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年，公元1913年初，大总统选举的关键时候，卸去职务的孙中山“识时务”的离开中国，躲到他曾经的根据地日本。

而国内的政治舞台，留给了30岁的宋教仁。

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党合并组成的国民党，推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一夜之间就能草拟一篇《民元约法》，其才华在党内几乎无人能比。

孙中山的离开是轻松的，平台已经搭建好，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国会选举的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

就这样，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半年前，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出走，内阁对于总统的制约名存实亡。

如今，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地位给了袁世凯新的压力，比当初内阁的压力更大。

袁世凯慌了，他曾向杨度暗暗说出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权，就怕他们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将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

如今，国民党的掌舵人，是袁世凯久久啃不下的硬骨头。

袁世凯上位临时大总统之初，曾掀起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强烈争端，宋教仁，正坚定的站在他的对立面，极力推崇内阁制。

早在宋教仁初露锋芒之时，袁世凯就有心网罗他，宋衣服破烂，袁世凯就送新衣服，宋四处搞政治活动，袁世凯就捐财捐物。

袁世凯的意图很简单，只要宋教仁不再坚持责任内阁制，甚至以“内阁总理”的位置相许，但宋教仁一概置之不理。

唐绍仪的首届内阁垮台后，袁世凯仍然希望宋教仁牵头组建“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论党派，但依然被拒绝。宋教仁手握国内最大政党，他充满底气，他一心想着踢开各党，建立一个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党内阁”，目的简单而明确，一点也不绕弯子，也不会耍手段。

颇有才华的宋教仁，显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心机和城府。

宋教仁自恃才高，却低估了他面对的现实，一厢情愿的认为制度能解决一切。

然而，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理想。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表，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赴北京 共商国事。

就在出发当晚，在上海火车站，宋教仁撞上了那颗蓄谋已久的子弹。

那是一个平常的夜晚，夜色包裹着上海北站，隔绝了人的视线，月光下的铁轨，闪着寒光。晚上10时许，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为即将动身的宋教仁送行，他们在接待室休息了一会。

10时40分，宋教仁准备上车，一行人走到检票口，众人一一送别，告别的话还未说完，黑暗中伸出一支枪管，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0.01秒后，子弹从宋教仁的腰间刺入，宋教仁捂住自己的腰，一个踉跄就快要倒地。

旁边的人连忙扶住宋教仁，将其送上汽车，他们分明看到一个黑影闪进人群，却再无法看清踪影。

在铁路医院，宋教仁面色苍白，极为痛苦，他费力的将于右任拉到胸前，吃力的说：“吾殆将不起，有三事奉告：

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心尽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当晚，医生从宋教仁身体内取出子弹，发现弹头有剧毒，伤势危重，药石无医。

宋教仁从昏迷中挣扎醒来，：“这次我北上，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他断断续续的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活不下去了，请你们快拿纸笔代写遗电。“

在宋教仁留下的电文中，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至死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还希望他能够化伪为诚，改专制为民权。

22日上午4时，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在痛苦中渐渐咽了气，年仅31岁。

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捶胸顿足，伏尸痛哭，或许是因为内疚，因为这场刺杀，他们早有预料。

就在多日以前，他们曾提醒宋教仁，关于暗杀的消息，甚至还说出了杀人者的名字，但宋教仁丝毫不在意，认定是谣言。

宋教仁之死，举国震惊。

袁世凯发电，“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凶手，很快被锁定。

就在宋教仁遇刺当日，就有消息报告，是武士英所为，并且和应桂馨有关，刺杀案三天告破。《民立报》发布报道称：“近年租界迭出暗杀，从未破获，如方云卿、金琴荪等，至今未破案，唯此次宋案告破。“

对于习惯了暗杀的上海滩，破案，比暗杀更不可思议。

通过线索，巡捕人员很快将武士英、应桂馨缉拿归案，一个失业军人流氓兵痞，一个青帮大佬。

在调查过程中，这二人背后，竟然牵扯出袁世凯临时政府的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住处，有大量的电报，出自这二人之手，内容主要是以如何对付宋教仁为主，里面有“毁宋“的文字。而在宋教仁遇刺当夜，应桂馨曾发出回电给洪述祖：

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这些内容足以引人注目，但又不足以作为证据，宋教仁刺杀案，依然疑云重重。

加之，武士英入狱后一个月，就被毒杀灭口于狱中。此案，陷入更深的迷雾。

但在舆论压力下，赵秉钧走投无路，还是选择辞职，他没有洗清自己的嫌疑，却又在《新纪元报》中说，宋教仁是自己的好友，他绝不可能杀他。但在后来接到法院的传票，要他出庭对质，却又被他拒绝。

