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出入北大及生辰考述

    清末民初的著名文人辜鸿铭曾经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授一职。然而有关其何时正式进入北大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不甚清楚，同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还有其离开北大的时间。以上两个问题，连同辜鸿铭的生辰问题，由于缺乏证据材料，在学界仍无定论，坊间相关传说更是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本文中作者使用了搜寻到的诸多珍贵材料，旨在解开辜鸿铭出入北大的时间以及生辰问题的谜团。

    一

    谈到辜鸿铭与北大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上刊登了一通林琴南致蔡元培的函件，林在其中指责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并且批评当时“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主张。4月1日，蔡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来一一驳复。他申明北大办学的两种主张：第一，对于学说，遵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并赞成“兼容并包主义”；第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在举例时，蔡写道：“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据此，学界起初认为辜鸿铭任教北大，是由于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才得以成行。蔡元培在1916年12月26日才被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开始执行校长职务。但是根据冯友兰、袁振英等和辜在北大有过交集的人的回忆资料，我们可以确定，辜早在1915年秋季学期就已经任教于北大了。因此，目前学界普遍同意，辜在蔡入主北大后是“续聘”而非“新聘”的说法。那么辜鸿铭究竟何时正式在北大开始执教了呢？

    在辜进入北大之前，曾经与之有过一次因缘际会。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现存有两份电报资料涉及辜鸿铭任职副总教习的事宜，时间是在1903年2月22日前后。第一份为：“武昌端制台，大学堂奏派辜员外汤生为副总教习，祈（速其）来京，盼切。熙、庆。”第二份为：“南京张宫保鉴，辜君鸿铭精通西学，早蒙识拔，钦仰尤深。刻学务需才，已奏派副总教习。请趣早临，无任叩祷。熙、庆，艳。”发电报的张百熙和荣庆同为负责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当时辜鸿铭的直属上司为湖广总督端方和两江总督张之洞，然而就辜鸿铭是否最终赴京就任副总教习一职的疑问，在1905年出版的《皇朝续文献通考》中，其中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记载就提供了确切的答案：“时总教习吴汝纶卒。癸卯正月以前，青阳县知县汤寿潜继之，以后补员外郎辜汤生同张鹤龄为副总教习，汤辜辞不就。”癸卯年为1903年，正月以前，原本汤寿潜要代替故去的吴汝纶任总教习，辜鸿铭和张鹤龄担任副总教习，最终结果是汤和辜辞去了委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46岁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五项宗旨。2月，袁世凯制造兵变，之后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3月29日，唐绍仪组成新内阁，蔡元培被任为教育总长，并对全国的教育进行民主性的改革。在5月13日上午9时，蔡元培到参议院发表演说，阐述有关教育方针的政见。他主张教育方针应以道德为主，不可偏于实利主义或者军国民主义，道德、哲学和美学的教育尤为重要。他在演说中还着重提到：“余杭章炳麟人极乖张，然其小学及古文词是可取的，厦门辜汤生性尤怪癖，然英文程度不浅。”三天之后，蔡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由此可见，蔡在最初有关教育和办大学思想中，是十分重视“高尚学问”的，以至于性格“乖张”“怪癖”的章炳麟和辜鸿铭在蔡的眼中也都因其真才实学而瑕不掩瑜。

    1912年6月22日的《新闻报》上，登载了一则有趣的消息，名为《辜鸿铭答蔡元培之妙论》：“辜鸿铭为留英学界巨子，膺英法意三国文学博士学位，精拉丁文，以欧西古学著名者也，教育总长蔡元培夙耳其名，日前以教育事请教于彼。辜辞以不谙教育。蔡谓，君学问如此优长，岂有不谙教育之理？何必过谦？辜答之曰：学问与教育截然分为二事，君尚未知之耶。闻者传为妙论。”我们无法确认蔡辜之间是否真正有过此种对话，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三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说法实属子虚乌有，辜的才气和学问在当时的文人圈中应该是人尽皆知的，而蔡元培求贤若渴、不拘小节、礼贤下士的态度也使得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不是完全没有契机发生的。更何况早在1911年9月27日，身在德国的蔡元培就在日记中写道：“得陶孟和函，寄示辜鸿冥（按：原文如此）语。”可见他对于辜鸿铭早有关注并青睐有加。当然这则消息同时也存诸多疑问。1912年3月底，辜从上海移居北京，直到4月底生计也毫无着落，如果辜蔡对话为真，辜没有理由拒绝蔡的好意。诚然，向来孤僻高傲的辜或许不屑于屈身象牙塔内，抑或是教授薪水在当时未能达到辜的期望，又或者辜的教育理念与蔡的想法格格不入等等。种种猜测只能留待更多材料的出现而得以证实。7月14日，蔡因不满袁世凯专权，与王宠惠、宋教仁等退出内阁，同年9月，蔡再度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

