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和他的母亲何香凝

梁海元

广东人喜欢称胖乎乎的小男孩为“肥仔”，廖承志生下来的时候敦厚壮实、虎头虎脑，父亲廖仲恺一见这模样，一声“肥仔”脱口而出，把大家都引乐了。

“肥仔”很讨人欢喜，但他出生的那个时代却不讨人喜欢，廖承志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就随同父母开始了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艰难时世的磨砺，锻造了他们一家。父亲廖仲恺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党领导人；母亲何香凝则涮尽了身上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压抑下常有的柔弱个性。小承志也变得早熟了，不仅懂得帮助父亲，而且还成了学生中天然的领袖人物。

1922年6月，廖承志十四岁。父亲被叛变国民革命的陈炯明诱骗到石龙扣留了起来，旋即又转囚于石井兵工厂。这时正巧陈炯明的弟弟在香港遇害。陈炯明疑心这是革命党对他扣留廖仲恺行为的报复，决定以牙还牙，杀害廖仲恺。消息传来，全家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母亲怕敌人斩草除根，马上把廖承志隐匿于香港，自己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去营救丈夫。廖仲恺囚禁在牢房里，身子被绑，手上脚上都加了镣铐。他自忖凶多吉少，悄悄地给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写下了一首诀别诗，算是遗言：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以前一躯壳。

躯体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留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革命党对廖仲恺的营救获得了成功。但对廖承志来说，心尖上却受到一次极大的冲撞，他不仅品尝到了哀恸是何滋味，而且也深深地明白了父亲心中对自己的期望。三年后，廖仲恺遭暗杀，事情突然，他来不及跟儿子说上一句话。入棺时，廖承志和姐姐扶着泣不成声的母亲向父亲的遗体告别，耳畔又响起了父亲留给自己的诗句：“人生最重是精神……留汝哀思事母亲。”

父亲去了，母子间感情上的互爱日益笃深，几乎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何香凝要是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儿子的音讯，就会坐卧不宁，茶饭无心。廖承志只要有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母亲。他知道母亲在日本养成了爱吃酱菜和“生果子”的习惯，看望母亲时常去日本商店买点日本酱菜和“生果子”之类的食品替母亲换换口味。一次，他去看望母亲，见母亲手背上贴了块胶布，心疼地拉起她的手，轻轻揉按了一、两个小时，嘴里还不停地劝慰母亲：“今后再也不要过份地操劳了。”何香凝的眼里始终噙着泪花。她仔细端详着儿子，觉得儿子像是长大了，又像是没有长大。说长大了，是因为儿子有了大人的形貌，处事也显得自信而有主张；说没有长大，是因为儿子在母亲身边依然那么和顺亲昵，有时还有点可爱的调皮，连母亲作画时，还不忘在一旁画两个“肥仔”。

其实，此时廖承志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而何香凝由于对国民党右派政权的愤慨和失望，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所有事务，开始了隐居作画的生涯。两种不同的人生景况，在母子相处中也会引出一些妙趣横生的轶事来。母亲把儿子当成最可信赖的人，一见面无话不说；儿子则限于组织纪律，不能事事和盘托出，有时迫不得已地掺些假。当时廖承志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工作，有一次为了替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筹集一笔经费，他就把黄鼎臣同志带到母亲那里，说是自己请了个德语教师，请妈妈拿出一笔钱来酬谢老师。何香凝深信不疑，当即拿出了几十块大洋，她做梦也没想到这笔款子竟是支持了儿子的工作。事隔多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廖承志总觉得有些歉疚；可在母亲那里，她也许最多似嗔非嗔地说上句：“肥仔还像个孩子，尽干些调皮的事。”

1928年11月廖承志接受党的派遣，前往德国，在那里发动中国海员进行政治斗争。第二年何香凝也因为讨厌蒋介石而流亡巴黎，靠卖画度日。廖承志知道音讯，立即把母亲接到了柏林。在这里何香凝意外地和宋庆龄邂逅了，这一对中国政坛上不让须眉的巾帼人杰一相遇，互相激励着，又撞击出了一束束炽烈的火花。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马上赶回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她组织了义勇军的医疗队，发电向海外华侨呼吁援助，并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和创办伤兵医院。但在百忙之中她更加惦念着许久没有声讯的儿子，好几次梦里惊醒，看看枕巾已是湿了一片。

有一天夜晚，何香凝刚刚入睡就被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惊醒，随着楼梯的声响，不一会儿一个穿长衫的青年人被佣人带进了她的房间。“肥仔！”何香凝惊喜地喊出声来，廖承志也一下子奔到母亲的床前，朝夕思念的母子又相见了。何香凝看着儿子消瘦而又透着坚毅的面庞，心里百感交集。她知道儿子在国外流亡、坐牢，受尽了辛苦，现在干的也是大事业。她虽然非常希望从此以后母子可以长相聚，但她明白，儿子还是要走的，不仅会走到离她很远的地方去，而且还会……。

