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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徐志摩的另幅肖像
来源: 博客 作者: 邵建 
这些年来，徐志摩几乎被人仅仅视为“情圣诗哲”，总觉得过于夸张。倒是他的另一面似乎更形精彩，但却为人所忽。这个样子的徐志摩非知道不可。这是1920年代他主持《晨报·副刊》时，在公共领域乃至思想领域中的言论表现。这里不妨以札记形式推出数则，用以呈现徐志摩的另幅肖像。
一、诗、情之外
约五年前吧，在绍兴的咸亨酒店，有一干人围桌而坐，一边喝着黄酒一边闲聊。都是参与编《大学人文读本》的，刚拜谒过鲁迅纪念馆出来，来这里午饭。文人的嘴有时说的比吃的多，记不得都说了些什么，反正话题在各位的嘴上不断游走。但这样一个情节我记得清楚，因为和我有关。记得在聊到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时，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义上要比胡适更地道更纯粹。话刚说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他他怎么能和胡适比。我不知道这不屑是对我呢，还是对徐志摩。对我的话，大家都是朋友，也都很性情，无妨。但如果是对徐志摩，那可有点不公。
不过，说到徐志摩，在一般人的眼里，也就是个诗人和情人。长期以来，徐志摩的这一形象在人们眼里几乎定格为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给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诗、情辉光，当然也加上后人的渲染。其实，在诗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还有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一面是指他的思想和政治识见。如果书写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事记，20年代那一段，是不应该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颇地认为，徐志摩的诗才其实一般。第一次读《再别康桥》就没觉得怎样。什么我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又不是猫，那么轻干啥。何况此诗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点让人发“腻”。至于做情人，也不咋的。事情弄得鸡飞狗跳不说，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徐志摩一生主诗、情，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可是诗、情之外，比如比诗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并未经意，却给我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刊》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1921年陈独秀成立的政治组织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会上所确立的新三民，第一条就是“联俄”。当时，包括后来的知识界，对苏俄大都抱有一厢情愿的热情，那可是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鲁迅被誉为迄今为止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对苏俄令人咂舌的一边倒。胡适，这个被视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对苏俄的态度，20年代也是那么依违不定。可是，作为诗人甚至有点滥情的诗人，徐志摩对苏俄的看法，激浊扬清，眼界远在胡鲁之上，更无论那些组织。可是，耽于我们自己的视野，长期以来，只知胡鲁，不知有徐。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报》发动苏俄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诗人的感觉没错，眼光更高明。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这是那个时代的警世通言，可是这时的胡适庶几还在夸赞苏联人为了理想“干干干”呢，徐志摩颇反感这个“干”，认为“不雅”。然而国人的干劲也不弱，这场讨论不到两个月，一场大火冲天而起，烧掉了晨报倌，也烧掉了这次讨论。纵火者是由国共两党发起游行的学生与民众，他们不满《晨报》所秉持的反苏立场（尽管它也编发拥苏的文章）。于是，这场讨论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断章”。
前此，徐志摩去过苏俄，就像胡适后来也去过一样，但这两个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印象大相径庭。胡适对这个国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对它满是质疑。这质疑来自他诗人般的感觉。我很奇怪，这感觉在诗上表现一般，为何在思想、社会及政治诸问题上却如此出色。莫非诗人本色是思人。读读他的《欧游漫录》吧，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游记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识见。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徐志摩这样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那个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种主义，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换用后来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发出这样的吁请“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地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徐志摩以诗人的眼睛洞穿了苏俄的主义，也忧心于它对国运的影响，后来历史亦未出于他的意料。这个人不仅是诗人，是情人，也是优秀的思人。如果按其优秀排序，把诗、情、思给倒过来我看更合适。
