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01日讯】1942年2月1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中共标榜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实际上这场到1945年4月才结束的整风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采用了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等红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建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同时，也是中共在中国大陆系统建立“党文化”的开始。这次“延安整风”运动历来被中共所吹捧，也为中共窃取大陆政权以后、试图全面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完成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以全面、详实的历史资料揭示了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的背景、过程和手段，以及最后确立了以毛为核心的“党文化”的历史过程。
延安整风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
自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逃往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趁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国将士浴血奋战之机，中共在延安已经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从外部环境看，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在延安共有的3万7、8千的人口中，共党干部就达到3万多人，它们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 月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也使毛泽东腾出手加紧整肃内部。
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刘少奇、康生、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高岗等人成为毛党内斗争的主要工具。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在此期间，刘少奇成为了毛斗争王明的得力助手。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的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
与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结盟不同，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翦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而四十年代初，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此外，扶植地方实力派也是毛当时的一个主要策略。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成为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初战告捷后将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开始
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毛泽东向王明等摊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绝对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
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党文化”的形成
毛泽东除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1942年春，毛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高华将毛氏的“党文化”观分解为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份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份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
与这一“党文化”体系格格不入的、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影响很大的王实味成为为毛思想祭旗的牺牲品。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份子的突出代表。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并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份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显然，王实味的文章是对毛思想的挑战。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就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延安整风”所形成的“党文化”贻害无穷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思想改造、“党文化”建立等。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正如《解体党文化》序言中所阐述的：“今天的中国人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目前神州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天灾人祸无不与中共彻底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党文化”肆虐中华大地有关，那个在西方人的眼里曾经的礼仪之邦已经堕落为一个危机四伏、哀号遍地、满目沧桑的国度。
（责任编辑：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