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群言》1989年11期
鲁迅与胡愈之
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同志曾于去年撰文，说明胡愈之是周恩来的好学生，屡述胡受过周的多方面的教诲。胡本人生前也曾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中多次强调，他之所以走在革命的征途上，之所以“在惊涛骇浪中不动摇”，是由于有周恩来的指引和鼓励。
这两年，我有幸阅读了许多胡愈老的著述和关于他的史料，我深感对胡一生发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鲁迅这位我国伟大的革命文豪。有许许多多事例足以说明，早在少年时期，胡已经接受鲁迅的教导，而以后在上海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胡一直战斗在鲁迅身边。
胡愈之当鲁迅的学生，又追随鲁迅之后进行革命活动的经历，对我们后人是具有深刻的教益的。看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都离不开一些先驱者的教导，离不开先驱者的启示。我愿意谈谈有关鲁迅和胡愈之交往的体会。
从师生关系开始
很多人都知道，鲁迅曾是胡愈之的老师。当胡愈之进绍兴府中学堂就学时，鲁迅正是该校的生物学教师和监学。当时鲁迅30岁，年富力强，办事认真，学生都很惧怕他。胡当时15岁，很顽皮，但对鲁迅非常敬佩。1931年，胡就写过一篇《我的中学生时期》的回忆文章，记述他对鲁迅的印象。文章中有一段写道：
“我在小学中已养成了习惯，往往爱看课外读物，或者写游戏文章。进了中学还是如此。那年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是周豫才先生，就是后来用鲁迅的笔名写文章的那位著名作家。他在我们这一级，每周只授生理卫生一小时，但在学校里以严厉出名，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他晚间到自修室巡查。有两次我被他查到了在写着骂同学的游戏文章，他看了不作一声。后来学期快完了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趁学监不在，从学监室的窗外爬进屋子里，偷看已经写完的学生操行评语，鲁迅先生给我的评语是‘不好学’三个字。这可以想见我在中学时的荒懒了。”
在同文的另一节里，他提到了早在这个中学里，他就知道，周豫才老师在日本留过学，和早年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以及绍兴有名的革命者徐锡麟有关系。同学们都明白周老师是革命党人。每年逢到清朝皇帝的生日，周老师还戴上假发辫，率领学生向万岁牌跪拜。胡愈之和同学们当时就认为周老师“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都对他起了敬意。由此可见，才15岁的胡愈之当时就对革命、对鲁迅发生了好感。胡的文章还说，他和同学们同情革命并没想到过杀头的恐怖，倒想到革命的壮烈。早在这时，就相信“皇帝一定是要推翻的，一个新世界将要到来。”
胡愈之由于在一年之后患伤寒病，在绍兴中学堂的学业中辍，他就没有再受到鲁迅的教导。但是，研究鲁迅的前辈王冶秋先生仍说，胡愈之、孙伏圆和宋紫佩等人是出诸鲁迅门下的三名“俊秀超卓者”。这大概还是由于他们三人都走上鲁迅先生指引的道路的缘故。
胡愈之晚年在他的自述中提到他正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在绍兴府中学堂“和鲁迅先生结下了师生之谊”，“鲁迅是我最尊敬的师长”。
亲密的往来
胡愈之和鲁迅的师生之谊，以后在上海许多年之间就发展成为革命的同志情谊，情谊之深似乎为历史所罕见。详细论述他们这期间的交往为本文篇幅所不许，只能举一些实例说明：
胡愈之整个青年时期是个民主主义者，对新旧民主革命都热烈同情和支持。他还是个国际主义者，特别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他最早也从事文艺写作和翻译，胡的从事文艺是否受鲁迅的影响还没有直接的证明，但是，他们俩都翻译过俄罗斯童话家爱罗先珂的作品，鲁迅从日文翻译，胡愈之从世界语翻译。他们俩合译了一本《爱罗先珂童话集》，这书就在胡最早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胡愈之从苏联考察归来，写了本《莫斯科印象记》，热情赞扬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突破了国民党统治者在新闻报道上对苏联的封锁。这本书轰动了我国知识界。鲁迅当时读了这本书，而且写了文章予以赞扬。鲁迅曾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是《苏联见闻录》。”鲁迅当时对国统区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非常重视，他对胡著新书的赞扬，还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的反围剿的赞扬。
1933年元旦，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表了一批进步人士撰写的征文《新年的梦》，由于征文明显地宣传了进步思想，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发生巨大的影响，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老板辞退。这样胡就丢失了这个有影响的宣传阵地。鲁迅事后知道了终于批评说，胡当时没有必要搞这样一个梦的专栏。胡事后反思，也深感工作的不够策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胡愈之参加生活书店的创建工作之后，为扩大进步思想的宣传，开办了《世界知识》《文学》《太白》《妇女生活》等多种极有影响的刊物；他还同鲁迅一样，热心于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因此他邀请鲁迅主编《译文》杂志（以后由鲁迅推荐的黄源主编）。