二、那“十三龄童的热血”
托洛茨基曾经声称：俄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铁与血的新纪元。当俄国人把他们的革命输出到中国时，1926年1月，有两个人就此发生过一次笔争：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职业革命家陈毅。徐志摩当时正在主持《晨报》副刊，陈毅则已经离开读了两年书的中法大学，搞职业革命。其实，即使在中法大学，用该大学校长李书华以后的话说：“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是在搞革命”。
这是列宁去世两周年的忌日，陈毅把自己《纪念列宁》的油印稿投给“晨副”，意在刊登。稿子照例到了徐志摩手上，结果陈毅的稿子没发，他就此而写的《列宁忌日——谈革命》，却近水楼台地发在了自己编辑的报纸上。
文章开头先引了一段陈毅原文，比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当然就要执行第三国际布置的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放在当时，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地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段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的影响且为所促成。”
徐志摩对革命的态度历来消极，温和如胡适有时忍不住喊上几嗓子“干干干”，都要被他讥为“最不斯文”。到过苏俄的他，拜谒过列宁遗体，更失色于一进门所见到的那个通体染血的地球仪，那含义分明是要把铁血革命广之于世界。因此，当陈毅说中国支部是以列宁主义为武器时，徐忍不住直白：“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这是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魅力型的党领袖形象，徐志摩看得很准，刻画地也很准，比如“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入木三分。
徐志摩不仅消极革命，更惧怕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搞俄国人的革命。除了“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更在于，这个革命是出于一种阶级战争的学说（徐志摩以较大的篇幅加以批驳），而它的目的又是要抵达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大同。徐志摩并不流畅地指出：“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设了一个革命的姿态，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话错没错？但，错的仍然是他，不仅历史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这里的“迂执”“书呆”他指的是别人，其实正是他自己。
陈毅在2月《京报》副刊上对徐志摩的反驳这里不再论及。仅仅一个月以后，徐志摩耽心的革命就发生了。这就是我最早从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知道的“三一八”惨案。它发生在徐陈笔争的一个多月以后。事实表明，历史选择了陈毅而没有选择徐志摩，陈毅和陈毅们选择的俄国革命终于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就“三一八”而言，它是国共两党以运动学生而发起的一次学生运动，它的性质用发起者李大钊的话就是“首都革命”。今天通过当年苏俄解密档案，可以知道，它背后有苏俄导演。导致这场革命发生的天津大沽口“炮击事件”，是由苏俄枪炮支持和指使的二流军阀冯玉祥一手挑起。而苏俄支持冯玉祥、搞掉段政府，不过是想把他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由大沽口的炮声到段执政府门口的枪声，“三一八事件”被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这一天的内幕鲁迅当时多有不知。比如他不知道他的朋友李大钊是这次革命的实际领袖，陈毅在这场运动中虽然是李大钊的辅佐，但也是领袖人物之一。
这是1994年老画家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回忆“三一八事件”的口述，董老时年已是90高龄，而当时他正是这场学运的参加者。那是3月17日的晚上：“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他这是对学生领袖讲的。现在美术馆前面有个胡同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八号，那是国民党的总部。院里挤得满满的。李大钊在中间，陈毅、于树德在他左右。陈毅当时是中法大学的。……那是对多少学生训话，……听人家训，站着听。”后来董画家急流勇退，没参加第二天请愿，而是回乡学画去了，以至后来成为一著名画家。但三一八那天，有一位校长却令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前往执旗，遂遭击毙”。这是惨案中年龄最小的遇难。事后，沉痛的徐志摩有纪念三一八的梅花诗，诗中有句：“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鲜艳的红梅，却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从“三一八”首都革命，庶几可以感知什么是托洛茨基所声称的“铁与血”。用学生的身体去撞军阀的枪杆，让学生的生命在军阀的枪下倒下。前者是铁，后者是血。革命就是用血肉筑长城。这样的革命让徐志摩动容，而陈毅却从这血路中杀出，一路成为共和国的元帅。
