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对我个人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点拨起了‘再启蒙’的作用。他是第一个从不跟我说“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领导。相反，他在对我有些了解之后，曾对我说，你应该相信自己决不会不爱国，决不会‘立场不稳’，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写出来，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习惯于戴着镣铐跳舞的我真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是一种返朴归真的根本取向，不是对具体问题的观点。我终于摆脱从大学毕业前夕就开始的永远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归常识，回归自我，进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于他的。”
——资中筠谈李慎之
本文是资中筠先生为纪念李慎之先生所作，收入壹嘉新书《李慎之与美国所》。李慎之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异议分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1923年生于无锡，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 后进入新华日报、新华社，负责编辑出版为高层内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曾担任周恩来、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外交秘书或顾问并陪同出国访问。中共十二大中央工作报告国际部分撰稿负责人。1957年因为倡导“大民主”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1980年负责筹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并担任美国所首任所长。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 1989年后离职。晚年致力于自由主义研究, 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 1999年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震撼海內外，传诵一时。2003年病逝于北京。
资中筠1982年与李慎之在飞机上偶遇，两人“那一席谈似乎在我长久受到禁锢的脑子里吹过一阵清风”。1985年她被李慎之“挖”到美国所，1988年继李慎之之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在国境内外，引起的反应之迅速和强烈、惋惜之痛切，为近年来德高望重的老人、名人逝世所少见。这是来自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力，同时也出自对他的境遇的同情和不平。与他生前有所交往的各辈人等对他的称呼不一， 我一开始就称他为“老李”，生前如此，本文也不再改口。他倒下得太快，去得太突然。直到今天我总是无法想象他已永远离去。
老李的平生遭遇在他那一辈的有理想、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老革命中颇为典型：少壮慷慨悲歌，满怀救国之志，投身革命，为实现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理想（当时在他们心目中这几项并不矛盾）；革命胜利初期被委以重任，意气风发准备一遂平生志；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打击，有早有晚（有人在延安时期就经历了政治审查的炼狱）；然后劫后余生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担起一定的职务，又是痴心不改，再次鞠躬尽瘁。不过此后20年的风雨中各人的情况、取向就大不相同了。老李的贬抑从1957年反右开始，直到1979年复出，但是1989年的风波中又未能幸免。所以从1949年起到他于2003年赍志以没，实际上正常工作的时间先后加起来只有18年，以共和国54年计，还不到1/3。能不常使英雄泪满襟！这种生命的浪费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我们民族悲剧的一部分。
听他家人说老李在医院中直到最后倒下不能开口之前，还通过电话与朋友讨论世界大事，以至于给大家以假象，对他的康复一度估计比较乐观。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不这样，就不是李慎之了。我在4月上旬从外地回京闻讯赶到医院看他时，他已进了监护室，探访者不能进去了，从门缝中张望只见各种机器、管子，他从此再没能开口。据说此时他脑子还是清楚的，只是不能说话。由于一切来得突然，他没有留下遗言，最后一刻他在想什么，永远无人知道了。
但是他平生一直在想什么，却是昭然若日月的。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前途。毋容赘言，老李是坚决拥护开放改革的。在新的一轮“启蒙”中站在思想前沿。世人皆知他上反专制主义，下反奴隶主义，倡导民主、自由，认为国人“启蒙”远未完成，并以此为己任。有人奉之为“自由主义”带头人，有人责以“全盘西化论”。知之罪之，他的文章俱在，不必我来置喙。我个人体会到他气质的另一面却是非常“中国的”。他有深厚的国学底蕴，给他个人的道德、文章两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基本上是继承了“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有兼济天下之志，而决不甘心独善其身，无论“穷”、“达”，都是如此。
