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 | 惠英红： 大女主的人生

七岁那年，跟妈妈在湾仔街头要饭讨生活的惠英红碰到一个穿着灰蓝色唐装的中年人，他跟惠妈妈说：“这个女孩，以后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她。”惠妈妈理都没理，说：“神经，我们要饭的!”五十年后，站在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影后领奖台的她，真的做到了。惠英红这一生，起伏频年，阴晴圆缺悉数上演，活脱脱就是一部大女主戏。

成为2017年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双料影后之后，惠英红最近还没有正式开工，生活也从极度自律变成有点放纵自己，几乎每天都是跟家里的杰克罗素梗“女女”一起“香港瘫”。

刚开始休息的时候，她还很认真地运动。之前拍武打戏多，运动强度很大，现在终于决定结束“打女”戏路，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游泳。7点钟健身房开门，惠英红就跳下水，各种姿势混合，无停歇游90分钟，定好时间，闹钟哒哒一响就上岸。可有一天她想偷懒，一天变两天，结果就懒下去。因为睡太多，肌肉都被压迫，浑身酸痛，加上跟朋友吃火锅，吃了很多辣，长了很多肉，让早已习惯清淡素食的肠胃有点辛苦，连带着引发头痛。拍摄前一天，她去看了中医。医生问她的肾跟肝的气怎么那么差，睡得不好么？就是睡得太多啦，惠英红大笑着说。做完针灸，医生帮她配调理的药，她趁机冲去市场，买了芹菜、土豆、番茄、瘦肉，回家煲了一锅汤，做了一份沙拉，吃下去，才终于舒服过来。“吃得健康，才会觉得自己健康，心情才会好。”惠英红笑着说。

影后大满贯

短发，亲切，迷彩外套，藏青色毛衣搭配白衬衣，光腿穿深蓝色中裙，惠英红比约定的时间提前20分钟到达拍摄现场。进房间的第一件事，就对着落地镜比划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两张贴纸和两枚吸盘挂扣，吸好，用手拉了一下，然后又拿出两根白色的灯光条，挂在吸盘挂钩上，插好电源。一个简单但实用的化妆镜，瞬间就完成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可见她已经是轻车熟路。这样亲力亲为，估计可以打败多半个娱乐圈。

在香港娱乐圈，大家习惯称惠英红“红姐”，足以证明她的“江湖地位”——这个地位现在已然更加无法撼动。能够凭借两部作品同年摘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和“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两个桂冠，这荣耀只有萧芳芳在1996年拥有过。更何况，这两个角色还截然不同，一个是《血观音》中阴狠毒辣、视亲生女儿为棋子的“棠夫人”，一个是《幸运是我》中真实温暖、罹患老年痴呆症的“芬姨”。

其实，惠英红最近还有另外两部作品，动作片《Mrs. K》和5集悬疑探案剧《心冤》。“这一年，所有演员希望能发生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她蜷腿坐在沙发上，微笑，表情从容，但手和腿露出的皮肤上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筋络也颇为明显。这些，都是她当年身为亚洲第一“打女”留下的印记。“不为得奖，第一感觉是我走运，有好的剧本来，没有好剧本，演员都没办法的。所以作为演员，真的可以‘虚荣’一下，所以我说自己‘大满贯’，做得好，给人家看到，就是幸运。”

幸运二字，绝对不足以概括惠英红成功的原因。为角色做长时间的功课对惠英红来说是基本功。凡是要合作的导演，她都会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给她一些空间去“弄一下”角色。“我不会改人家的东西，但表演的时候，我会发现这场戏有什么地方可以抓到一点，更加丰满和生动地表现人物。”

《血观音》有一场戏，棠夫人的女儿棠真手受伤，原本的台词是棠夫人说“让我看看你的手”，惠英红特意改成“让妈妈看看你的手”。“她是个妈妈，就算再坏，也会有母亲的本能。我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棠夫人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一点母性。”但这一点母性，却瞬间被棠真的拒绝给浇灭，也把棠夫人进一步推进决绝的深渊。

打女的诞生

落地窗外是香港的冬日暖阳，惠英红一袭黑裙，临窗而立，身形挺拔有力。今天的拍摄地原本是香港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曾在这里任职，在“保育中环”的项目规划中，这栋建筑历经四年时间改建成了一间酒店。与它一路之隔，便是著名的香港公园。从玻璃窗看出去，公园内的行人小径清晰可见，一位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车把手上绑着一只巨大的哆啦A梦气球，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跟着气球一蹦一跳。

