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和党中央斗争始末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交集始于北大,1918年到北京谋生的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获得每周8元的生活费,这差不多是当时的最低生活线。来来往往的借书者中,有一个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学生引人注目,毛泽东当然认得他,张国焘,当时北大学生会中的风云人物。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他们都参加了会议。之后各自发展,张国焘一直游走在中共的上层,起初领导工人运动,后来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鄂豫皖苏区中央书记。在鄂豫皖苏区,他一方面通过大规模肃反树立在红四方面军中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大力提拔徐向前,陈昌浩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将领从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当时,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中共战略根据地,以致流传中国革命靠两座山,“井冈山”和“大别山”的说法。

   而毛泽东则没有那么风光。他一直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农村之中。从秋收起义开始,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白手起家地在赣南瑞金周围开拓出了当时中共最重要的苏区-中央苏区。正当职业生涯处在上升通道的时候,却受到留苏派和党内老干部派的排斥和打击,最终在宁都会议上被赶下了台,直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后才东山再起。

   张曾说过一大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比较丰富,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高多少”。张国焘并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之前两人也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从懋功会师开始,中国革命中原本两颗平行而升的政治明星开始相向而行,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935年6月,经过十个月的艰难跋涉,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北小镇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红30军会师,当时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领导者还没有会面,但是双方已就下一步战略开始交换意见。

虽然红军占领了川北从而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但敌情仍然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向红军所驻扎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堵住了红军南下的道路。

毛泽东计划一起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而张国焘马上回电表示拒绝,首次交流就僵住了。毛泽东感到不妙,催张国焘快来面谈。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几名骑兵卫士的簇拥下赶到毛泽东的驻地,时隔24年,毛泽东与张国焘又见面了。当时的情形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述“从两位领导者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张长的脸面丰满而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容憔悴,皱纹很深,举止非常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张国焘和毛泽东会师合影

这一幕活脱脱就是地主老爷向穷亲戚炫耀财富,自带光环的张国焘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毛泽东的心理就起了一些微妙变化。

接下来,在两河口的关帝庙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了夺取松潘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意思,是出松潘北上抗日,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方针,从内心来讲,他更希望向向南发展,最终占领成都平原。那么,这两种战略到底孰优孰劣呢?

   毛泽东的北上战略,是在当时全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把民族命运与红军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一招妙棋,也是红军扩大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认同乃至承认的最后途径。同时川陕甘三省交会的地区,属于各路军阀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极易复制赣南瑞金的革命模式,而连绵起伏,群山环伺的黄土高地又给擅长运动游击的红军赋能。在陕北,如果往东可以攻击富裕的山西阎锡山的地盘,往西沿着丝绸之路一直打通到新疆,更是能够接驳苏联。当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穿,必需品的严重匮乏在后来确实使红军无法维持最低生活需要。

   而张国焘打到成都吃大米的策略是奔向富饶的成都平原,建立一个崭新的川西根据地。从生活条件来见,四川确实优于陕北,而川军之前羸弱的战斗力更是坚定了张国焘向南发展的决心。

   不管怎样,双方的分歧已经显露无疑。两人曾经争吵,张愤怒地说:“我们大老远跑来还要听你毛泽东指挥啊”。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的内心,张的傲慢让他厌恶,而他的野心更是让毛警觉。好在两人都同意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小目标-攻占松潘。这个红军北上甘肃的必经之地现由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把守,红军攻打十多天,由于高原缺粮加之没有重武器加持,攻击最终失败,部队撤回毛儿盖。这时候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只有穿越松潘草原这一条路北上了。8月3日,中央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右路军中央直接领导,直接穿越草地,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先攻占阿坝然后北上。




一封神秘的电报导致毛泽东摊牌



   

 攻击松潘之前,张国焘要挟似地向中央提出充实总司令部的要求,推荐他的副手徐向前担任红军副司令,他的左膀右臂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周恩来让出总政委的位子由陈昌浩接任,张国焘得到了红军指挥大权。

   松潘战役后在毛儿盖召开沙窝会议,张国焘又提出要让四方面军九个同志进入政治局。如果这样,四方面军就有10名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就成了张国焘的天下,毛泽东当然不能同意,委婉的拒绝了他的要求。经过艰苦的拉锯战,最后达成妥协,把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和周纯全提拔进入政治局。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国焘野心一步步膨胀,胃口越来越大,最后挑战乃至要挟中央呢?