    1914年4月8日至11日间，《申报》《时报》《北京每日新闻》《北华捷报》都在报道一则消息：“辜鸿铭已经就任五国银行团译员一职。”但仅在10月底，辜就接到要求他辞职的通知。其间，他以五国银行团译员的身份，作为教员正式在北大授课。1915年12月《教育公报》中的《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里，明确记有辜鸿铭进入北大的时间以及任课科目：“悉仍旧三年九月以后因开新班分科，添聘教员二十三员，预科添聘十五员，兹悉分列于下：文科：陈大齐：担任伦理学，心理学，哲学概论；黄侃：担任词章学；阿得利：担任英文学；马叙伦：担任宋学，伦理学；辜汤生：担任文学概论；崔适：担任公羊学；周典：担任英文；胡以鲁：担任言语学；朱希祖：担任中国文学史；夏锡祺：担任美学。”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辜鸿铭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教书的时间为1914年9月，而这位日后以教英国诗歌和拉丁文著称的北大辫子教授所开设的第一门课程为“文学概论”。

    二

    在北大任职近两年的辜鸿铭，于1916年7月14日致信老友骆任廷，询问其是否能将一份中文祝寿辞译为英文，并发表在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之类的刊物上。这篇寿辞在辜鸿铭60岁生日时，由他曾经在武昌总督衙门署的老同事、老朋友们共同献上。辜称，这是他首次被自己的同胞公开赞扬的文稿。在寿辞结尾的一段话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辜鸿铭先生六十寿序

    汪凤瀛撰岁次丙辰五月

    岁次丙辰五月二十有八日，为君六十初度之辰，同人及门弟子谋所以祝君者，以不佞知君深，嘱缀一言以为寿，不佞窃谓君之鸿篇巨制，自足以寿河山，寿金石，寿千万世，奚借乎他人之言。独君仁心为质，欲尽跻天下苍生于福林寿域而无所凭借，以发抒其伟抱，则有非恒人所能窥见者。余故不辞弇陋，叙君行谊之荦荦大者，以见君无量之寿，实自操其券焉。君其相视而笑，勉为同人进一觞乎？

    寿辞作者为汪凤瀛，他在1897年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1900年又任洋务文案，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提调。汪和辜同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岁次丙辰五月二十有八日，为君六十初度之辰”这一条信息明确无误地告知我们，辜鸿铭的生日是农历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即公历1856年6月30日。在1916年的8月11日，该寿辞的英文版刊于《字林西报》，题为《辜鸿铭先生的生日》（“Mr. KuHung-ming’sBirthday”）。

    此外，下面几则英文报刊消息也都可提供佐证。1920年7月21日的《时报》记载：“北京的辜鸿铭教授在7月12日收到诸多贺信，祝福他即将度过自己64岁的生日。”同一天，《字林西报》刊登了几乎相同的消息：“本报专栏作者辜鸿铭在7月13日收到诸多贺信，祝福他度过自己64岁的生日。”《北华捷报》在7月24日也报道了这则消息。经查证，1920年7月13日的农历正是庚申年五月二十八日。1924年7月4日《字林西报》登消息称：“最近被误传去世的辜鸿铭先生，在上周日庆祝了他的68岁生日。许多朋友都到场送上了祝福。这位中国伟大的君子和学者的诸多崇拜者们，虽然身居京外，也无疑都想参加这一盛会。”其中的“上周日”即1924年6月29日，农历为五月二十八日。

