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为新闻出版的一生（3）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胡愈之接下来完成的就是《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先生的大量文稿，经过许广平的收集和初步整理，全部留在上海。“许广平十分着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回忆，“我们决定采用预约推销的办法来筹款，不过五六百万字的鲁迅著作，相当于20本《西行漫记》，就得卖20元一本，时处战争，广大读者都没有钱，能一下用20元买一部书的人能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把书搞成普及本和精装纪念本两种，把普及本的价格降下来，8元钱一部，这连工本费都不够，另一种精装纪念本，不仅装订考究，而且每一部都有一个专门书箱，外刻有‘鲁迅全集，蔡元培题’的字样，每部售价100元，实际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补亏，整个出版发行就可以不赔钱了。”

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照相制版部工作情景

1947年，沈兹九、费孝通、胡愈之（从左至右）在南洋出版社前合影

胡愈之组织了上百位学者、文人和工友，一同参与到《鲁迅全集》的编排印校，为了争取扩大发行，改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蔡元培也亲自题字，因为蔡元培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国民党也就不能对这部书怎么样了。印好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的时候，胡愈之也很忐忑，心里没有底。“当时的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的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们介绍《鲁迅全集》的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同志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助我推销。很快经我的手就推销出去了100多部。当时如孙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订购10部。”通过这样的途径，胡愈之和同伴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的出版资金，各地书款汇到上海，马上买纸开印，从2月到6月，仅4个月，就把一套600余万字，多达20卷的全集送到读者手中，这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胡愈之作为新闻报人的才华，从1940年底开始，也有了新的舞台。他被党组织选定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前往南洋办报，投身于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辗转到达新加坡，从1941年元旦开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形势危急，胡愈之和同伴们被迫流亡，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线上》的大背景。到1945年抗战胜利，胡愈之返回新加坡，在上海书局老板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作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风下》上署名沙平的主编，就是胡愈之。虽然新加坡历经艰险，但胡愈之却在这种动荡和艰险里，一再证明了他作为报人的才华，不仅如此，他还在新加坡收获了爱情，与沈兹九组成家庭，相濡以沫40年。

周健强很庆幸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聆听胡愈之的机会。“自从我开始接受这个出版任务，在我查阅的许多史料、书刊、名人传记及回忆录里，几乎随处可见胡愈之的名字，他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起、参与和见证者，当我需要找其他人来提供更多细节和佐证的时候，他们只要一听是胡愈老的事情，都特别热情，没有任何推脱。”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胡愈之文集》，是胡愈之逝世5周年的纪念。周健强也是这套书的责编，她回忆说：“当初也想过做全集，但是太难了，胡愈老写的东西太多，从上海到南洋，他主编过很多刊物，用过很多笔名，发表的文字散落太广，确实不敢保证都能收全。”这些访谈和整理进行得越深入，周健强就越感慨：“个子那么瘦小的一个人，身体里怎么会蕴含那么多的光热和能量？”

网络编辑：刘暮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