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有着如此逆天履历的辜鸿铭，是公认的清末民国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但是，后世熟知辜鸿铭，往往不是源于他的博学和成就，而是源于他的奇闻趣事。

诚然，在晚清民国的所有大师名儒里，最“怪”的就是辜鸿铭，没有之一，人送外号“清末怪杰”，又称“清末第一怪物”。

（清末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的古怪，大抵源于他的思想保守，具体说来就是“保皇”和“愚忠”。

说起辜鸿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脑后的那根辫子，在民国时期的北京，那简直称得上是出土文物式的一景。

在北大当教授时，学生们经常窃窃私语，嘲笑他的腐朽，对此，辜鸿铭心知肚明，但并不在意，而是反唇相讥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我头上的辫子剪掉很容易，你们心中的辫子想剪掉可就难了！”

别人嘲笑辜鸿铭留辫子，辜鸿铭则嘲笑别人剪辫子，骂人家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见到剪了辫子后又戴一顶帽子的新潮打扮，他又要骂：“沐猴而冠！”

（北大校长蔡元培）

辜鸿铭还有个著名观点，他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辜鸿铭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也就是说，辜鸿铭推崇“矢志不移”，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他是最看不惯的。这一点倒是很像孙中山先生。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但对于顽固保皇的辫帅张勋，他却给予了至高评价：“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自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 究其根本，与辜鸿铭之偏爱蔡元培并无二致。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戴帽者）等人合影，后排左二为徐志摩）

辜鸿铭是中葡混血儿，生在南洋（马来西亚），学在西洋（留学欧洲），直到1885年28岁时才来到中国，从张之洞的外文秘书做起，逐步踏入仕途。由于学贯中西，才能出众，辜鸿铭官运亨通，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外务部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

辜鸿铭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尤其敢于揭露官场黑暗，曾说：“中国当今做官的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辜鸿铭做官，务实不务虚，无论是搞洋务运动还是搞外交，都是一把好手。

只可惜，时运不济，不久后就赶上了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于是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进入北大教授英国文学、拉丁文等课程，由此完成了从“高官”到“名儒”的转型。

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一职，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与众不同，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著作《中国人的精神》）

不过，辜鸿铭虽然是顽固的保皇派，甚至达到了愚忠、迂腐的程度，但是，他也是有立场有主见的，并非谁的臭脚都捧。比如，名不正言不顺的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他就是嗤之以鼻，并且敢于公开炮轰。

有一年，慈禧太后过生日，辜鸿铭写了一副“贺寿联”：“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好在官府因其为狂儒，没有追究。

1916年，袁世凯“崩逝”，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可好，特意请了一个戏班子，在家里大开堂会，敲锣打鼓热闹了整整三天。

（杂志上报道中的辜鸿铭）

平心而论，辜鸿铭怪则怪矣，但他的古怪，向来不失风趣。这是因为，背后有超出常人的才华作为支撑。

比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到访中国，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往来，辜鸿铭作为张之洞账下最有学问的幕僚，送给伊藤博文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作为礼物。

伊藤博文对辜鸿铭早有耳闻，仰慕他的才华却鄙视他的腐朽，于是趁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面对伊藤博文的嘲讽和挑衅，辜鸿铭不卑不亢，正色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闻言，一时语塞，没想到自己竟在这个中国“老顽固”面前落了下风。

这就是辜鸿铭，一个腐朽的老顽固，一个天才的爱国者。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