    其实，辜鸿铭曾在1921年寄给自己台湾的亲戚辜显荣一张自己的半身照，并在照片两侧题写“耀星宗弟惠存”“辛酉十二月汤生题赠，时年六十有五”。“耀星”是辜显荣的字，从当时辜65岁的年纪推算，毫无疑问其生年应是1856年。可惜的是，这张在辜生前身后被各大中外书报杂志反复引用且广为流传的照片，都被删除了墨迹的部分，致使其生年的谜案遗留至今。不仅如此，以辜能以为首的辜氏后人，连同叶公超、蒋梦麟和许世英，于1956年在台湾组成“刊印辜鸿铭遗书会”，组织出版了多种辜氏绝版的著作。在致各图书订货者的联名信函中，明确写有“1956年为辜鸿铭诞辰100周年”的信息。所以，可以明确无误地说，辜鸿铭诞生于1856年6月30日。

    三

    1917年1月蔡元培主持北大事务，9月10日，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教授。9月21日，胡适参加北大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10月1日起，开始上课，教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当时，教育部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极力建议实行各科教授会管理制度。其建议随即被采纳实行，因此胡创办了哲学研究所，并担任主任，另外兼任英文教授会主任。1918年，28岁的胡适又担任了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主持编辑《北大日刊》、任哲学研究所主任等。面对这样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辜的心情是复杂的。当然，面对暴得大名所带来的美好前景，胡适的想法则更加复杂。于是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在各个层面上展开了。

    作为北大一级教授，辜的薪金其实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辜向来出手阔绰，且有吞云吐雾和走马章台的嗜好，再加上一家老小的耗费，常常使得他在经济上捉襟见肘。辜在1918年11月21日写给骆任廷的信中，就透露了这一点：“阿斯卡尼俄斯现在供职于山西太原府的盐业管理机构，每月薪水150美元。我随信给您寄上他的几封近期来信，从中您可以看到，他每月定期会从薪水中拿出50美元来寄给我，以便我维持生计。我在北京大学教授英文诗歌和拉丁语的总收入为政府银行纸币280元，折算起来还不到50美元，要是没有阿斯卡尼俄斯每月的这50美元，即使在家中，我和家人也定会因吹来的寒冷北风而颤栗不已。”可见如果不是儿子辜守庸（阿斯卡尼俄斯）的资助，辜氏一家真要天天喝西北风了。

    但是在权衡道义和饭碗时，辜终其一生都是选择前者的。所以他一如既往地让各种不满与牢骚肆无忌惮地宣泄开来。坊间的有关辜公开和私下取笑胡适的故事不胜枚举，比如，在1939年12月16日《生报》中，作者“拙隐”记述：“北京大学亦曾聘辜教授英文，及胡适讲新文化，辜讥胡于欧文，先不识字（即希腊古文），文于何有？若国学白话文体，程朱语录，已开先河，胡作不算发明，彼信口胡说，搅乱正学，举国青年，奉为文宗，何以电文又不作白话？胡闻无以报之，暗令蔡元培辞聘辜。”另外，在1919年3、4月间，蔡元培和林琴南就新旧文化而进行笔战之际，辜并未袖手旁观，他化名“冬烘先生”撰文力挺蔡的主张。这篇佚文的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