   首先双方实力的差距是张国焘野心膨胀的根源。两军会师后,张曾经问过朱德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朱德如实相告,经过五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不足2万。而这时张国焘手下有8万之众,不甘人下的张国焘立刻心里不平衡了。

   同时,汇合之初,两军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不可否认的是,之后红一方面军的某些左倾路线的做法,比如批判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土匪作风,令双方矛盾激化,这就为张国焘乘机煽风点火,挑唆大家与中央的矛盾提供了土壤。

   8月22日,张国焘最终出尔反尔,毅然撕破了脸,下达要右路军南下的命令。毛泽东措手不及。右路军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中央红军主力,当然不能听张国焘摆布,双方僵持起来。这时候和右路军一起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官陈昌浩、徐向前的态度就十分关键了。陈昌浩一开始是同意两军一起北上的,但是逐渐的,他倾向于南下了。而徐向前则既不反对北进,也不反对南下,留有余地,情势变得微妙起来。

 一天晚上,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到叶剑英手里。看了内容,叶大惊失色,忙交给毛泽东。毛看完也直冒冷汗,掏出铅笔迅速记下内容,就马上交还叶剑英,并叮嘱他千万不能让陈昌浩知道他看过电报。晚上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就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同时后面安排了警戒哨。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惊恐不安呢?1937年批判张国焘大会揭开谜底。毛泽东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句子,张国焘似有武力解决毛泽东的味道。现存的档案尽管详细的保存了当时所有的电报,唯独这一份电报一直没有找到。尽管证据缺失,但是依照毛泽东的性格,南下被张国焘控制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也许这份电报是导火索,但他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则是必然的。


   当张国焘得知毛泽东背着他秘密北上后暴跳如雷:“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玩的尽是权术”。毛泽东送给他的红军总政委的帽子都是虚的,山头主义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中央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一样,张国焘同样也对红一方面军徒呼奈何。服从,永远都是有条件的。

   分手之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在突破腊子口天险到达哈达铺后终与陕北红军会和,彻底在陕北站住了脚。而张国焘则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他自认为手握9万兵马豪气干天,但他对川军死守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动能估计不足。虽然以前的川军一击即溃,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各自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正面交锋。但是经过整编,蒋介石让四川军阀刘湘统领成都各路人马,又向各部队派入政工人员,战斗力大幅提升。刘湘亲自坐镇战场,不惜代价与红军硬拼,经过三个月与各路敌军恶战,红军由原来的9万人锐减到4万人,部队且战且退,1935年的冬天,张国焘过的格外寒冷。就在他为南下还是北上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位从苏联回国的客人来到瓦窑堡,他叫林育英,得知红军内部的巨大分歧之后,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居中调解。林的话语分量张国焘明白,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象瞿秋白,李立三都被剥夺了领导权,而通过共产国际的加持,即使是王明这样的一介书生也上演了一步登天的奇迹,所以他不得不改变立场,同意再度北上。之后,红四方面军第二次翻越夹金山,到达甘孜,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一起北上。

   1936年9月30日起,四方面军分成五路纵队,先后抵达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




   西征-张国焘最后的赌注与希望



   

 四方面军二次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使得陕北本已困难的补给雪上加霜。张国焘心心念念的就是西渡黄河,在马家军所控制的青海甘肃一带另外开辟一个根据地,与陕北遥相呼应。而且如果占领甘肃青海,西出新疆可以获得苏联援助的粮食和枪炮。如果那样,不仅中央奈何他不得,恐怕他的政治生涯都会重新书写。毛泽东对他的意图洞若观火,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30军,9军西渡黄河后,毛立即停止了四方面军其余部队的渡河,掉头让其防御南线的胡宗南部队的进攻。毛指示彭德怀把四方面军的指挥权拿过来,但是没有得手,彭指挥不动张国焘。由于两军指挥员貌合神离,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宁夏通道,四方面军主力被彻底分割。就这样张国焘与他的嫡系王牌部队天各一方,红30军和9军由此深入大漠,史称西路军。


西路军行动路线图

   红军大举西进,这里的回族军阀大为惊恐。青海甘肃宁夏地区,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一带是通向西部的战略要地。解放前,这里被西北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马家军所控制。马步芳作战凶狠,人称“西北王”。西北民歌花儿唱到“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比不过青海的马步芳”。在古浪城,红9军遭遇马家军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三分之一。军参谋长,师长,师政委先后战死,元气大伤。

