日本，回国后与同学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私立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办《美育》杂志，还和夏尊、朱自清等良师益友一起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开明书店。

　　1927年，丰子恺皈依弘一法师，开始与法师合作第一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法师写诗。在法师50岁生日时，丰子恺出版了第一集《护生画集》为恩师祝寿。到了1940年，他又出版了《护生画续集》祝贺恩师60寿辰。

　　丰子恺和弘一法师约定好，每10年出一集。然而抗战期间在从遵义逃往重庆的路上，他便听到法师63岁圆寂的消息。在法师去世之后，他仍坚守约定。《护生画集》从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6集，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没有间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与佳话。唯一的遗憾，是后来的四集没有了弘一大师的题字。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护生，就是护自己的心。”丰子恺在《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一文中写道。

　　在日本游学期间，丰子恺对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简笔画情有独钟。“记得20余岁时，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我当时便在旧书摊上出神……这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回国后，丰子恺在浙江春晖中学任教时，开始尝试这种简笔画的创作。

　　1924年，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刊登在朱自清、俞平伯编辑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画面是茶楼一角，客人已散，桌上散放着茶具，卷起的帘外悬着一弯新月……场景极为日常，意味却深远。

　　时任上海《文学周报》主编的郑振铎看了大为赞赏：“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1925年起，他便陆续发表丰子恺的画，并冠以“子恺漫画”之名，还为丰子恺出了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丰子恺和他的“子恺漫画”因此成名并流传开来。

　　丰子恺不屑于崇尚象牙塔里的艺术，即只为知识阶层所享有而互相欣赏的艺术。“欧化东潮之初，我国人盲法西洋，什么都变本加厉。研究科学回国的人，把人看得同机械一样。研究艺术回国的人，看见中国里只有他一个人，美其名曰‘浪漫’。所谓‘象牙塔里的艺术’,就是这班人造出来的。”

　　相反，丰子恺主张艺术特别是绘画和音乐，应该走下高台深入社会，从而形成一种美的社会风气。战时，丰子恺受聘于浙江大学，教授艺术课程。在教学设备、资料全无的情况下，他不但可随时吟诗唱曲、即兴作画，讲述艺术理论时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吸引了无数听者，“共约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如看戏然”。

　　“在30年代，子恺兄为普及音乐绘画等艺术知识写了不少文章，编了好几本书，使一代的知识青年，连我这个中年人也包括在内，受到了这些方面很好的启蒙教育。”教育家叶圣陶曾称赞道。

　　真正的儿童崇拜者

　　丰子恺对儿童全身心的爱和欣赏，洋溢在其漫画和散文作品中，令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儿童的发现”使得儿童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丰子恺说自己是“儿童崇拜者”，他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1932年年底，丰子恺拿出多年积蓄，亲自动手设计、建造“缘缘堂”，“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

　　“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架子，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院子就晒不到太阳了。我们一大群孩子在竹帘下玩耍，摘几张芭蕉叶子，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叶子凉爽爽的，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闪烁的蓝天。我们还剥莲蓬吃，抽出里面黄色的纤维，当作‘烟丝’，塞进中空的莲蓬茎里，抽起‘莲蓬烟’。”丰子恺最小的女儿丰一吟回忆。

　　在丰子恺眼中，真正的艺术家需要有一种万物同情的能力。“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划，决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这正是‘物我一体’的境涯，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

　　在丰子恺看来，这方面，孩子即艺术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即娃娃）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见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丰子恺由衷赞叹。

　　丰子恺看到，在儿童的世界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飞出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这种灵气不带一丝成人世界的虚伪和世故。

　　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

　　丰子恺的文章曾受到日本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润一郎的好评。1946年丰子恺回应说：“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说的‘欢喜孩子’，并且自己本身亦是个孩子。”他慨叹：“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没有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孩子们呢，都被竞赛考试分数……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这些话在今天依然掷地有声。

　　人生三境界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逃向西南内陆。从家乡出发，经过浙江桐庐，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贵州都匀、遵义，最后到达重庆，逃亡长达8年。

　　有一次，丰子恺问儿子瞻瞻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答“逃难”—“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这让丰子恺不由得感叹道：“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学习！”

　　作家刘以鬯曾在《忆丰子恺》一文中，回忆抗战时期到重庆郊外拜访丰子恺的情景：“走进那幢涂着白色粘土的屋子，我见到几个孩子与一个老头子。孩子们在忙碌地搓湿泥，老头子则用刀子将搓成的泥土切成许多小方块……”原来，丰子恺正和孩子们在做麻将牌。丰子恺解释道：“战时物资缺乏，目前必需品尚且难找，何况麻将牌。几个孩子喜欢玩麻将，只好自己动手做。”

　　逃难时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花费，都靠丰子恺。没钱了丰子恺就一张张画出来，画卖出去接着逃难。实在没有钱了，孩子们将历年的压岁钱全部拿出来“资助”，全家才能继续逃亡。

　　丰一吟回忆，逃难中父亲常常带着他们苦中作乐。父亲教他们背诵《古文观止》、古诗词，阅读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作品《爱的教育》。每周六晚上，丰子恺都要召开一次家庭学习会。每次买5元的糕点果品给孩子们吃，他一边吃一边讲故事，这会定名为“五元会”。在石门话里，“五元”和“和谐”读音近似，所以又叫“和谐会”。后来物价涨了，他就买10元的东西，石门话“10元”与“慈贤”音近，学习会就改名为“慈贤会”。

　　这的确是苦中作乐。“逃难的艰辛，是我们小孩子难以理解的。父亲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了萍乡就已白了三分。”丰一吟感慨。

　　1945年，丰子恺全家终于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返乡凭吊缘缘堂，然而缘缘堂却早已毁于日寇的炮火。1947年丰子恺定居杭州，1960年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遭到批斗和迫害。1975年9月15日因癌症逝世，享年76岁。1978年6月5日得到平反。

　　即便在最困难的人生处境中，丰子恺仍然坚持秘密作画，“心若大了，事情就小了”。

　　澳大利亚汉学家、《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作者白杰明认为，在那个大时代中，丰子恺难以归类：他同情劳苦大众，并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是自然和儿童的近距离观察者；他的艺术看似温和，却常常传递着强烈的信息。

　　“父亲对人生境界的比喻，就像三层楼。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第一层，能把生活过好，锦衣玉食就满足了。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还有一种人，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第三层楼，走向灵魂生活，这就是宗教了。”丰一吟说。

　　丰子恺留给丰一吟的唯一一幅画，是12岁那年给她画的一张像。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正在写字，留白处题有陶渊明的一句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