这里是很多香港人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地点，但惠英红的童年却与它无关。“香港公园？以前都不熟的，这里是有钱小孩的童年。”惠英红笑着，完全没有一点介怀。

清晨的湾仔骆克道，行人匆匆而过，空气中似乎还留存着当年的迷醉，这才是惠英红童年的发生地。身为满族正黄旗后裔，惠英红原本家境殷实，可父亲刚到香港便迷上赌博，输掉所有家产。四岁的惠英红就跟着妈妈在湾仔讨饭，卖口香糖给外国水兵。她观察人的敏感度，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修炼，因为一旦选错水兵，很有可能要不到钱，还会挨打。

“那时我就已经开始在‘演戏’，你要老外愿意给钱，就要装可爱，要缠住他，要他对你印象好，第二天还愿意给你钱，这不都是演戏吗？”她回忆说，“对我来说，人生就是舞台，舞台就是人生，也许对别人不是，但我不需要太大的分野。”

14岁，惠英红为了养家跑去夜总会跳舞。为张彻导演担任副导演的午马去舞厅探星时看到她，便邀请她去试镜。最开始，午马导演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漂亮，身形够高挑，但放在镜头里一看，才发现她一点也不畏镜头，完全不像第一次演戏的样子，天生有“戏胞”。原本是为了一个小角色试镜，惠英红却拿下了女二号——77版《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终于踏上自己的梦想之路，却换来一场家庭风暴。“我妈觉得在舞厅跳舞一个月有1000多块，演戏才500块，根本不够用。我哥刚去做武行，觉得电影圈很复杂，不希望我去演戏。我们整天吵架，我妹妹站在我这边，我妈跟我哥一边，旁边我爸得了癌症躺在床上，每天靠吗啡止痛，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有一天闹得特别厉害，摔东西摔得乒乒乓乓，我妈很生气，一直说我丢了惠家的脸，要去做戏子。我就说，为什么我哥做武行就不丢脸，我就丢脸？吵完之后，我一摔门就进了我爸的小房间。他那几天一直迷迷糊糊，那一刻突然很精神，跟我说：‘我相信你，你做任何事我都相信你，别管他们。’”

没几天，爸爸就离开了，但那句话在惠英红脑海中，直到现在。

“只要导演不喊卡，我就不会停”

当明星，现在听起来风光，那时却是苦工。香港流行武打片，很多女孩受不了挨打，现场跑掉的都有，而惠英红就是因此拿到不少角色。“哪怕受了伤，很难忍，导演不喊卡，我都不会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代表前面那一段就还要重来一遍，不如索性坚持到底。”

有一个电影，要惠英红从16楼跳下去，下面就是马路，只有一条威亚起保护作用。“本来是替身跳的，可上了威亚，怎么样他都跳不出去。搞了半天，太阳都快下山了，替身转身走了，不赚那一万多块了，大家全都转头看着我。”惠英红只有点头。冲刺，跳不出去，再跑，还是跳不出去，就好像脚被一根绳子拉住。大家的脸都掉下去，斜着眼，戳戳手表。她跟武术指导说：“我跑过去，你给我一个力，把我推出去吧。”她真的就飞出去了，大脑一片空白，但那一刻，“不跳，比跳更难过。”她被挂在三楼一个晾衣杆上，那根杆子穿过她的硬背保护衣，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印。但如果没有不是这根杆子，她可能就直接掉在地上。“我可以赖皮不跳，但我担心会影响以后的发展。武打演员比文戏演员赚的钱少，但武打戏又卖得比文戏好，所以心里一直有不平衡。到被淘汰的时候，那个不平衡就更厉害。”

原本打戏是男人的天下，但惠英红因为有舞蹈功底，一招一式都更有美感，反倒开创了武打片的新路。文化研究学者胡淑茵曾写过一篇论文，分析《女演员银幕前后的性別身份建构过程》：“惠英红在银幕前呈现出来的‘打女’形象，武功高强、果敢英勇，不失女性娇媚，与传统功夫片里女性的弱势地位截然不同，很多时候甚至远超片里的其他男性形象……正面展示了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异，尝试呈现女性作为一个主体的独立精神性格。”