何香凝日夜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1933年3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不久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并且准备解往南京。何香凝的好友柳亚子先生探到这一情况，匆匆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何香凝。何香凝闻讯大惊，顾不得染病在身，马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和柳亚子一起赶到江湾，叩响了市长官邸的大门，吴铁城一听是何香凝求见，慌忙关照侍卫“请廖夫人客厅里坐。”何香凝对侍卫的邀请置之不理，气呼呼地朝大门口一坐，大声地说：“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骂蒋介石要算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为什么不抓，却把无辜的青年关起来！”在何香凝的责问下，吴铁城抓耳挠腮，不知所措，赶紧打电话给宋子文讨救策。宋子文觉得事情很棘手，转而把电话直接挂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担心何香凝真的不顾一切，万一出个好歹，舆论上难向国人交代。于是吩咐宋子文“瞧着办，不要搞得不可收拾。”最后在党组织、宋庆龄等合力营救下，廖承志终于获释了。

儿子劫后逢生，何香凝自然是欣喜万分，这时候她也知道儿子是共产党的人了。虽然在获释书上她以儿子今后不参加政治活动具了保，但签字的时候，她就明白征马的腿是拴不住的。不久廖承志根据党的指示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临行的那天，何香凝以理解和支持的态度，非常巧妙地掩护了儿子脱身。早上一起来，她就放出儿子要去游泳的空气，到了天黑她又大声嚷嚷：“承志怎么还不回来，可别淹死了。”然后翻弄儿子的抽屉，找到了一封早已放好的告辞信。看完信，老人家好一阵伤心。不论谁看了，都不会怀疑这一“不辞而别”是事先预谋好的，因为母亲的悲伤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啊！

一转眼三年又过去了。三年里儿子音讯杳然，一直到1937年秋季的一天，廖家来了一位名叫王安娜的德国人，廖承志的姐姐接待了她，说话中王安娜说起在延安见到了廖承志，并且还随身带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这时只见廖承志的姐姐忙不迭地打断了来人的话头，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了楼，不一会儿扶着何老太太下楼来了。何香凝激动得话都说不连贯了，只是反复地问道：“你……你真的见到承志了？”王安娜微笑地点着头，从衣袋里拿出了廖承志托她带来的信，何老太太接过信，手不住地颤抖着，她一边拭泪，一边展阅了儿子的来信。从信中她得知儿子进入苏区不久，就跟着徐向前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到了四川后被张国焘下令关了起来，又一次踱到了死亡的边缘。后来有幸遇见了周恩来同志，这才被除去了镣铐。现在儿子已去蒋管区工作。信中迫切希望母亲和自己的未婚妻能尽速去香港会面。看完信，何香凝一把攥住了王安娜的手，感激地说：“我永远感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翌日，何老太太就买好了船票，带上未过门的儿媳经普椿一起到了香港。1938年11月廖承志在香港完婚，何香凝梦寐以求的这桩好事终于实现了！她望着一对新人，多少年来第一次笑得合不拢嘴了。

然而，在那国难当头、哨烟弥漫的抗战时期，一个小家庭的好梦是不得长久的。廖承志要践履父亲“留汝哀思事母亲”的遗愿，但多少桩有关国家千秋大业的事要他去干，使得他为了尽忠而难以尽孝。但他知道，他与母亲之间爱的内涵却越来越丰富，不仅是“慈”与“孝”的爱，而且也融入了为共同的事业戮力同心的革命之爱。

建国后，母子终于能长时期地聚首一堂了。廖承志这时虽然已身居要职，但只要人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到母亲的房里去请安问好，遇上母亲去外地休养或有事，儿子得暇也经常随行照料。闲空时，母子不是在一起回顾往事，便是一起作画题诗，藉以表达胸志和情怀。后来在逆境中，这些画有的竟成了激励他们不向淫威屈服的精神武器。“文革”中，廖承志受诬陷，为了他的安全，周总理亲自下令把他藏了起来，与世隔绝了整整五年。夫人经普椿每周可看望他一次，每次见面廖承志劈头就问的一句话常是妈妈好不好？饮食如何？其时，何老太太对儿子的思念更是牵肠挂肚，她每次问起媳妇，总觉得她在找话搪塞自己。知子莫如母，何香凝知道承志一定是又遭难了。于是拿出了和儿子一起画的一幅《踏雪寻梅图》，回想着儿子过去种种逢凶化吉的奇遇，她坚信，阴霾终将会散去。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忧病交加中去世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遂她生前欲与廖仲恺先生“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特派专车将灵枢送往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葬。从此，每年的清明节，廖承志总不忘悼念双亲，多次来到自己手书的墓碑前祭扫。1983年5月，七十五岁高龄的廖承志又一次来到双亲墓前悼念致哀，当即还写了一首小诗，诗中说：“金陵无限好，来到正清明。信笔纪心事，鲜花唁老亲。”想不到一个月后，廖承志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这次祭扫竟成了他最后的一次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