三、穿刺苏俄“新教育”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张象鼎写于当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内容应该引起了徐志摩的严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笔回应。次日，张徐两稿发排上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栏为“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这个让徐志摩与之讨论的张象鼎，是后来贵为中共著名法学家的张友渔。
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即‘专政’的音译），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在胡适之前也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清读者耳目，他在发表胡信的同时，特地作了篇“按语”。指出：胡适眼中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流被整个20世纪，也许我陋寡，在我接触的资料中，最早言及这个概念或谈论这个问题的，就是徐志摩。
徐胡的文字都刊载在《晨报》上，张象鼎读了后，为胡适打抱不平，于是便有了上面他给徐志摩的信。张其时政治身份是国民党，1927年始入中共，1928年改名张友渔。这是他日后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适而社会主义。”此刻，张为胡适辩护时的胡适，刚离开莫斯科一个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于苏俄社会主义，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不过，胡适是不会认同党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没如徐志摩眼尖，一语便能刺穿苏俄教育的真相。张与其是为胡辩，不如是在表达自己。他的观点是：“‘党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时代的新教育”，“苏俄能实行‘党化教育’，苏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政党，都应该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暂，以诗人名世。他遇难后，有那么多朋友在《新月》上纪念他，夸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包括他的人。正如溢美之词难免，遗漏却也惊人。怎么没人夸他在《晨报》副刊上的作为呢，怎么没人夸他在思想的观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这一面被夸他风流的那些朋友“不著一字”了。这些缪托知己的浮朋，以至让我等到了今天。1925年接手“晨副”时，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他其实是把他的真思想通过“晨副”给那个时代看了。苏俄教育所以触动他，不仅在于他深感当时流行的思想都是从苏俄那里“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更在于他认为苏俄党化教育的结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并非是要回应张象鼎，而是借此重申前此按语中未能尽申之意。
徐志摩眼里，历史上的党化教育有两例，一例是中世纪，一例就是苏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还提到了古希腊的斯巴达）。因此，胡适眼中的苏俄教育到徐志摩眼里谈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过是“中世纪的一个返（反）响”。下面，徐志摩开始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当然”，徐志摩笔锋一转，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这个人不出文章出句子，这最后一句委实精彩。
徐志摩之外，当时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瞿菊农也不赞成胡适，他的分析是：“我总以为狄克推多与民治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压迫大多数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凡个人都应当看本身有无限价值，不应当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们‘努力办新教育’，办得不得当，最可怕的是为少数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用伦理的话说，是确认个人的价值，用法律哲学的话，是确认各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分’。”
历史不幸。胡适所迷惑的苏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兑了现。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逐步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尤其是1929年胡适发起“人权论战”，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除了打压胡适，它的中央委员会第44次常委会还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后者便是中国“政治学习”制度的开始，它“暂行”了一个世纪。
案：到底什么是“党化教育”？1932年，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面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概括出这样两点：“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地浸灌到学生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