   这时本应快速通过河西走廊向西推进不要恋战,但是毛泽东为了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让陈昌浩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造成河东与河西红军即将会和的假象,诱导蒋介石的军队分兵扼控黄河,以便陕北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西路军被迫在荒凉的河西走廊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人数从21000多人锐减到15000人。此时西路军已危在旦夕,但毛泽东却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集结并一口回绝了陈昌浩的要求黄河以东红四方面军支援的请求。马家军以保住地盘为首要目标,如果红军不停留地奔向新疆,他们未必会打,现在就地集结,马步芳不惜老本,集结2万多人对红军进行包围,高台城红5军遭到马家军的围攻,全军覆没,师长董振堂战死,倪家营子血战,马家军伤亡1万多人,西路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昌浩,徐向前感到不能再被动等待了,致电中央请求支援,毛回电斥责,重提陈昌浩当年支持张国焘南下的错误,给陈昌浩带来莫大的压力而最终祭出昏招。西路军本已突围东进,陈又变卦决定重新西返倪家营子,结果第二次被围攻,仅剩下8000多人,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而此时毛泽东才想起营救西路军,但为时已晚,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只能且战且退向祁连山转移,最终在康龙寺决战后奔向世界尽头。全军被迫解散打游击,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乔装回陕北。可惜张国焘的王牌部队,2万多人在西征的过程中消耗殆尽,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惨败。张国焘闻听西路军全军覆没痛哭流涕“如果说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则连脊梁骨也被打断了!”

复盘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历史,一开始就应直奔新疆不要恋战,后来发现不是马家军对手则应果断返回向东突围,而他们却在这个狭长地带来来回回打了大量的消耗战。这里面原因首先是中央领导对西路军的定位西进还是东进游移不定的战略失误。陕北红军被胡宗南等蒋介石部队围剿的困难局面使得毛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来迷惑敌人,西路军无奈成了担当掩护中央侧翼的棋子。


其次,西路军领导不管客观实际照葫芦画瓢,机械盲目执行上级命令。特别张国焘曾经的左膀右臂陈昌浩,背负着另立中央的罪名,他一门心思想与张划清界限,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中央的指示固执的全盘接受,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灭亡。

   客观上,青海与河西走廊一带是马家军经营多年的地盘,历史上回汉矛盾重重相互仇杀,西路军统一战线工作无从着手,甘北开阔的地形无从遮蔽,极利马家军的骑兵机动作战,加上敌方人力,物力,后勤,弹药和粮草的准备充分,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倾向于他们,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批判张国焘过火导致悲剧的发生




   

 西路军失败仅过了十天,中央就利用这一事件发起了对张国焘的批判。这之前有一个插曲,毛泽东调走了当年在中央分裂时居中调解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因为林是了解当时双方情况的唯一当事人,张国焘极力反对这一调动,但没有奏效,张国焘明白中央已对他下了结论。接着,批判大军各色人物粉末登场,凯丰是这次斗争的指导者,身材矮小的凯丰是留学苏联的米夫党徒,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发表了《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在哪里》的万字长文,给张国焘扣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路线的帽子,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任弼时,林彪,彭德怀,贺龙等先后发言批判张国焘。

   最后,毛泽东作了三点总结:1 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路线 2 张国焘对四方面的领导一无是处 3 张国焘的哲学就是机械论和经验论

   罪名既已确定,批判重点转为四方面军干部,斗争进入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率领一干猛将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运动的扩大化终于酿成悲剧,抗日军政大学发生暴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毛泽东权衡利弊,最终采取怀柔政策,三个月后这批人悉数释放。

   张国焘的最终处罚本计划是开除中央委员,但后来转为以一个冲淡的决议草草了结,背后原因是共产国际力保不能对张采取组织制裁,况且当时国共和谈又遇暗礁,可能还需要张国焘剩余的的四方面军重赴疆场。

 