这么看来，宋教仁被刺，应该和赵秉钧，洪述祖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么，在一切的幕后，袁世凯是否留下身影了呢？

黄兴等人，认为幕后主使就是袁世凯，还写下一份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是不是袁世凯所为，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理论上来说，袁世凯此时指使刺杀宋教仁，是极不明智的。

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风头正盛，而袁世凯又急需得到国会的支持，此时，袁世凯与宋教仁会面，明显就是为了商谈合作，而宋教仁又是奉袁世凯之明奔赴北京，这个节骨眼上，暗杀宋教仁，对袁世凯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惹上一身骂名，让政治格局更加复杂。

况且说，众目睽睽下杀人，也不是袁世凯的作风。当年暗杀吴禄贞，凶手选在军营进行，结束之后全身而退，一点线索都没有留。

而除了袁世凯和赵秉钧，还有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国民党内部，最大嫌疑人是陈其美。

或许是因为陈其美是一个暗杀狂人，与帮会之间的瓜葛也错综复杂。

而更重要的是，宋教仁被刺的两个直接凶手，武士英和应桂馨，一个在开庭前一天被毒杀在陈其美老部队的军营中，一个顺利逃狱但却被人砍死在火车之上。

就连赵秉钧，也突然中毒身亡。

这一切，让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陈其美，当时在《大风日报》一篇文章中暗示道：“有与宋君有权力关系者乎？有曾以一己私利之故，而以他人为牺牲者乎？“

陈其美很符合。宋教仁主张袁世凯为总统，自己任内阁，早已受到陈其美一派的忌恨。而陈其美此前，为了政治利益，也曾组织暗杀同为革命党的陶成章、夏瑞芳等人。

当然，一切都只是猜测，宋教仁之死依然深陷在疑云之中。

而更为离奇的是，宋教仁之死牵扯出一连串奇怪的死亡，除了前面提到的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等人，就连陈其美，也未能躲过。

宋教仁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被刺杀最终牵连出一连串的变迁，民国的政治版图并且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反而在他死后变得面目全非。

宋教仁的死，首先断送了袁世凯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可能。而国库空虚，新生的政府需要钱，没有国会支持，袁世凯绕开国会，在五国银行的卖身契摁下手印，借款2500万英镑，史称“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用来担保的是盐税、关税以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的中心税。

这种践踏《临时约法》的行径，孙中山悲愤交集，一面通电各国组织大借款进行，一面又通过国民党组织讨袁大军，执意发起了一场革命，誉之为“二次革命”。

然而，不管是国会内的国民党，还是战场上的国民党，均一败涂地。

战争更为惨烈，此次南北战争比辛亥革命时更加惨不忍睹，南京再次沦为人间地狱。战争在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撕开了永难愈合的裂痕。

1913年9月，充满着破痕的国会制定出《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一次。

袁世凯没有意见，当务之急，是先成为正式的大总统。

一个月后，大总统选举正式进行，三轮投票，袁世凯艰难过关，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而那些残留的国民党议员并不会想到，这一次“忍辱负重“，会换来什么后果。

很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然后解散国会。

诡谲莫测的政治局面，似乎再一次尘埃落定。

约法已死，清风徐来。有位议员用八个字总结了这一政治局面。

清风，清朝的风气，可不是什么好风。

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仅仅存在了一年，与当年唐绍仪的内阁如出一辙。

民主政治的机遇，总是稍纵即逝。此后的中国，由袁世凯和北洋势力垄断了15年，议会和宪法形同摆设，民国沦为了袁氏帝国。

历史再次重复上演，革命党人再次点燃革命之火，孙中山毁党造党，组建“中华革命党”，一切像是回到了辛亥革命以前。

而又不禁回想，当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和此起彼伏的政治飓风，目光闪回至1913年3月20日的夜晚，在蝴蝶翅膀刚刚扇动的那一刹，或许会看到雄姿英发的宋教仁，正准备登上火车，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大总统袁世凯正翘首以待。

只需要一个夜晚的距离，宋教仁或许会坚守住宪政的理想，而避免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

但是，偏偏在那时，上海北站的那声枪响，宋教仁中枪身亡，民主宪政的理想也随之破灭，再经过一系列蝴蝶效应后，那声枪响最终掀起了血肉的厮杀，将新生的民国再次送入尸横遍地的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