    冬烘先生

    近日北京大学校校长蔡鹤卿先生，纵使教员，学徒出《新潮》、《新青年》诸杂志，丑詈旧学，诋毁伦常，几欲棰击孔孟而后快。闻之者靡不震愕，多归罪蔡氏，以为孔孟罪人。此皆不知蔡氏用心之苦者。余以蔡鹤卿先生此举，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昔苏子瞻作庄子祠堂记，有曰按《史记》庄子与梁惠、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作《渔父》、《盗跖》、《胠箧》诸篇，以诋訾孔子之徒。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也云云。夫医者之治病，必推其痛之自，而治其受病之处，而后有功。今鹤卿先生学贯中西，博览兼综，深知中国今日学术士习病根所自来，且势岌岌可危，歧黄束手，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冀挽既倒之狂澜。嗟乎，今日我经生学士之视我华数千年来声明文物如土苴，而终日口不绝爱比西地[A、B、C、D]之音声，潜心于彼物理哲学怪诞不可思议之异说，岂真以为其中有何奥理奇趣而心乐之哉。盖徒眩羡彼西人声势喧赫（按：原文如此），奢华绮靡，以为得此则可以为利禄之阶梯。此犹昔讲禅者之诵经念佛，朝夕喃喃阿弥陀佛，以为如此则可以永保禄命耳。昔人有问张蒿盦日：人之舍六经论孟而信袁氏禅学之说，且久而不替何也？蒿盦答曰：此如病人有不嗜五谷而嗜泥炭者，以其有积虫夺其饮食之正也。余谓今日之西学，所以能蛊惑人者，诚如蒿盦所云，其人胸中积有胃虫。或曰此虫果为何物耶？曰躁进幸得之念是也。夫人既有积虫，若强进以五谷正味，则病者不受，若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余尝闻善治胃虫者，不烦猛烈之药，即可驱除净尽。其方为何？即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自已。我故曰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辜在文中将胡适资助的《新潮》和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期刊比喻为“极臭秽之物”，借以贬低新文化，维护旧传统；又用“以毒攻毒”的说法来替蔡支持“白话文”的行为来辩护。虽然辜文的论调奇怪，逻辑牵强，但从中也很容易觉察出辜蔡之间关系，至少蔡元培自己在当时是决然不会主动辞退辜鸿铭的。1915年后在北大执教的徐子明，深知当时派系斗争的内幕，他在《胡祸丛谈》中回忆胡适是如何打击异己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的：“在这种情形下，第一个吃亏的就是辜老先生。因为他最瞧不起胡适，而教训学生又太切，加上他身穿马褂长袍，背后拖一条花白的小辫子，实足表现胡适所叫的古董，而不是二十世纪美式的应时货。所以他讲堂上的主顾就慢慢的向杜威的高足倾倒，听讲的日渐少了。到了民国八年的暑假以前，陈胡两人商量之下，就请蔡翰林停发他下学年的饭票。”

    大学中但凡有涉及人事变化的消息往往都是不胫而走的。可以推想，1919年暑假前，对于陈独秀和胡适的动议，辜是不可能完全不知的。所以在7月12日，辜在《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公开攻击胡适倡导的新文学。对辜而言，这仿佛既是在抒公愤，又是在报私仇。胡亦不示弱，撰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8月16日，辜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进行反驳。1919年5月底6月初，胡适接手主办《每周评论》刊物。他在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和8月24日第36号上，化名“天风”，分别发表《辜鸿铭（一）》和《辜鸿铭（二）》两则八卦新闻一样的短消息，闲聊辜的辫子和爱骂人的脾气，言语尖酸刻薄。然而就在8月4日，《申报》忽然登载消息称：“北京电：辜鸿铭在英文报著论，请日本扶助中国，恢复帝制，府院交警厅严究，并饬各报禁止议论国体。”《时报》在8月11日也发布类似消息：“警厅函各报，公府秘送辜鸿铭复辟论，勿妄传。”至于辜究竟写了怎样的文章、辜胡二人的恩怨情仇、辜究竟为何离职北大等问题，笔者将另有专文讨论。除了胡适本人和官方自上而下的讨伐之外，辜鸿铭还面临着学生自下而上的书面攻击。

    萧超然在1986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中记载，1919年8月，北大英文系二年级学生罗家伦上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投诉辜在英文课上鼓吹“君师主义”，因而“有误学生时光和精力”。其实早在5月3日，胡适的得意门生罗家伦就书写了《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其中罗列了辜的四条“罪状”。但若找来罗家伦日后的文章《回忆辜鸿铭先生》，其中内容与所谓的“罪状”是相互冲突的。那么最初罗写信的动机想必也就不言自明了吧。由于次日“五四运动”爆发，信写好后并未发出。直到8月8日，罗又补写了两条意见，分别针对英文课和哲学课提出了两条建议：希望胡适代替辜讲授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课程；希望胡适的老师杜威所开设的哲学课改为英文门课程。之后一并寄给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马寅初和英文系主任胡适。1919年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因此也就失去了“保护伞”，大学教授的职位自然便保不住了。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确知，辜鸿铭在1919年秋季以后，至少是已经正式被停课，因为在1919—1920学年北大英文门秋季课表上，已经找不到辜鸿铭的名字了。

