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学翻译院(LTI Korea)的职责之一就是向海外侨胞介绍韩国语、日语或其他语言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到英语圈文学世界中。

其中就包括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韩国侨胞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大体都会说韩国语，但写作时大部分使用的都是日语。韩国作家的早期作品多数都会用大都会、国际化的语言——日语来编写，并在日本出版。朝鲜后期的人们，用日语阅读了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翻译院翻译、介绍韩国海外侨胞所写，为非日本人的韩国底层公民代言的激进、具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使用韩国语进行出版。为使用母语，不被分为二等公民的政治活动注入了力量。这样的活动在韩国、伪满洲国、台湾等日本殖民地全域爆发。尤其在日本殖民地中，最广阔、最原始的地区——伪满洲国中心地带吉林省的韩国人中最为显著。

作家金史良的《走向光明(Into the Light)》（1939）

金史良（1914~1950）的《走向光明》讲述了最终接纳自己，像名父亲一样关爱偏远贫困地区孩子的一位教师的故事。主人公对自己是谁再也不感到羞愧，像标题一样走向了光明。教师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文中的孩子也慢慢适应了自己的“身份”。故事的结尾，就连无比愤怒的司机也找到了幸福。他们一同走向了光明。

作者原名为金时昌，金史良是他的笔名，曾就读于东京大学德语系。1943年回到首尔时，作者29岁。他曾被逼迫在日军当从军记者，逃跑后开始为重庆和中国各地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下属韩国光复军撰稿。正如四十年代散落在东北亚各地的韩国侨胞一样，金史良于1945年8月重回韩半岛。

用日语创作的《走向光明》于1939年首次在日本出版，金史良的短篇小说《走向光明》不久前在韩国还是禁，因为金史良被认为是亲北韩作家。他的作品描写了将每个市民用制度分等级的行为和日本帝国的分类体系。

也许大家听说过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这是用皮肤里黑色素的含量进行种族歧视的制度。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并不是按皮肤里的黑色素分级，而是根据你在日本哪个地区出生，父母是哪里人来区分等级。若父母是日本本州或九州等地的人，或母语是日语，就被归为“日本人”；若父母是韩国人，或母语是韩国语，就被归为“韩国人”；若父母是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人，并使用当地方言，就被归为“伪满洲国人”；最底层的四等公民为“中国人”。这种阶层等级体系根本无异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走向光明》里的教师最后接纳了自己“韩国人”的身份。主人公和他的学生，还有司机，都在学习接受自己“韩国人”的身份后，在内心的平静与满足中寻找生存的方法。

作品中的人物在“韩国人——当时的称呼为朝鲜人”，和“帝国公民——日本人”之间徘徊。从身体外貌来看，根本看不出区别。区别在于人们的思想、登记的文件，以及他们出生时与生俱来的某些特征。区别在于使用的语言和梦想的社会。

事实上，孩子们可能比成人更是种族主义者。

“……说话时，扒开门望着屋内的孩子中的一名大声喊了起来。‘嘿，老师是朝鲜人！’……喊完‘嘿，朝鲜人！’后，冲我吐了吐舌头，像是被什么追赶似的，赶紧跑开了……瞬间，走廊变得鸦雀无声。”（6页）

以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为背景的这篇短篇小说中，充斥着人类创造的种族歧视。我们的主人公们走向了光明，在更广阔的世界学习作为韩国人生存下去的方法。

这部作品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不是“日本人”的众多韩国人所经历的现实，是描写当时社会时代现象的最早的作品之一。一经出版，这部作品就入围《芥川奖》，在读者中也掀起了一片热潮。



姜敬爱的《母子（Mother and Child）》（1935）

窗户打开，随即又被关上。姜敬爱（1907~1943）的短篇小说《母子》展现了战争与独立运动的黑暗面和一个女人的命运，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伪满洲国生活的韩国农民、村落居民面临的现实。女子临终前的叹息和为生存的斗争，可以以独幕剧或一个人的独白来演出。