在通向革命胜利的火车上,张国焘提前下车了




   经历过这场抗大学生的暴动,批判张国焘运动有所降温,谁知道在中共有名的刽子手-邓发的主持下,远在新疆又兴起了第二轮批判张国焘的斗争,这次斗争的对象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乌鲁木齐的西路军仅存的4-5百人部队。而与以往不同,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等人把批判张国焘与肃反托派结合在一起,认定西路军的失败是托派在中间搞鬼,从而把事情推向不可收拾。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李特,黄超,因提出不同看法被戴上托派的帽子秘密处决。这件事给张国焘以极大刺激,他开始坐卧不安,心神不宁。前一阶段中央对他的批判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则使他产生死亡的恐惧,从这时起,张国焘下定决心离开毛泽东了。


  1938年4月4日,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登上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汽车扬长而去,随即南下武汉,被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长江局截获。之后,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等人轮流来做他的工作,无奈张国焘去意已决,周恩来曾建议他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张去意已决,自动声明脱党,随后毛泽东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就这样,党的创始人以被开除党籍的代价换来了离开是非之地的机会。

   投靠国民党后,张曾想重新组建新的共产党,邀请陈独秀出山,陈没有答应,张于是只得在军统做了几年特务,光吹牛不见实效,不久就把工作丢了。以后张国焘辗转台湾,香港,最后定居加拿大。晚年的张国焘寄居在多伦多的免费养老院中。1977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而室内暖气时而中断。张国焘转身时毛毯不慎滑落地上而张无法拾起,竟因长时间无人来助而冻死他乡。夫人杨子烈悲愤地说:“我们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



各自的结局




而张国焘的部下,结局各有不同,说来也是无限感慨。 而张国焘的部下,结局各有不同,说来也是无限感慨。

西路军最后流落到新疆的大约有四五百人,一部分干部如李先念滕代远程世才等被送回延安, 剩余的人员则留在新疆,如李特,黄超。说起李特,西路军参谋长,可以说是张国焘的死党,在当年张国焘毛泽东因为北上南下而分手的时候,他特地带领一干人马追上毛泽东的部队,如果不是毛制止部下,当时早已兵戎相见。还有黄超,红五军政治委员,出身地主的他本应在红四军里面被肃反枪毙,但是张国焘力保他不死,从此对张忠心不二,在当年背弃中央南下的过程中竭力充当马前卒。 可说这两人给毛泽东的印象极差,后来都 成肃反的牺牲品,以托派的名义秘密处决。难怪张国焘听说这个消息,悲愤地说“如果李特,黄超是托派,那我们所有人都是托派”。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是以托派名义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有多少,至今无人知晓。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噤若寒蝉,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处决这批人的过程一直由邓发秘密执行,按说以他当时的地位,还不可能在这么重大的事件上独断专行,应该是接到他人的指示,说到这里,乔叔细思极恐。


1945 年 6 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当年负责处决这批人的 邓发被大多数代表质疑而未能进入政治局候选名单,后来毛泽东上台讲话,做大家工作,又把他列入候选名单,正式投票时,仍然未过半数而落选政治局,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邓的 落选代表了群众反对杀戮的呼声,也是共产党的幸事,从此中共内部少了一个贝利亚式的人物。

陈昌浩,张国焘原先的“股肱之臣”,自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延安,立即被要求写交待材料。后被送往苏联进行审查,直到1951年才回到祖国。作为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二号人物,他的职业生涯彻底断送。1967年,文革中残酷的批斗下,陈昌浩吞服大量安眠药,与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

徐向前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再也不放心让他执掌大军区的司令,于是只能在山西,河北领导小部抗日武装,屡建奇功,建国后官至总参谋长,最终还被评为十大元帅。可谓善终。

李先念,在最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候, 他向毛泽东 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 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谦虚的品格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西路军失败后,毛泽东给他到 豫鄂苏区白手起家的机会,从那里开始,他重新打下一片天地。建国后,官至财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可见,即使跟错了队,下场迥然不同。保持谦逊的品格和冷静的头脑,脚踏实地,这样的人运气不会差。


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回顾张国焘的一生,既有白手起家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的高光时刻,也经历了与 毛泽东决裂而南下另立中央的黑暗时光,最后以背叛中共委身老蒋作为结局。坦率地说,以张国焘当时的处境,离开是非之地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蒋介石绝不会从内心深处真正接纳一个共产党的叛徒。如果说张国焘在马列主义的道路上有些虎头蛇尾,那么离开红色政权的庇护,在青天白日旗的笼罩下,他的职业生涯更是暗淡无光,或者说,彻底失败,更为准确一点。张国焘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写给党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也许在那时,我们才依稀看到点那个从北大走出的浪漫诗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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