    四

    被停课后的辜鸿铭也不总是在北京一地活动。比如在1920年4月10日，辜鸿铭就投书《字林西报》，透露出他3月底4月初是在上海与中外友人相聚的。1920年8月16日《时报》刊载的一则消息，是现今发现的最早指出辜鸿铭正式离开北大的资料：“据《字林西报》称，身处北京的辜鸿铭先生，由于公开支持满清复辟，似乎招致了北京当局的不满。辜鸿铭先生已卸任北京大学拉丁语及英诗教授一职。据《北京每日新闻》称，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所期盼发生的事情。北京大学的校长太过慵懒，将校务交给一群年轻人来处理，而这群年轻人的理念，无论对错与否，则都是辜鸿铭先生所反对的。”这则消息由于使用了“卸任”一词，从而在言语层面上巧妙地避开了辜离职的原因。《北京每日新闻》也站在了辜的一边，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是由于辜反对这群年轻人的理念而主动辞职的。8月24日，钱玄同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提及辜被革职一事：“查来信有谈及古轰鸣（译音）下半年的‘笾豆簠簋问题’（按，此即‘饭碗问题’也。因‘饭碗’二字太欠古雅，故改为此名）的事。查该古轰鸣在成均已经革职了。这倒也是一件快心的事。不料□□□□诸公，又因为是ㄉ'ㄠㄎㄊㄜ建议革他的，又不免略有烦言。你想这种烦言，不是‘吃饱饭，没事干’而发生的吗？”其中的“古轰鸣（译音）”无疑指的是辜鸿铭，而“ㄉ'ㄠㄎㄊㄜ”，是英文doctor（博士）的注音拼写，此处暗指胡适。钱玄同明显是站在了辜的对立面，他也明确指出是胡适建议革职辜的，所以其他诸公的“烦言”在钱看来纯属多余。

    同年10月4日，一位化名为“野云”的作者，以一种颇为知晓内幕的权威口吻，在《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通信：北大近闻十则》的文章，详述当年北京大学秋季学期前后的种种十则近闻，其中第一则提到：“本学年该校教员，颇有所进退，就其重要者言之……又素以古董自称之辜汤生、法界负有众望之林行规，亦复自请辞职。”无论怎样，“自请辞职”恐怕是最体面的一种说法吧。然而事实上整个过程也应该先是胡适动议革职辜，后由蔡元培批准，再由校方下解聘通知，最后辜不得不自请辞职。辜在1920年11月12日写给骆任廷的信件也部分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推测：“最近，无论是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里，都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在北京大学的薪金为二百八十银元，最近学校向我发出通知，要求我辞职。此外，我也不得不去医院来治疗自己的肺炎。现在我手中有一份聘书，可以到日本的一所大学任教。但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这一聘请。原因是，以我现在的年纪，流亡于异国他乡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那里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我爱中国，我爱中国的人民，但就像孔子‘乘桴浮于海’一样，我或许也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

    1920年8、9月间的暑假，辜鸿铭正式辞去北大英文教授的职务，而这在当时也应是广为人知的。难怪在1921年5月8日《申报》上的《伦敦通信：自费留学生》文章中，作者纪鸿就明确指出：“一千九百年来，始有自费生之踪迹，年前北京大学之大辫教授辜鸿铭，及今日南洋华侨中之领袖人物如林君者，皆自费留英最早之人。”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一文中曾记载：“某岁，先生主讲北大英文课，时男女同学甫实行，先生登讲台后，瞥见座中有女一人，大异之……下课后，即致书校长蔡孑民曰：教室中忽发现女生，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这则趣闻应不全为真，1920年2月，北京大学招收了9名女生进入课堂旁听，当年暑假才正式招收女生，从此开创了中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可在1919年暑假后辜就已经被停了课。不过故事中辜辞职的时间倒是大致与史实吻合。或许真实的辞职过程比这则趣闻来得更为匪夷所思和天马行空。试想，在那种被逼无奈下的就范里，如何能安放得下辜鸿铭赖以傲世的桀骜不驯与特立独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