四、面对“狄克推多”
“狄克推多”（dictator）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专政”、“独裁”一词的音译。这里会审的是那个年代三位知识人对它尤其是对苏俄专政的看法。这三人，两个是文化重镇，一个是诗人。前者是胡适和鲁迅，后者是徐志摩。在“狄克推多”的历史三岔口，他们的表述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状并浅深。如果可以把会审结果提前，那么，徐志摩是反专制的，正如鲁迅是支持。胡适一度在这两者间徘徊，最后走向反专制。
这里不妨以他们自己的话语为呈堂。
1930年代，一位记者采访鲁迅时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鲁迅当然难以逆料几十年后无产阶级专政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形，但，被号称思想家的他对专政的信任和表述如此简陋，也只好让人笑叹。《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是象征苏俄革命的一出话剧，剧中的革命者有一段道白，不啻是专政的宣言：“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为自由可以去杀人，用压迫可以取消压迫，如此吊诡，鲁迅赞誉为“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
鲁迅支持专政却从不谈民主；与此不同，胡适一生力推民主——当然是英美制度框架中的民主，但在专政问题上，却首鼠两端，有过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误区发生在莫斯科，1926年胡适去过那里三天。在那儿，他轻易接受了一位美国左派和一位苏俄外交官员的诱导。那位“美左”这样忽悠他：“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这样的表述和上面一样，压迫是为了取消压迫，专政是为了终止专政。看来一个美好的“为了”不啻一贴蒙汗药，它让人只迷惑目标，却罔顾它的实现方式及后果。以至为了明天的美好，今天可以行使罪恶。可是，人们从来都活在今天而非明天，没有为明天就要拿今天作牺牲的道理。但吃亏再多，人类因其固有的弱点，怕都难以摆脱“目的伦理”的道德魅力。
那位苏俄官员倒“坦诚”，他对胡适说：“你不必对于我们的Dictatorship（专政）怀疑，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席似是而非的话居然让胡适点头称是，认为“此言甚是有理”。可见，学理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是胡适的薄弱环节，这个问题直到他晚年才解决。其实，即使在事实上，留美七年的胡适既然知道美国有反对党的存在，并且是两党轮值，这就不存在某一政党“专政”的可能。
于是，人在国外的胡适几乎向国内复制了那位“美左”的观点：“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胡适的看法立即遭到徐志摩等人的批评。虽然胡适后来反戈，说：“‘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又说：“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但，对专政的看法，胡适留下了他认知上的“前科”。
写20世纪思想史绕不过胡鲁，但却不会有人想到徐志摩。这不奇怪，但这位诗公子在20年代《晨报》时期，其表现于当时思想界可谓“惊艳一枪”。更潇洒的是，《晨报》过后，诗人华丽转身，“不带走一片云彩”，过他的诗、情生活去了。思想史当然可以不眷顾他，但，今天却必要提及他在那两三年中的思想言动。针对胡适，徐志摩认为：由愚民政策过渡到民治制度，“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这两者间的不可能性徐志摩远比胡适看得清楚。这是功夫。在自由主义学理上，胡适功夫不深；或许天份，徐志摩不下工夫却不浅。
徐志摩分明看出“一党完全专制治下”，是“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依，不能异”。因此，他的推论是：“即使一党的狄克推多，尤其是一阶级的狄克推多，的确是改造社会最有捷效的一个路子，但单只开辟这条路，我怕再没有更血腥的工作了。”这是他比胡鲁高明的地方，不是为了明天，今天就可以流血。他更看重如何避免今天的血腥——这是“责任伦理”的表述。专制的血腥在于：“除了你‘宗教化’你的党的目标（绝对的信服，不怀疑教主或教义），武力化你的党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苏俄革命的效果。”思想上的“宗教化”和手段上的“武力化”，是徐志摩概括出的苏俄专政的两个特点，这纯然是一付思想家的手笔。诗人僭越，它决难出于思想家的鲁迅。
不妨注意一下这个绕有意味的时间表，徐志摩批苏俄专政在前（1920年代），鲁迅拥戴苏俄专政在后（1930年代）。就中国知识人对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谱系而言，鲁迅是徐志摩的倒退和反动。
五、一种对比：深刻与浅薄
历史上的徐志摩和鲁迅是有过节的，这次把他们两人作一比较，还没开始，两个词便已跳出：鲁迅当然“深刻”，徐志摩当然“浅薄”。我相信，这么说大部分人都认为名至实归。不过，这里还要后续四个字：其实未必。是的，我只能这么迂回，假如我直说，怕要恼怒很多人。
二十世纪以来，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巨。这个政治恐龙自己不存在了，它的旧时身形还能罩着它的边邻。回望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态度，的确是对自己眼界的一种考验。数昔日风流，经得起考验的能有几人。寥寥之中，徐志摩算是一个。至于鲁迅，显然交了张错卷。本来，“老了什么都见分明”（徐志摩语），人的思想也是越晚越熟。可是鲁迅晚年为苏俄迷倒，遂形成思想上的“短板”。我们知道，一只桶吃水多深，就取决于那块板。
