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李克农家中看望生病的李克农（右二）

■缜密高效，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年1月至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由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

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形象。

李克农这位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外交活动家，自然被列入参加会议的主要人选之中。

李克农却提出不参加会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门的五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自己“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但中央还是决定：李克农参加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看来，这次会议不能没有李克农。

周恩来决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关于代表团的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另外，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

在3月3日到4月19日这近50天的时间里，李克农投入了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各种情况，分别列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作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依据。

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单位，就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内外政策等，编写了长达1700多万字、共计12大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会议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3月初开始，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相继到北京集中，进行培训。李克农又指定专人向大家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法律法规。为加强保密工作，李克农还亲自给大家作了有关报告，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对未出过国的司机也作了相应的培训。

李克农还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以及当时常驻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等，多次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做到心中有数。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克农特别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为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由日内瓦到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信联络迅速、安全、畅通。

代表团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马虎不得。

中国代表团于4月20日离开北京，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4月26日至6月15日，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有关印支问题的会议从5月8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

李克农除参加会议外，还负责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并做好对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的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为及时掌握会议动态，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以自己的名义编写了《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其内容多是各国代表团、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以及对外接触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很有价值。

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

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代为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这段时间，李克农加强了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为防窃听，他指示专人利用周恩来所住别墅边的马厩，建起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还安排放映过几场电影，丰富了代表团成员的文化生活。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

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

■不辱使命，保卫周恩来安全出席万隆会议

1955年1月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亚非会议将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邀请我们参加。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

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一时间，反华逆风甚嚣尘上，而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

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

由于当时我国尚无大型客机，也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商谈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飞往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雅加达。“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而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

李克农派出的情报人员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

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

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

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接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要暗害周恩来。该团伙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机场地勤人员周驹。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

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

     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

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55年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独立厅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

■向邓小平请求完成最后一项重要工作

1957年10月，李克农因摔倒造成脑溢血而住院治疗。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李克农的病情很关心。周恩来几次到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并数次对医生们说：“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比没决心强。你们大胆治疗，出了事我负责。”手术后不久，李克农慢慢恢复了知觉，后逐渐康复。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尚未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人员的家属老有所终。这是李克农最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处理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李克农给邓小平写了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写道：“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有所依靠。”李克农还说这也是妻子赵瑛的愿望。

邓小平同意了李克农的申请。

就这样，李克农前往他和赵瑛曾经居住过的上海。

一到上海，李克农便忘记了自己是个重病患者，又一头扎进了工作里。在上海市调查部和公安局的协助下，李克农查询历史档案，走访烈士家属，将曾经在隐蔽战线上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们一一安排妥当。

1958年初，李克农大病初愈，组织上安排他和夫人赵瑛去广东从化疗养。恰巧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在那儿休养，两对老战友不时见面。见面时，他们经常畅叙往事，充满乐趣，十分开心。1960年，李克农的妻子赵瑛不幸患了癌症，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到李克农位于北京米粮库胡同的家中看望慰问。

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坚持参加会议的李克农身体已经很差了。李克农白天去开会，回来之后还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去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李克农次子、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李力在晚年痛苦地回忆道。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他立即来到医院病房，向李克农遗体默哀告别，又向工作人员安排后事，研究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

2月1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为主祭人向李克农遗像敬献花圈。接着，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中有周恩来亲笔加写的一段话：“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往事不堪回首。

在中国革命初期的艰难岁月，面对白色恐怖的环境，李克农出入豪门，穿行陋巷，潜入敌营，卧薪尝胆。一道电波就是一把利刃，一份情报能抵十万雄兵。可是由于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传奇却鲜为人知。1941年夏，毛泽东、朱德邀请李克农一家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吃饭。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29年，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然后分头执行。平时，由李克农与陈赓进行联系。

1929年12月至1931年4月，“特别党小组”在潜伏期间，先后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30年冬至1931年春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等突发紧急情报，均由钱壮飞从徐恩曾处获取，由李克农紧急送交陈赓，关键时刻，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中央红军。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因此被周恩来称赞为“龙潭三杰”。毛泽东曾评论说：“李克农是立过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的……”

1961年1月6日，与李克农相伴40多年的夫人赵瑛突然去世，这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李克农感情上深为悲伤，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一年之后的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协和医院也随赵瑛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