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为新闻出版的一生

《怀逝者》与《流亡在赤道线上》

“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胡愈之在《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里写的这一段话，与他的人生对应来看，也恰如自勉和自律。他的夫人沈兹九在撰文回忆时特意摘出了这段话，然后写道：“出于这一点，他生平除了为追念亡友写过一些纪念文章外，几乎不写回忆文字，更从不写自己，不夸耀自己的功绩。”胡愈之唯一的生平自述《我的回忆》完成于1985年，他89岁之际。他口述，侄儿胡序文整理。第二年，他就永远地离开了。

胡愈之夫妇的这种超然和淡泊，在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记忆中有更多细节。1983年，三联书店计划给胡愈之出书，这个任务刚好落到周健强身上。那时候她还年轻，刚从工厂调到三联做编辑，负责的领域就是回忆录和纪实文学。她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三联还是人民出版社里的一个编辑部，我们的办公室还在人民出版社的大楼里。”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任务，完成起来却并不容易。“胡愈老在出版领域长达70余年，一再创造‘出版奇迹’，从考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他先后主编过《东方杂志》、《东方文库》、《文学周报》、《公理日报》、《世界知识》、《南洋商报》、《风下》、《南侨日报》等诸多著名报纸杂志，亲自撰写的文章上千万字，可是他却任由这些文字散载湮没，从没有想过给自己结集出版。”

胡愈之

为了寻找散落的旧日文字，周健强四处求助，过程中有许多令她感动的回忆：“不仅得到社内外同志的大力帮助，还得到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接到我的求援信，从山东、湖南、上海等地为我寄来复印资料，或提供线索，并希望早日看到胡愈老的书。”一番搜寻，凑齐了一小册文稿之后，周健强第一次上门拜会了胡愈之夫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领导王仿子领着我去的，他们住在汪芝麻胡同的那个小院里，屋子里的陈设简单朴素，二位老人特别和蔼可亲，如果不是有穿军装的警卫员，根本看不出他们是级别那么高的领导。”周健强记得，“我把剪贴好的一沓文稿递给胡愈老，他接过去就开始仔细翻阅，看完后，他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他写的这些回忆录，大都是‘文革’以后，报刊来催来要的应景文字，时过境迁，没有什么大意思，写得也不好，也没有什么出版价值，就不要出版了吧。”这回答实在令她惊讶：“那时候主动找我们出版社想出回忆录的人有一大把，胡愈老却正相反，我们主动找上门来他还要拒绝。”

王仿子和沈兹九的轮番劝说，才让胡愈之改变主意，然后，胡愈之和沈兹九都从出版的角度给了周健强指点。胡愈之考虑的是内容。“他说文章不能像这样凑在一起，应该分成两本书，一本以南洋为中心，专门讲在南洋的斗争生活，还可以把他们办《南洋商报》、《南侨日报》的前后写一篇加进去；一本以人物为中心，收进写蔡元培、郑振铎等人的纪念文章。”周健强感慨，“胡愈老不愧为斫轮老手，三言两语就把我那一堆匆忙搜集起来的文章分门别类了。”沈兹九考虑的则是读者。“她说编成两本书很好，一本几万字，出成像《干校六记》那样的小册子，找些当时的照片插进去，增加兴味，一本几角钱，可以装在衣兜里，年轻人买得起，携带也方便。”周健强说。

周健强此后多次拜访胡愈之夫妇，替胡愈之整理口述回忆。她因此更惊讶于这位老人的卓然超群。“他的回忆里没有个人功绩，只有他人和集体的贡献，他几乎不会用单数的第一人称，而只会用‘我们’，‘大家’、‘全体’这些词，可我恰恰需要的就是他谈‘我’，谈‘自己’。所以我只好去找胡愈老当年的同仁好友，从他们的回忆里来找更丰富的材料，整理好以后，先请张楚琨先生斧正，再送给二老过目。”年近九旬高龄的胡愈之依旧表现出了一个专业出版人的特质，“他非常认真细致，对每篇文章都要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订正，但是不肯收取半分稿费”。这种无私的幕后编辑工作，持续到胡愈之生命的尽头。

在出版计划里从一本变成两本的小册子，就是后来的《流亡在赤道线上》和《怀逝者》。只是很可惜，1986年逝世的胡愈之没能等到亲眼看到它们出版。他的口述生平《我的回忆》也是一样，初稿完成后，他很严谨地要求送给一些了解情况的同志校正，最终也没能亲眼看到修订稿。由费孝通作序的悼念文字结集《胡愈之印象记》，完成于在胡愈之逝世三周年，接下来才是1990年出版的《胡愈之传》。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杂志》

胡愈之1914年进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商务已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在民国时期思想理论界起着巨大作用。除了书籍，旗下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它的编译所分四个部，国文部、英文部、理化部和辞典部，练习生胡愈之在负责物理化学等书籍翻译的理化部。这个来自浙江上虞县丰惠镇的年轻人，也算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是翰林，父亲是秀才，而他自己，既上过旧式私塾，也念过新式学堂，懂一点英文，还学过一点日语和世界语。

在茅盾的印象里，商务时期的胡愈之“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阔，衣服朴素，空手的时候很少，总拿着什么外国书报，低头急走，不大跟人打招呼”。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茅盾与胡愈之同龄，不过他在北大念过三年预科，一进编译所就是助理编辑。他回忆说：“这时愈之兄虽然在理化部，却与‘理化’不生关系，他是帮忙《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的。”“这一个时期，愈之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并介绍欧美杂志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文学。后来他对于文学似乎特别有兴趣了，我们由相识而相熟，也是以‘文学’为媒介。”只不过，从1923年开始，胡愈之开始疏远文艺界，不再热心于评介国外文艺动态，也几乎再没有评论国内文艺问题，他厌倦了文艺界的派别斗争，将兴趣转向了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个人命运与大时局之间的关联变得更鲜明而直接。

《东方杂志》是胡愈之出版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见证了他的成长，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包容和施展才华的空间。他的学名胡学愚被笔名胡愈之取代，也是从这本杂志开始。1924年，胡愈之实际负责《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以此为平台，帮助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还积极支持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1925年“五卅运动”，是他第一次投身革命群众运动，除了帮助《公理日报》联系新闻界稿件，他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触怒了上海租界工部局，他们对商务印书馆提起了刑事控诉，“最后判罚了二百元才算了事”。接下来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胡愈之在愤慨之下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签名的其余6个人都是胡愈之的好友，郑振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封信4月15日在上海《商报》发表，签名的7位抗议者也因此险遭逮捕，郑振铎逃亡英国，胡愈之则去了法国。

网络编辑：刘暮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