1982年，惠英红凭借《长辈》获得第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第一位也可能是唯一一位靠武打片拿到影后的女演员。导演刘家良了解惠英红家里的情况，第一次带她去了半岛酒店吃下午茶。那时惠英红都还没有一件好衣服可以穿，有点寒酸地走进酒店。“一切都好豪华，豪华得让我有点害怕，每个人都那么漂亮。然后，我第一次见到这个Scone，擦了奶油吃，我觉得简直是人间美味。”从那以后，只要有缘碰到，惠英红一定会忍不住吃，但她却从来不自己专门去买，好像偶遇的感觉，会让Scone更有记忆中的味道。

可惜没多久，曾经拿奖拿到手软的惠英红，表演之路却走入困境——武打戏在香港不再流行，经纪公司又不想她演别的戏，破坏打女形象，其他导演和监制也不确定，打女惠英红究竟能不能演文戏。短短几年间，惠英红从连轴转拍戏到无戏可拍，整个人陷入抑郁之中，甚至吞下一把安眠药，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家人救起后，她突然觉得眼前的世界也活了过来。“失去的东西，总要自己一点点拿回来。”她不再介怀是不是主角，从电视剧里的配角开始，重新找回自己演员的身份。

2010年，电影《心魔》中一位占有欲极强的母亲，把惠英红再次推到“香港金像奖”影后的宝座。那时，已经距离她第一个影后奖杯整整28年。

她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媒体想让她找出以前的奖杯一起拍摄。她翻遍房间，才发现几乎所有奖杯都在她抑郁症期间被扔掉了。“那时候，真的不想看到任何跟以前拍戏有关的东西。”只有1982年那尊奖杯，因为被塞在床下的纸箱里逃过一劫，找出来的时候已经发霉脱漆，经过一番修复才终于能够勉强出镜。

在和解中前行

日本国宝级导演是枝裕和曾说，自己有一段时间差点想要放弃电影。整整两个月，他食不下咽，消瘦了很多。但没想到，让他恢复元气的却恰恰是工作。原本他还担心自己的状态无法工作，可一到拍摄现场开始工作，就立刻原地复活。他从此明白了自己的定位：“我大概是‘不工作不行’的那种人”。在某种程度上，惠英红也是如此。

2017年，她第三次站在香港金像奖的领奖台上，感受到一种“看山还是山”的豁达。“第一次拿奖，我一看奖杯是铜的，就直接把它扔在床下，因为那时在我看来这种东西是虚的，而我需要的是能吃饭的东西。第二次，我隔了28年又拿奖，中间跑过整个低落的过程，那个奖不只是证明我会表演。而这次，我内心是最平和的，但因为这部戏跟我妈妈有关，她又刚好走了，所以我的情绪不是为了那个奖，而是因为想念我妈妈。”

跟《幸运是我》中的芬姨一样，惠英红的妈妈也患有老年痴呆症，五十多岁就发病。电影《血观音》拍到三分之一，惠妈妈去世。

接这部戏的时候 ，惠英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用妈妈的样子去呈现角色。“我有一次晚上8点多回家，一开门，绕过门厅，看到妈妈坐在餐厅里，没开灯。她一个人坐在饭桌边，桌上摆着一盘菜，背景是整面墙的玻璃窗。饭桌很大，玻璃窗也很大，显得她跟那盘菜特别小。当时我很难过，原来我妈这么孤独。”她说着，眼圈微红。那个感觉给惠英红很大的震撼，所以拍《幸运是我》时特意问导演“要”了一个镜头：芬姨一个人坐在客厅吃东西，放着音乐，点着一根已经燃尽的烟。她的身体微微地团起来，好像跟所有东西都保持着距离。

母女关系总是充满着纠结，但惠英红知道，她跟妈妈之间的爱从没改变。在照顾母亲的这么多年间，彼此也都说过一些伤害对方的话。这个角色，既是她跟妈妈的和解，更是她跟自己的和解。

现在的惠英红，觉得自己比以前柔软平和了很多，终于甩掉了不少“打女”身上曾经有过的刺，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对表演有丝毫放松。2018年，她在Fox拍摄的一部5集悬疑探案剧《心冤》中饰演一位高级总督察，整个拍摄过程她都非常享受，最终的结果也颇让她满意。她用一种神秘而得意的神情说，这个角色将会是下一个惊喜。“演戏是一种享受，每场戏我都会搞点‘小动作’，把自己的水准调高一点。我希望惠英红这三个字，就代表她很认真，无论她漂不漂亮，票房能卖到多少，但她能保证不让人失望。”

“要做，就做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