在政治思想上他强烈主张平等自由，而在个人修养、待人接物方面，却有许多“旧道德”的规范和底线，许多已经成风之事，在他看来属于“君子不为也”。他曾告诉我，在刚被打成“右派”时，内心极为痛苦，几乎不敢听他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因为那主旋律分明是在说“不要检讨，不要检讨”！最后他却是用的孟子的“动心忍性”，达到一种自我克制。他不止一次提到“动心忍性”，大概他委屈不得伸张的时候居多，这是他在高压之下可以动用的一种道德伦理的资源。后来他看穿了各种在“革命正统”的名义下实际祸国殃民的荒谬政治，忽然悟出：以他们的这种标准，我就是“右派”，从此泾谓分明，也就心安理得，不再痛苦了。他主张平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又颇重“长幼有序”（不是指官位级别），在有比他年资长者在场时，我很少见他旁若无人高谈阔论。这是一种本能的修养。他对人的第一印象很看重“谈吐儒雅”，彬彬有礼。当然有时他也承认看走眼，因为有的谈吐儒雅者其实文化修养并不高，情操也不一定儒雅。顺便说一句，他不是诗人，也不常以诗示人，但我偶然见过他写的旧诗，惊异于其格律之严谨，风格之典雅，方知他这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也就难怪他提起有些号称会写诗的高官常常摇头了。他喜欢引的一段论语是：“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从他一生的行藏可以看到这段话已经溶入他的精神。
他也曾有过居庙堂之上的经历。在他前八年后十年短短的两次“出仕”期间，曾经三次随国务院最高领导出访，起过高级谋士的作用。尤其是第二个阶段，在对外关系、对台工作方面他离最高决策圈是相当近的，而且曾参与十二大政治工作报告中有关外交方面的起草。他确实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屈子的悲壮情绪，也不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基本上是乐观的，我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心有余悸”，而是照样没有戒备、没有保留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在当时的政治空前开明的气氛下，他的见解、学识刚好得其所，本以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80年以后他调到社科院，奉命创办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随后任社科院副院长，主管“国际片”的八个研究所。在那段期间，他基本上述而不作。他自己说对美国所“情有独钟”。但他又常说他其实兴趣不在专门研究美国。这看似矛盾，我体会其中复杂的心情，一是美国所是他长年受到不公平的贬黜复出之后创办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又不仅如此，他复出是与改革开放同时，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由此机遇。可以想见他办美国所决不单纯是为了学术探索，而是与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相联系的。美国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一种参照系。同时他又反对把美国研究定位于为政府写对策报告，而提倡对美国本身各个方面作科学的、客观的、深入的学术研究。我在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发现哲学家是“全民族的智囊”之说，就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一文中借用了这句话，认为同样也适用于美国研究。此文登载于《美国研究》创刊号。老李对这一提法颇为赞赏，后来在很多场合提倡。从他后来的实践来看，他不愧为民族的智囊，当然其范围远远超过美国研究，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美国。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关于他那时的言行有许多传说，不少是穿凿附会。例如说他曾与学生一道上街到北京市委门前喊口号之类。这决不是事实。这不仅是一个细节的误传，我认为是对他为人的一个误解。他的确不赞成戒严，更反对武力镇压，但是他从理论上对街头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以他当时的实际职责，也决不可能去上街喊口号。相反，当时社科院多位领导都不在北京，他刚好留守在家，本着一贯高度的责任感，以保卫社科院，维持秩序为己任，一层楼一层楼地巡视。老李的文人气使他不同于一般的“老党员”，他的表达方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常常以言获罪；但是他在行动上决不是鲁莽汉（他在自述中说自己是“胆小鬼”，当然又是夸张语法，指行动谨慎则是符合事实的）。他在工作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掌握从来中规中矩，我除了学术工作外，在对外交流，特别是对美、对台工作这一面与他接触较多，他从来没有出过格，犯过什么“外事纪律”。有的只是比较灵活、艺术，重常识而反教条，能以识见服人，从不使人感到与言无味。他对1989年的风波的态度和情绪实际上代表当时大多数，有人比他激烈得多。不过他在高处，而且以他特有的鲜明方式表现出来，容易被人抓住，不像有些人事后可以悄悄地转变，或沉寂下去，小人物更可以略去不计。这也是“嶢嶢者易折”吧。单是他的文人气和语言习惯平时在“革命队伍”中就不大合众，由于他对人很少戒备，许多私下随口说的话。运动一来处处都是话柄。“六四”以后，他在社科院领导层中为重点批判对象（那时的委婉语叫“反思”），一名原来对他常套近乎，尊敬有加的行政部门负责人，转变了立场，参加了老李的反思会后表示不满，说他检讨还掉书袋，用的成语典故人家都不懂。我不知其详，但可以想见老李决不是故意“掉书袋”，是他自然的表达方式，而且用的典故也不见得太生僻。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因为那种氛围我太能体会了，每当强调“阶级斗争”时，读过些书的人一开口就令某些人反感。就是他那篇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据我了解，原本也不是为发表的，而是自己发自肺腑的感言，应该与日记差不多，只不过印出来给几个朋友看看。不知怎地被上了网，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方面，再次在体制内被打入另册，进一步遭封杀；另一方面却在海内外赢得了空前广泛的声誉。这是绝大的讽刺。
