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官史中，陈炯明一向被认为穷凶极恶，罪不容诛。从1927年蒋介石执掌政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两波洗脑运动中，都把陈炯明作为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但实际上，陈炯明是怎样一个人，当时独立的中外舆论都有相当一致的客观评价。
主政漳州，搞社会主义不学苏俄
1919年12月1日，陈炯明在其闽南根据地创办的《闽星》杂志正式创刊，他亲撰发刊词，明确提出“全人类社会主义”，并宣称新文化运动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陈炯明一直谋求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在广州筹办西南护法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闽南护法区的教育：“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报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1919年10月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指出：“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现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人民虽负重税，但看见施政效果，也感满意。”稍后厦门美领事也作了类似的报告，说“它指示了怎样由一个前进的政府能造到的成果”。他们都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1920年8月31日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发往华盛顿的报告高度评价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认为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但他同时不无忧虑地说：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
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B.G.Tours)报告，1920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而1920年5月1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载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在述及其图书馆制度时说“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1920年12月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苏俄(布)西伯利亚负责人威廉斯基的文章，称赞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1920年5月8日《陈炯明致列宁的信》也写道：“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似乎证实了英美外交官的担心。其实，陈炯明的社会主义与苏俄并不相同。早在1919年梁冰弦初晤陈炯明时，陈就“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什么阶级专政……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执掌广东，与孙中山决裂
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陈炯明主政下的广州新景象，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
1921年3月1日，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称：“孙中山是一个智慧而有野心的人，为求达到个人目的，将不顾一切或牺牲他人。”“陈炯明是现任广东省长，他是由闽南回师广东。他不同意孙中山当大总统之梦想，仅愿在他自己的省份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凭藉他的五万军队，他已开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陈氏的第一个命令，是禁绝烟赌，使他由赌场失去每年两百万元的收入……相信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中国官吏。他的目标不在压榨人民，而在对人民提供一个有效率及诚实的政府。他让广东九十三县人民选出自己的议员……由他的谈话中，相信他最后会成功建立一个由粤民选举的政府。”“孙中山及其同党……全是一批无原则野心官僚的结合，他们终其一生唯一的动机是企求增加个人的权势及财富。”
1922年4月28日，美国武官菲兰少校(Major Philean)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自1921年打败广西军阀后，孙陈已发生意见分歧。到1922年4月，这种分裂更趋明显。”“孙中山，一个梦想者及自我主义者。眼睛注视着北京——他的目的地，相信全中国会匍匐在他的脚下，宣布他是中国的救主，劳工的救星，全国唯有他唯命是从。”“陈炯明，担任省长，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为了进行广州现代化，每天各方均向陈要预算，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此外还得为少数诚实勇敢的县长们，筹募军饷及军火，剿除土匪，否则会像广西一样，不堪收拾。对教会学校及其他外国人办的学校，也得予以协助，已备为中国下一代新教育的需要而准备。毫无疑问，孙陈之分裂与日俱增。”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在1921年9月16日向国务卿报告说：“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可是这效率主要是依靠陈炯明省长个人的尽力维持。”在1924年4月8日的机密报告中又写道：“当两年前我初次访问该省时，孙、陈合作无间。时陈炯明担任省长，给人民带来一个廉能的政府。陈倡导联省自治，他告诉我，将建设广东为中国的模范省。当孙中山高唱挥师北伐时，已几乎动摇陈炯明的忠心，使陈早已对孙的信仰幻灭了！”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在1922年4月到达广州。在广州共产党组织的会议上，达林“听到了对陈炯明赞扬备至的评语。人们对我说，工人们爱戴这位将军，陈炯明从广州败逃之后，工人们有孤寂之感……我们转入了庆祝‘五一’节的问题。讨论了游行的基本口号。这些口号共有三类：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苏俄；二、反对国内反动派；三、支持孙中山政府。‘五一’时我在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会的旗帜上看到了第一、二类口号，但是没有支持孙中山政府的口号。”
达林来华既系受命于共产国际，自不能认同这些观点，但也报道说“广州的局势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极端复杂化：首先，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支持军阀陈炯明，并进行反对孙中山政府的宣传；其次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左右着国民党的政策。”“4月底至5月底在广州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广州组织的代表不发表意见，实际上企图把全国劳动大会拉向支持陈炯明的那一边去。”“受广州资产阶级的影响，孙中山政府方面同工会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政府采取了限制工人运动的做法。孙中山颁布了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必须呈请政府认可。此外，政府还有权撤消它认为不合适的工会领导机关的候选人，并将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不是工会会员的人，安插进工会领导机关。”4月27日，“我提出了关于(孙陈)和解的可能性问题。孙中山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并提高了声调说：‘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从，那么他将被消灭。没有任何和解可谈。’”
苏俄干预，理想主义失败
在达林之前就已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与孙、陈接触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孙中山……亲自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只有陈炯明——— 我也和他长谈过三次———一点也不希望实行党的独裁。他同样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当他过去在福建省作为革命军队的将领时曾经完全站在俄国革命方面。但俄国革命本身的发展却使他渐渐向右转。他为这样的立场辩解说：在有三千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能够排除私人资本主义。并且，在政治上，一个具有相当广泛的地方自治权的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他认为，中央集权对全国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党的党纲并不完善，他看出有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的需要。就像支持罢工工人一样，他出资帮助一家日报(指中共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这家报纸的编辑是共产党员。他要求派一个代表到苏俄去，并宣称并不反对在广州设立共产国际的办事处。他希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虽然这几次谈话中他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但当时还不能预见公开破裂即将发生。破裂爆发于他的副官(应作‘副手’，指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暗杀和免去他广东省长的职务之后。”
马林显然认为此时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比陈炯明更接近于苏俄。特别由于陈炯明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同时却反对“党的独裁”，这种类似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信仰，自然会令马林判断陈炯明本质上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因而对之缺乏热情。正是由于接受了马林的判断，苏俄不久之后即不顾中共内部的强烈反对，断然联孙反陈。
在陈炯明晚年手订的《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书》中，他这么强调：“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以谋发展之平衡与配合之妥善，惟计划之订定，必须依照民主方式。在计划规定之下，人民须有充分经济企业之自由，除保护劳工及防止法律独占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本党认为经济民主应以此为起点。”可见他的经济纲领，也与社会民主党人吻合。
遗憾的是，尽管陈炯明的事业当时蒸蒸日上，得到中外民主力量的高度评价，显得大有成功希望，最终却失败了。苏俄的干预，是陈炯明失败最关键的外在因素；而作为一个与加缪十分相似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太过于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价值原则，结果最终落得两面受敌的下场”，在20世纪中国的失败也恐非偶然。无论如何，他的失败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失败。
(作者：赵立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