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方谈了什么 让蒋介石下令对其暗杀

核心提示：蒋介石对唐绍仪继续背着自己与日方交往十分不满，他担心一旦唐决定下水翻脸揭出内幕对自己大为不利，命令戴笠转告在香港的杜月笙致函劝唐绍仪离沪，但唐回信说他宁可当亡国奴决不会当汉奸，并说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加以拒绝。杜月笙对他如此“不给面子”也很恼火，转告戴笠说唐决不肯离沪。于是，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要求动手。

原题：唐绍仪留在上海跟日本人谈了什么 让蒋介石下令军统斧劈暗杀 ？

土肥原“工作”开始后，中统局侦察到这一计划，密报给蒋介石，当即拟定对策，决定等待时机，对吴、靳、唐3人进行观察，只要谁与日本合作，就对其采取制裁手段，以阻止伪政权的成立。当时在天津的靳云鹏“不但不答应，反而秘密派人与蒋联系”，而吴佩孚、唐绍仪对日本的诱骗态度暧昧，甚至叛向明显，“重庆方面以为，上海、北平的唐绍仪、吴佩孚先后答应了，就把唐、吴先后干掉”。于是便上演了重庆特工刺杀“南唐北吴”的一幕。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生于1860年。14岁时，由清政府选派加入了容闳带领的幼童赴美国留学团，经中学升入到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学成回国。1885年后唐绍仪长期跟随李鸿章与袁世凯，以善办洋务著称。辛亥革命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参加南北和谈并出任第一任袁政府内阁总理。唐为了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6月，他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辞职赴沪从事工商活动。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去，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年初他又任南方的总代表进行了“南北和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没有就职，反而参加了西南军阀的反蒋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唐挂名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因他对蒋介石不满，而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曾欲任唐为驻美大使，想利用他借美国的力量来调解中日事件。但唐绍仪向蒋介石要求拨数百万美元为交际费，蒋介石没有同意，转而请他直接与日本人谋和。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从事与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接洽谋和的工作，但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作罢。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继续留居上海法租界，没有随国民政府西撤，并继续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系。

鉴于唐绍仪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重庆政府密切关注他的动向。1938年年初，蒋介石托人捎带亲笔信给唐，要他赶快离开上海赴武汉，并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相许，但被唐拒绝。1938年3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落水当汉奸，唐绍仪对此不置可否，并拒绝了广州抗日团体要他南返的呼吁和汇去的旅费。

1938年7月，土肥原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在上海虹口东体育场路七号一幢西式洋房内设立了名为“重光堂”的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唐则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据称是为了草拟关于建立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在会谈中，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日方具体商讨了“合作”问题。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岑德广在会谈中就唐绍仪出山“收拾局面”、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等问题，向日方提出了方案，包括对日方的种种保证与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其《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求永久和平之方案》中，岑德广向日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还对未来的汉奸中央政府做了如下设想：拟定政府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关于基本国策，提出“防共睦邻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关于军事，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须建立国防常备军80万人。除此而外，此次会谈中还对其汉奸政府的组织系统、“干部人才”的网罗、“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反蒋倒蒋计划、对日关系，以及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提纲，都做了详细的规划。

岑德广在上海与日方的来往与秘密谈判，不久即为国民党军统上海区人员侦察到了。

军统潜伏在上海各地的特工由军统上海特区管辖。特区区长兼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是军统著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副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是在上海滩上活动多年的老特务与暗杀能手，曾一手指挥暗杀民主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的行动。上海沦陷后，戴笠指示他们严密监视那些留沪的军政名人，严防他们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政权，唐绍仪自然更成为特务们重点监视的对象。军统特务除对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的住宅及其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还派情报员谢志磐到唐宅内进行侦察。

谢志磐与唐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得以有机会常到唐家走动。1938年年初，他从唐家人员口中得知日本曾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拜望过唐绍仪，邀请唐出山维持沦陷区的行政事务，唐虽未立即答应，但此后往来不断。谢就向上海特区做了报告，周伟龙加上他自己的推测，向戴笠反映，引起了军统的高度重视。周伟龙要谢志磐继续经常到唐家收集情报。谢就不断将唐与日方日益加紧的勾结与秘密会谈的消息向军统报告。

蒋介石对唐绍仪继续背着自己与日方交往十分不满，他担心一旦唐决定下水翻脸揭出内幕对自己大为不利，命令戴笠转告在香港的杜月笙致函劝唐绍仪离沪，但唐回信说他宁可当亡国奴决不会当汉奸，并说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加以拒绝。杜月笙对他如此“不给面子”也很恼火，转告戴笠说唐决不肯离沪。于是，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要求动手。

1938年7—8月间，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戴笠命令上海特区对唐绍仪实行“制裁”。

参考文献：李直峰：《吴佩孚死因新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上海文史》，199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