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亲历运动的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

    中南海也不例外

    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次数最多的一年,也是“除四害”运动最火热、力度最大的一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杭州市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此前的1957年秋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特别提倡“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犹如隆冬里的一把火，毛泽东讲话和下基层视察卫生的示范举动，将始于1956年的“除四害”运动推向火热的高潮。

    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层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一天，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下午，她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中南海的有关人员领着进入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

    上海500万人参与

    为了赶上和引领形势，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或（办公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两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河南定为三年，江苏定为四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

    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1958年4月17日（周四，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议日，有时间参加劳动）和20日（周日，休息日）举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击运动。伴随四月不断攀升的气温，上海的“除四害”运动不断掀起阵阵高潮。各区、各局紧急作出部署，各里弄、单位、街道、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采取了大规模、密集型的行动。在17日和20日这两天的突击日行动中，全市郊县各行各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岁老寿星，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巨。

    曹家渡的张师傅向笔者讲述，每到傍晚，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敌敌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纸，然后，邻居们统一时间，紧闭门窗熏蚊蝇。喷药水前，家里都会收藏起所有吃的、用的，人也全部走到弄堂里。随后再用喷雾器喷药。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同时行动,放眼望去,四处烟雾弥漫,场面十分壮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大家睡觉都不用点蚊香、挂蚊帐了。

    麻雀被“平反”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打苍蝇，灭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战利品，是学生时代经常要完成的作业之一。1958年，高建国还是上海普陀区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领导说要放十天假，不用上课，专门“除四害”。十天之内,每人要消灭苍蝇、蚊子各一百只,老鼠十只,麻雀十只。苍蝇、蚊子要验全尸,老鼠交尾巴,麻雀交脚爪，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进课堂。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公厕聚首，把打死的苍蝇、蚊子装在小瓶子里，老鼠尾巴和麻雀腿用废报纸包好，到时候上交给老师。

    可是，环境的改善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粮食增产。1959年春,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农村也出现遍地虫害、粮食减产的现象。一个事与愿违的现象出现了：四害几乎绝迹了，粮食咋没增产呢？

    1959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虫，1960年以后，“四害”也相应变为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纵横》2016年第11期 李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