胡愈之入党前后，他同鲁迅在政治活动上也开始了合作。1933年初，鲁迅曾邀约胡愈之，并要他转约邹韬奋一起，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出力。同盟曾先后营救过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据胡愈之在1986年所写自述，“民权保障同盟”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左派组织，是第三国际“济难会”的一个分支组织。同年6月中，国民党特务枪杀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鲁迅和胡愈之都上了黑名单，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
胡愈之就在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特别秘密的党员。他从此与鲁迅停止直接往来，改由周建人居间联络，目的在于保护鲁迅。但到1935年12月，胡愈之为传达有关张学良与东北军有意联合共产党的情报到了香港，奉上级命令立即去法国，但上级同时又要他到上海转达苏联邀请鲁迅前去疗养的信息。于是1936年1月，胡又秘密返回上海，约鲁迅到一咖啡馆会面，转达苏联的邀请。由于鲁迅坚持要在国内工作下去，谢绝了邀请。这可能是胡愈之同鲁迅最后一次会晤。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胡愈之奉中共之命，商请救国会出面筹办鲁迅的丧事。这样，胡愈之等地下党员就通过救国会将鲁迅的追悼会办得非常隆重，送葬的仪式成了一次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群众示威游行。
还有一个事例，同样足以说明胡愈之对鲁迅的尊敬和深厚情谊。胡1938年在上海孤岛上，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组织了几百万字的《鲁迅全集》的出版。尽管全集的出版是由于巴人等一批人的共同努力，但是胡愈之是最主要的牵头人，他倾注了最多的心血。
还有许多重要事例可以说明鲁迅同胡愈之非常亲密的战斗友谊。但仅就上述事例，似乎已经足以说明，他们俩当年在我国苦难时期，风雨同舟，携手合作，走在时代前列，为人民作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他们的合作是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典型。
革命精神的一致
鲁迅和胡愈之的师生之谊为什么那么亲密、那么真挚、那么深沉？我粗浅的答案是，他们是同志，信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是同一个革命事业，而且胡愈之作为鲁迅的学生，正体现了鲁迅自己偏爱也最努力坚持的精神；他们的结合就是革命精神的一致。
鲁迅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胡愈之的毕生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最突出的事例莫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时，胡愈之在上海奋笔疾书一封抗议信，在报上公开发表，义正辞严，痛斥蒋介石比反动军阀还无耻与残忍。因此，周恩来曾赞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鲁迅坚持韧性战斗，提倡韧性战斗。胡愈之为我国的民主自由和彻底解放奋斗了一辈子。早在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胡常常要面对异常复杂的斗争局面，他都从容不迫、不屈不挠地坚守岗位。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都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带动和组织群众一起争取斗争的胜利。上海抗日救国运动的风起云涌，震动全国，是同胡愈之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隐姓埋名地做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分不开的。胡愈之长时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作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整个儿是一场韧性的斗争。
鲁迅提倡“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为名，不为利，安贫乐道。胡愈之一生清廉，功成不居。胡绳同志曾多年与胡一起工作，他曾在纪念胡老的文章中说得很形象：胡愈之“为中国近代文化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起了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他做的许多工作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后来他也从不和人谈起做过的这些工作”。胡愈之的一生真是孺子牛的一生。
可以肯定，胡愈之是鲁迅精神的一个继承者，理所当然地是鲁迅的一个好学生。鲁迅同胡愈之的亲密合作完全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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