我在写“平戎策与种树书”一文（收入拙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时，常常想到他。他更像辛弃疾和李白，而不像陶渊明。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不必哀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退居书斋笔耕不辍，却不同于效悠游林下以辞赋自遣。因为他可以放眼全球，从这个高度看人类命运，民族兴亡，他的读者遍及朝野。近半个世纪中他逆境多于顺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与庙堂绝缘，处江湖之远，倒能作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他的本色，他的学养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特别是最后十年，应该说是思想最闪光的时期。其一贯的追求老而弥坚，想得更深、更透彻，从心态上义无反顾，在时间上也有了更适宜的条件，潜心写作，留下了可以传世的文字。实际上他“在野”的10年中接触面之广，影响之大远超过“在位”之时，这是任何禁令无法封杀的。可惜天不假以年，使他言犹未尽。
当然老李更多是继承了五四以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这些见诸文字是大量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形成文字的即兴之论。他在社科院时经常就一个话题即兴发挥，或长或短，有时演变为长篇大论，他有教无类，对各种水平各种年龄的人都一样开讲。那时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可能有点像古代的书院。他退下来以后大约听到他的宏论的圈子更广了，包括电话谈话。可惜没有录音也没有记录，其中有许多思想的火花和他亲身经历的有独特意义的故事，还有许多警句，如水银泻地，无法收集。听众大概都各取所需，每人在记忆中留住一点，或无形中化为自己的思想营养。
我个人有幸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约是1982年）在赴美的飞机上第一次巧遇老李，而且恰好座位相邻。当时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闻，竟也不曾闻其大名，社科院有美国所也是那次才知道的。他知道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美国，就单刀直入滔滔不绝地谈起对各种问题的见解，许多看法在当时十分新颖。对于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坦率，没有戒备，使我吃惊，他完全不打官腔的独特的语言也使我有清新之感。后来体会到这就是他作风的“特色”，也是少有的本色。那一席谈似乎在我长久受到禁锢的脑子里吹过一阵清风。随后他把我“挖”到美国所，从此我得以在他领导下工作，以及两人都退休以后继续交往共20年。这20年中他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也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但是我最初的印象始终如一：襟怀坦荡，议论横生。总是单刀直入，很少拐弯抹角。时常一语惊人，发人之所未发。他的思想财富当然是属于众人的。对我个人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点拨起了“再启蒙”的作用。他是第一个从不跟我说“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领导。相反，他在对我有些了解之后，曾对我说，你应该相信自己决不会不爱国，决不会“立场不稳”，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写出来，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习惯于戴着镣铐跳舞的我真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是一种返朴归真的根本取向，不是对具体问题的观点。我终于摆脱从大学毕业前夕就开始的永远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归常识，回归自我，进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于他的。
当然受惠的不止我一个。他没有研究员、博导之类头衔，也没有正式带过研究生；但是许多人都称他为自己的导师。他自己没有固定的专业，却推动了许多人的专业研究。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是他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追求真理的执着，至死靡它。这样一个人，满怀救国之志，强国之策而无所用；无“越轨”之行而有超常之见，却屡屡以言获罪，时至21世纪的中国仍未能免遭“诛心”，受到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软性封杀，可胜浩叹！说明我们要在精神上实现真正现代化任重而道远，还需要多少“宏毅之士”为之奋斗。
（2003年）
壹嘉出版 1plus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