迷信苏俄导致上当受骗。鲁迅是在声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时候受了骗。同一时期还有他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这两个文本对鲁迅的深刻构成了反讽。当然，我的不少朋友为尊者讳，说那是时代的大趋势，鲁迅未能幸免，他们抬出了俄国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但，且慢，我这里就抬出徐志摩吧。这个情场穿梭的诗人，苏俄为何骗不着他？
鲁迅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的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列宁格勒，莫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鲁迅对苏联信任如此、辩护如此，夫复何言。可是，这类流言（比如把托尔斯泰的书变成纸浆再改印列宁的书），传到徐志摩耳里，他却本能地感到“不安”，不安于“这样看来苏联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那么，到底是帝国主义在欺骗，还是苏联政府果然什么都能做得出。徐志摩一到莫斯科，就到处打听托尔斯泰的消息，后来终于见着了托氏的大小姐。当他端出疑问，托尔斯泰的女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
徐志摩揭露苏俄的文字是在20年代，鲁迅对苏俄的迷信却要晚至30年代。可是，鲁迅不会相信徐志摩，他相信的文字是林克多。“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鲁迅未能亲身苏俄，他怎么就那么相信别人笔下的“秦川景”，何况徐志摩的《欧游漫录》不也是一幅绝好的苏俄“画图”。这里，决定的因素是观念，是观念决定眼睛而不是相反。因为观念，徐志摩很难认同苏俄革命，认为那是毁坏文明。因为观念，鲁迅对苏俄的认同根本就是一面倒，以至谁反苏俄，就不免帝国主义的侍从。
当年拿破仑攻下莫斯科时，特意下榻克里姆林宫。岂料苏俄人夜半纵火，不惜毁宫驱逐。生性残忍的拿破仑跳起来不敢相信：什么？他们连他们祖宗的家院都不要了！以这样的例子，徐志摩要提醒国人的是“俄国人的辣手”，“忍心破坏的天才原是他们的种性”。他双脚踩在莫斯科的地上，感到“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这，其实就是徐志摩对苏俄革命的态度。然而，这种破坏在鲁迅笔下却如同壮举：“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
几十年后，苏俄的作为是毁害文明还是簇新制度，答案已由历史具结。面对上述徐鲁的表述，比较他俩对苏俄的态度，谁深谁浅，各人不妨仁者见仁。其实，深刻与否，并非这里的主要。笔者惕惕于心的，还是以上鲁迅的话，它让我脊背发寒。没有什么比这更触目了：不惜毁坏一切来簇新一种制度。如果一切都可以毁坏，制度簇新又有何用。本来制度就是保护这一切的。何况，当宗教、家庭、财产都可以不屑，可以想象，个人包括个人的生命，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更是草芥不如。问题并不到此，当一个制度真正是“空前”的，即它把它以前的一切文明都当粪便抛弃时，它自己的根基在哪里？历史可以剪断而延伸，制度可以凭空而独立——我的鲁迅先生？
可以把鲁迅认为的壮举化作徐志摩的描述，当徐去参观列宁遗体，一进门看到的是一具地球模型，徐惊悚：“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
“空前的预言”、“空前的社会制度”，为了空前，历史遍体血污。
六、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
徐志摩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
编写上个世纪思想史，不会有他的名字，但在上个世纪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分明见识过他的表现：短暂，却精彩。从1925年10月1号接手《晨报副刊》，到1926年10月离开，他一生中的思想事迹，几乎尽在于此。这一年，他主持了关于苏俄问题以及中国命运的大讨论，以至为晨报引来一场漫天大火。他批评胡适对苏俄的暧昧，和陈毅论争时针砭由苏俄输出的国民革命，又和张友渔辩驳党化教育，并编发苏俄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的稿件，一路蹈厉风发。可惜这些思想史上的段落，今天都成了残编遗简。不过，侯过一个世纪回望，至少是我，依然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思想身影，是那么风采有姿。
诗人的思想身影？看起来似乎门径不对。其实，徐志摩是典型的学人出身，后来是他自己由着性情扬短避长了。留学美国，他学的是历史，拿的是经济系硕士。俟来英伦，跟读的又是拉斯基。在纽约，徐志摩甚至被中国学生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这不仅他的书架上插过几本苏俄的书，而且他在社会主义上也确实花过功夫。“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一派（即欧文，笔者注），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能分清马克思的前后期，这说明徐志摩功夫不浅。1844年《手稿》时代的马克思还是个人道主义者，而后他便转向阶级斗争（徐志摩亦由此离他而去）。在伦敦，徐志摩的同情尽在劳工一边，认同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他还曾陪同拉斯基的夫人为工党竞选到伦敦选区了解选情、张罗选票。“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徐志摩如是说，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变化是在回国以后。在北京，他发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套不上本土现实。“除了洋车夫与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资本更说不上”。所以，激进青年“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无法让徐志摩血压上升。徐志摩是梁启超的门徒，时常追随在梁氏左右。梁氏其人也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他有过一篇谈《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文章，认为中国不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对立。文章批评无业阶级中那些“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其实是一些知识游民），“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更可笑的是梁文中的这样一段反讽：一位穿洋装、带金丝眼镜的青年，坐在洋车上，不断拿手杖敲打车夫，骂道：“我要赶赴劳工大会，你误了我的钟点，该死该死。”梁启超很担心这些无业知识游民得势，因为他们不但不工不农不商，反而以煽动社会斗争为务。