“为了生存，我们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活不下去。”（11页）

这部作品并不阳光，描写了20世纪三十年代在韩半岛北部和南满洲生活的韩国人，着重描写了韩国女性的一生。

《母子》讲述斗争，讲述苦痛。姜敬爱作家描写了女权主义斗争和劳动阶层与底层人民的斗争。《母子》表现了韩国民族主义运动或独立运动的苦痛和斗争。从20世纪一十年代开始的殖民主义到三十年代结束，韩国饱受煎熬。

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位母亲的苦痛，以及为救活孩子孤军奋斗的母亲的故事。故事的焦点在失去丈夫的母亲本身和她的社会地位，讲述了残缺的家庭和大家族的痛苦。故事开始到天气，再到简短的对话，被称为“承浩妈”的主人公受苦、受苦、还是受苦，在被诅咒的人生逆境中与苦难斗争。这是一首阴冷、忧郁的插曲(vignette)。

作家姜敬爱在中国延边生活，三十年代的延边和现在一样，是吉林省内韩国社会的中心。韩半岛的北部，特别是吉林省的冬天寒冷无比，几个月来的大雪和零下的冷酷，以及那来自西伯利亚平原的刺骨寒风不停地呼啸。无家可归的穷人，在暴风雨中无处安身却不得不照顾孩子的人们……这所有的所有，都写在姜敬爱笔尖下的人生中。

饱受痛苦的女性的一生，贯穿在这短短的11页各个角落。承浩妈为躲避暴风雨，辗转在村子里的时候，背上一直都背着小承浩。失去丈夫的她，在她所处的社会里根本就无立足之地，因此更加痛苦。

最后，作者写到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诸如《母子》类的短篇作品有可能引发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女权主义革命。短篇作品给予人们走上街头，走向更美好世界的力量。

1935年，韩文版的《母子》刊登在报纸上，让韩国读者看到了在遥远的伪满洲国乡下生活的女性经受的痛苦。韩国人应承受的贫困故事，传到了被日本帝国主义欺压的韩国人眼前。姜敬爱像现代女性一样，写出了当时女性直面的现实。将我们难以看到的，或者说，完全看不到的世界生动地写了出来。



韩国文学真正得以绽放的时期是20世纪一十年代后期。1917年《每日申报》上连载的作家李光洙的《无情》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部作品被认为是韩国社会第一部现代小说。李光洙在作品中大胆地进行了对语言、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冒险。不过，韩国侨胞的文学到了三十年代才真正进入繁荣期，他们的作品中只有一半左右使用韩国语。






1919年以后，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政策作出了改变。1919年3月1日周六，由33名独立运动家掀起的“3.1运动”让日本清楚地看到，韩国人绝不会默默承受日本欺压的事实。

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对韩国的管制有所放松，使用韩国语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上进行创作变得更加容易。但当时朝鲜的文学作品更接近于一个获得国家认同的工具，与“独立”这一概念密切相连。虽然有描写人们日常的金东仁（1900~1951）的《脚趾长得像我》（1932）、玄镇健（1900~1943）的《贫妻》（1921）等作品，但二十年代当时文学界的趋势是，由1925年成立的“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KAPF）”主导的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

可以理解其为推动独立运动的本意，但文学界刮起了一阵反对将文学作为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具的新潮流。主导这一潮流的是“九人会文学团体(the Circle of Nine)”。作为九人会文学团体代表人物的李箱（1910~1937）、朴泰远（1909~1986）等人拒绝将文学当作道具，九人会是最早呼吁尊重文学本身的文学团体。

这一文学团体的作家，尊重作者的个性和写作方式。到了三十年代，出现了更加多样的题材和全新的写作方式。超现实主义作家李箱，在诗和小说中描写了工业化的首尔。在日本学习，从西欧文学中获得灵感后，作家朴泰远创作的作品《小说家仇甫氏的一天》中采用了意识流手法。尽管九人会文学团体本身只存在不过短短几年，成员也时常变换，但它却被认为是韩国文学界中最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20世纪三十年代有不少小说作品问世，如廉想涉（1897~1963）的《三代》、蔡万植（1902~1950）的《浊流》等。

Gregory C. Eaves Korea.net 记者
照片：韩国文学翻译院
翻译：孙智爱 Korea.net 记者、金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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