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1933—1996），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解析数论，并且在研究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但是由于他的表达能力太差，只好让他专门给学生改本子。但是又由于常常生病，中学只好让他“回家修养”。
青年时代的陈景润
1954年10月，陈景润拖着病弱的身体从北京回到了家乡福州。离开喧闹、拥挤的都市，看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听到熟悉的乡音，他的心里踏实多了。但是不久，生计的困窘使他那颗刚刚落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陈景润没有告诉家人他是被学校赶出校门的，他引用校长的话，“我是回家休养的”。几个月过去了，他的休养还没有结束，北京的工资也不见寄过来，老父亲和兄弟们渐渐猜出几分，他们不忍心揭穿他的谎言，只是劝他好好养病。
回到福州之后，陈景润很少出门，偶尔出去也是去书店买书，积蓄花光之后，他无力买书就经常去书店看书。只看不买，当然是不受欢迎的，售货员每每制止他在柜台前的苦读。一天陈景润又在柜台前出神地读书，售货员再次从他手中夺过书：“你到底买不买？”
陈景润的脸一下红了：“我……看看。”
“看完就不用买了，都像你这样我们的书还怎么卖？”
“我……”陈景润悻悻地走出了书店。
有一天，陈景润决定要摆书摊来谋生，亲朋都伸出热情的手从家里拿来书，还有的拿出钱为他买书。不久一个像样的书摊就准备好了，为了吸引读者，陈景润还特意买了一百多本小人书。
书摊摆好了，但生意并不兴隆。陈景润没有营业执照，工商管理人员免不了找他的麻烦。他又羞于招呼顾客，每天守着书摊只顾读自己的书，过往行人甚至不知道他这一摊书是做什么的。
陈景润摆书摊的消息被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知道以后，王校长坐不住了，学生就像自己亲手栽培的树苗，眼见树木成才而无用武之地，栽培者心急如焚。王亚南是个懂得人的价值的人，他决定把陈景润调回厦门大学，由学校安排工作。
正当陈景润无限失望地决定一辈子以摆书摊为生，并准备继续自学数学的时候，邮局送来了厦门大学的公函，把他召回厦大工作。自分配到北京之后，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此后，他就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这个工作他感到太适意了——他终于有机会研究数学！
回到了厦门大学以后，陈景润除了上班不得不去资料室外，他几乎停止了其他一切与数学无关的活动。经过深思熟虑，陈景润决定从研究“他利（Tarry）问题”出发，去叩击数学王宫的大门。“他利问题”是数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吸引了无数数学家的关注和钻研。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1952年6月出版的《数学学报》上，他的《等幂和问题解数的研究》一文，也专门讨论“他利问题”。华罗庚在他的论文中写道：“但至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在七平方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发起了对数学高峰的第一次冲刺。每当同事们在餐厅悠闲地边吃边聊时，他们总看见陈景润端着简单的饭菜，匆匆闪进自己的房间，然后把门带上。人们很难猜想，他是在演算，还是在吃饭，也许这两项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他进门的一瞬间，人们偶尔可以瞥见地板上杂乱地堆积着写满字的纸片和纸团，桌上堆积着厚厚的书籍和稿纸。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辛劳的日日夜夜，那小房间里的纸片和纸团越积越厚，它们慢慢地凝聚、结晶，终于在上面凝成了一叠书写得工工整整的论文稿纸。
陈景润和妻子由昆、爱子欢欢在家中合影
1956年，陈景润完成了数学论文《他利问题》，改进了华罗庚先生在《堆垒素数论》中的结果。他思考再思考，演算再演算，迟迟不敢把他的论文公之于世。他的心一直在犹豫：
“这可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著名论作啊！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甚至还没有进入科研之门的小毛童，能推进华罗庚教授的研究成果吗？这样做会不会不自量力、枉费心机呢？”
几经犹豫，陈景润终于偷偷把他的论文拿给同事李文清先生看，后来李文清又把这篇论文寄给中科院数学所的关肇直先生，并由关先生转交给华罗庚。华罗庚收到陈景润的手稿后，立即把它交给数论组的王元等同志审阅，大家一致认为陈景润的想法和结果是对的。得知有人改进了自己的成果，胸怀宽广的华先生非常高兴，他颇为感慨地对数论组的年轻人说：
“你们待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他现在最着急的是想见一见这位有想法、肯钻研、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数学家。后来，在华罗庚的努力下，陈景润被调进了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66年，中国《科学通报》17卷9期刊登了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1+2）》的结果。正在这时，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代表，这使他不断被批判斗争、挨打受骂。但是拳头没有打掉他的理想，侮辱没有摧毁他的信念。陈景润的心里从来没有放弃对数学高峰的冲刺。电灯被掐断了，他不声不响买来了煤油灯；桌椅被抄走了，残留的麻袋成了凳子，揭开被褥的床板成了桌子；稿纸用完了，他把大字报的反面拿来演算。书香凝溢在斗室麻袋之间，陈景润暂时忘却了窗外的喧闹以及心头的惶惑和不快。
大小不一的纸张又重新在他的房间里堆积起来，这一次陈景润是拼命了。数论研究是挑战人类智力的极限，而哥德巴赫猜想是挑战数论领域250年智力极限的总和。陈景润就像一个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对这一挑战充满了打破纪录的信心，为此他准备投入全部的生命。他感到自己生命的火花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正逐渐地黯淡下来，他要在它熄灭之前，把（1+2）的证明简化，给后人找到一条登上这个台阶的最便捷的道路，他把自己残存的生命化成一页一页的数学符号和公式。
由昆在陈景润雕像边留影
陈景润在没日没夜地工作中，维持他生命的只是窝窝头和开水。与他的数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是他日益严重的腹膜结核症，他经常处在低烧状态，浑身出着冷汗。腹部的疼痛常常迫使他停下手中的工作，铅笔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汗水浸透了衣衫。他不时蹲下身来，用手狠狠挤压着腹部，制止疼痛。疼痛一过，他又马上拿起了笔。有一次同事发现陈景润脸色苍白，浑身浮肿，腋窝处的棉袄已经被反复冒出的汗水浸黄了，就劝他：
“你休息一下吧。”
陈景润说：“我知道我的病日渐严重，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但是我的脑细胞异常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也不能停止。”
在恶意的诽谤和打击中，陈景润以常人不可想象的毅力向他的目标迈进，屋里的稿纸越来越厚，手中的证明结果愈来愈薄，当陈景润的论文只剩下十几页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通向山峰的捷径。他没有放声欢笑，也不敢向世人公布，他只能在无人光顾的小屋里，偷偷品尝他的成果。这时距离陈景润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公布他初始的证明结果已经整整七年，陈景润只用了三年就把世界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1+2），而简化它却用了七年时间，是他生命中九分之一的时间。对于一个享年只有63岁的科学家来说，这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1973年，他的结果终于有机会刊登在《中国科学》上。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轰动，他的结果很快被命名为“陈氏定律”。
与陈景润同时进军哥德巴赫猜想的潘承桐院士，对陈景润“文革”期间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
“在风刀霜剑相逼，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我至今仍无法想象景润是以怎样的信念、理想、勇气、毅力以及机智巧妙的方式，不顾后果地把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初生婴儿’上，以汗水、泪水、血水浇灌培育它成长。”
在陈景润去世不久，哥德巴赫猜想的发源地德国的一位资深数论专家访问了中国。在中科院数学所，他把254年前哥德巴赫致欧拉的那封信的复印件和英译文镶在镜框里，系上红色的绸带，作为礼物送给了数学所。他深情地说：
“如果哥德巴赫在世，他一定会访问中国，访问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