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8日，《与日本的和约》（通称“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日本正式结束了被美军占领的历史，重新恢复了主权。因此，这一天被视为日本“主权恢复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已经走过了68年历史。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旧金山和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当时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是“三位一体”的。这两个条约和一个协定，构成了“旧金山体制”。“旧金山体制”遗留了四个迄今仍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
第一，“旧金山和约”对领土问题的模糊处理，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火种”。
第二，由于中国和苏联等主要对日参战国没有签署《旧金山和约》，因此日本的安全保障不是以多边的《旧金山和约》，而是以双边的《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其具体实施细则，则由日美行政协定确立。这不仅使亚太地区的和平及集体安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而且使中日两国陷入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第三，如前首相吉田茂所言，旧金山和约对战争责任问题是以“公正宽大”的方式处理的，因此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后不久，即制定了《关于援助保护战伤病者以及战殁者家属等的办法》（简称《援护法》）、修订了《军人恩给法》，对战犯和普通战殁者“一视同仁”，事实上否定了战犯的存在，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形成产生关键影响。2005年6月初，日本共同社就是否赞成“分祀”即把14名甲级战犯亡灵“迁出”靖国神社进行问卷调查，靖国神社随即发表声明称，根据日本国内法和国会决议，日本已“不存在战犯”。
第四，迫于美国压力，日本和台湾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前7个小时，签署了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又称“日台条约”）作为“旧金山条约”的补充，不仅构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而且使以后的中日关系长期“政经分离”。
如何处理“旧金山体制”遗产？我认为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第一，钓鱼岛问题，既然双方均无法做出让步，似应先搁置争议，同时尽快建立海空紧急联络机制，避免“擦枪走火”，发生武力冲突。
第二，靖国神社问题，正如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所表示的，日本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存在矛盾”。因为，前面提到的战后日本制定和修订的《援护法》和《恩给法》及国会决议，违背了《旧金山和约》第11条关于不得为战犯翻案的规定。这是日本政要不应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法理依据，日方应该重视。靖国神社问题涉及两国的民族感情，非常敏感。正如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所意识到的，“作为一名政治家，不仅应考虑本国的民族感情，还应考虑周边国家的民族感情”。日本政要，应该有此觉悟。
第三， 1978年10月，双方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否定了《日华和平条约》。因此，日本任何在官方层面上与台湾政权的交流，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
第四，时隔10年，中日已经重开高层经济对话，值得欢迎。但战后中日两国“政经分离”的历史已经证明，缺乏政治保障的经贸关系是脆弱的。“互为协作伙伴”重要，“互不构成威胁”和互相信任，更加重要。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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