一次南下省亲，让徐志摩感受到了劳资阶级的存在。徐的父亲在家乡开了个丝厂，厂里有一百多女工，好多还带着孩子。六月中旬，天气很热，徐志摩在车间转了一圈，汗流浃背。他看到有的工人“汗流被面”，心里不免难受。这是他和自家账房先生的对话：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让工人少做点时间呢？工人那里肯，她们只是多做，多做多赚。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她们连两天都不愿空闲。天这么热工人不发病吗？她们很牢靠，很少发病。再说厂里也预备了各种痧药，以后还要请镇上的西医每天来一个半小时。最后徐志摩不甘心：那么多孩子，为什么不在附近办所学校呢？不，这我们不赞成。工人识了字有了知识，就会什么罢工造反，那有什么好处。徐志摩语塞。
阶级的存在未必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徐志摩最后也跨不出由阶级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那一步。他在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门前掉头了，尽管他甚至很可怕地认为可以把发展实业交给国家，从而取消阶级。但，他身上的人道主义情结使他无以接受苏俄式以人血为祭献的革命。因此，他解决劳资矛盾只好是强调施行劳工保护法。由于不触动制度，放在当时，是很可以被激进的知识游民视为统治者的“帮忙”。当然，徐志摩抵御苏俄，除了人道主义外，还有一个有效的精神抗原，那就是个人主义。徐志摩声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通的个人主义”。当胡适眩晕于苏俄气象时，是个人主义的定力帮助他避免了胡适陷入的误区，而且让他在晨报上做出了那一连串的杰出的表现。
可惜，一年时间，仅仅一年，这样的表现对一个世纪来说，有点太短。这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闪电般的短暂和精彩，然后消失。不是思想史拒绝了他，而是他自我放逐于思想界。诗人像当年作别康桥一样，掉身而去，竟不复回头。
七、结语：注定不主流
笔者在《财经》专栏中有一篇谈徐志摩批苏俄“党化教育”的文章，网络版上的跟帖颇引我注意。拙文未涉鲁迅，但，就有网友拉出鲁迅来贬徐。这是跟帖：“把徐志摩说得好像是个能预见未来有慧眼的大家。你怎么不说鲁迅也看走眼了呢？这个徐志摩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只会写些我爱女人女人不爱我之类的香艳情诗。”另位同样：“徐志摩还会点政治评论么？印象中好像就会写点哄MM的情诗的，在当时那个时代为鲁迅所鄙视。”
鲁迅的确鄙视徐志摩：“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当然厉害，徐志摩只有觳觫。且看他给周作人的信：“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两人的性情及为人，不妨就此一斑。
和鲁迅一样，我也不喜欢徐志摩的诗，喜欢的却是鲁迅的小说。但，如果不谈文学谈思想，尤其这思想表现在那个年代的时论上，以我私见，鲁迅真的不如徐志摩。不是手笔不如，而是眼光。鲁迅不妨深刻，但这深刻更多是文学的深刻，它深刻在对历史黑暗那种化解不开的感觉上，也深刻在对人性幽暗体验的描写上。可是离开文学，回到社会，看看鲁迅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把握和判断，不能不用以上那位网友的话，鲁迅真的看走了眼。
上个世纪一百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远，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年轻的第一代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路”，一个世纪的历史主流流贯至今。从20年代后期开始，鲁迅便是这一潮流的思想推手。他以他的思想和文笔吸附了众多年轻人，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终于造就了后来我们都见到了的那个时代。鲁迅以思想家名世，但他对苏俄及其制度的态度人所共晓，既绍介、又辩护、复揄扬、更倡导，可谓倾情；但，这不是一个思想家的态度。思想家应有的质疑与批判，一旦丧失，也就容易被历史的风沙迷住眼。
我并没有把徐志摩说的好像能预见未来，但在那个时代的危急存亡之际，他确实感到了内在的危机。诗人接办《晨报》副刊不久，即发动一场有关苏俄问题的讨论：“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这是诗人1920年代对国运的预感，昔范仲淹云“忧于未形，恐于未炽”，其诗人之谓乎。那段时间，诗人不诗，出手了一系列政治评论，于今读来，如同证验历史，诗人的担心一概成了现实。我不禁低自感慨：诗人多情复薄情，终为情感的风尘蔽住了眼；但，面对时代，他却能超越思想家，作出更能经得起后人反刍的发言。何耶？
历史多脉，正如同长江九派。但在当时的历史走向中，鲁迅为其裹挟的那个潮流属于时代主脉，它已经成了“势”。所谓势，说到底，是“群”的选择，是“造”的结果。结果，历史逶迤到如今，徐志摩却被撇在历史之外。志摩注定不主流，他的声音当时无人理会，及今依然为时人所不屑。以上跟帖对徐的评价，庶几以鲁迅是非为是非。看来，我们今天打量历史和历史人物，眼光依旧来自走过来的那段病史，且一成未变。
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沉疴。
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