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来到，时间步入三月，送别了“种下绿色和希望”的植树节。3月23日的世界气象日又将和大家见面。1950年3月23日，世界气象组织为纪念其成立和《国际气象组织公约》生效，将此日设立为世界气象日。自此之后的每一个世界气象日，都会确立一个主题，各成员国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类型的庆祝活动，寓教于乐，向大众科普气象工作的重要作用。气象不仅仅是“今天大雨、明日天晴”的简单预报，航空、航海、水利、农业和人类其他活动方面，都需要气象学的帮助。
在我国，说到气象工作，就不得不笃行“求是”精神的“气象学之父”——竺可桢。竺可桢的气象人生从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开始，一开始，怀揣着为“以农业立国”的祖国做贡献之心，他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农学。但是由于两国自然耕种条件和农业发展体制的差异，竺可桢转换了求学方向，于哈佛大学地理系攻读与农业关系最紧密的学科——气象学。
20世纪初，在美国已拥有200余座气候监测所时，中国仅拥有香港与上海徐家汇的两座气候监测所，且均不受国人管理。更令人心惊的是，已有发动侵华战争之心的日本人正在深入而细致地研究着中国的气象、地理与水文信息，并从中获取战争情报。此时，拥有独立自主的气象观测与地理信息数据，是涉及到军事、经济、乃至于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学成归国后的竺可桢对该现状忧心忡忡，1928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竺可桢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在他们的努力下，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绘制完成东亚天气图，开始发布天气预报与台风预报，并将摄氏度规定为中国天气温度的标准单位。自此，中国人拥有了气象主权，并拉开主导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此后的8年里，在竺可桢的主持下，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一个个建立，它们的出现为中国气象事业的起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物候与天气是竺可桢长期关注与研究的对象，自1921年回国，他的日记中总会留下每日对天气、物候的记录。积年累月，《物候学》一书于1963年出版，为我国农业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此外，扬名海内外的“竺可桢曲线”是其集中了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该研究将中国千年以来的朝代更迭与气温变化结合起来，领先于西方学者的“格陵兰岛曲线”几十年。
竺可桢曲线的得到背后是竺可桢在缺乏高科技检测工具和设备的情况下，穷经皓首，奔波各图书馆、情报所、博物馆及工作室，查阅了“海量”古典史籍，并结合古今中外的多语种、多学科材料，用检查“物候”记录的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古气候史做了一次成功的探测。
他认为：
1.我国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摄氏度左右；此后，有一系列范围在1至2摄氏度的上下浮动；
2.在每一个400至800年期间，还大致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其中，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浮动范围约1—2摄氏度；
3.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以及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竺可桢还参照对比了当年挪威的雪线高低变化，和丹麦格陵兰岛冰川研究成果，结论大体一致。竺可桢应用中华古史典籍所载物候材料研究与今天人们利用沉积岩芯、花粉研究、冰芯记录、树木年轮等多种精密的科学设施和研究方法，也毫不逊色。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开创性思考与研究，为如今人们认识全球变暖进程这一世界性的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与依据。他还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提出了“退农还牧、退农还林”的主张，为解决我国北方的沙漠化扩张问题，指出我国应当“科学而合理”地“向沙漠进军”。
世界气象日的出现，其主要目的是让各国人民了解和支持世界气象组织的活动，唤起人们对气象工作的重视和热爱，推广气象学在航空、航海、水利、农业和人类其他活动方面的应用。在这一天，我们也会想起竺可桢，他所倡导的“求是”精神也将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在求学、立业的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坚定。
作者：程方洁
文字审核：柏双玲
科学性审核：周兵，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研究员
参考来源：中国科普网、科普中国、海口市气象信息共享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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