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宁远之战红夷大炮进化论

面对明军的“分进合击”，只有六万人的努尔哈赤提出了他这一生最有名的战争格言——“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正如两百年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的名言：“最高级的、最简单的战略法则莫过于集中兵力。除非有十分确定的紧急需要，不然的话，决不能把部队从主力分出去。”

分进合击，再叠加上明军内部的将帅不和、派系之争，让努尔哈赤的各个击破战略执行得异常顺利，仅用了四天三夜，便依次歼灭了杜松的西路军、马林的北路军和刘的东路军，击败后收降了姜弘立的朝鲜军，李如柏的南路军和叶赫军闻讯溃逃。

萨尔浒一役，明军伤亡者4.58万余人、战死各级将领310余人，丧失骡马2.8万余匹，损失各型火器两万余支，元气大伤，在辽东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被乾隆日后称为“由是一战而明之国事日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我大清亿万年丕基实肇乎此”。

萨尔浒之战后，万历皇帝拿下了败军之将杨镐，任命熊廷弼为新的辽东经略，试图重整辽东局面，但在熊廷弼到任之前，明朝又在辽东丢掉了两大重镇——开原和铁岭。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带着对辽东局势的深深忧虑撒手人寰。继任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29天，就因服红丸而暴毙；九月六日，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次年（1621年）改元天启，史称明熹宗。

政治乱局之中，上任仅一年出头的熊廷弼在朱由校即位次月便因党争遭罢职，辽东经略由袁应泰接任。除了党争之外，熊廷弼的去职和他的“主守御益坚”高度相关，正如樊树志先生在《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一书中所说，熊廷弼的“主守”战略虽然立足于辽东的军事现实，但因为“不可能攻城略地立竿见影，势必与朝廷的战略方针——速战速决以免‘师老靡饷’——发生冲突，他的下台是迟早的事”。足见即使在萨尔浒之战后，明朝中央仍然未从天朝上国的军事迷梦中走出。

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放过乱中取利之机。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围沈阳，尽管仅用了一天就拿下了沈阳，但却在城外与援沈明军遭遇，爆发了堪称明与后金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浑河之战。

浑河之战参战的明军分川军和浙军两个部分：川军的主体部分是石柱土司秦良玉麾下的数千“白杆兵”，是明末著名的强军之一，被《明史》称为“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为远近所惮”；浙军则很可能算是戚家军的余脉，证据之一是在此战中殉国的副将戚金“少从少保戎”，是戚继光族中后辈。

这支援沈明军本有全身而退的机会，但参战将领却表现出了这个时代明军难得的求战欲和血性，“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明史》）遂兵分两部，数千川军随明将周敦吉与秦良玉的兄弟渡浑河，扎营桥北，主将童仲揆和陈策带三千浙军留守桥南。在这里稍微说开出去，明清战争时期的明军非常喜欢分兵，像杨镐的战略层面的“分进合击”也就罢了，具体在战斗中，明军还习惯于“二次分兵”，美其名曰“互为犄角”，从而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分拆得七零八落。如在萨尔浒之战中，西路军杜松兵分两路，北路军马林兵分三路，都是“二次分兵”的典型，大大降低了八旗军各个击破的难度。

在浑河之战中，白杆兵首当其冲，八旗军趁对方还未布阵完毕，就率先进攻，三次进攻皆被身着重甲手持长枪的白杆兵击退，《满文老档》称，“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带有戏剧性色彩的说法，八旗军是依靠刚刚在沈阳抓住的明军炮兵战俘才最终击破白杆兵的，“李永芳得明军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李永芳本人即是降将，是明朝第一位投降后金的将领。

此役川军全军覆没,之后，浙军也同样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浙兵先用火器接敌，“多杀伤”，等到火药用尽之后，才在肉搏战中被占据了兵力优势的八旗军击溃。此战，浙军自主将陈策、童仲揆以下，共阵亡大小将校120多人。

对于明军在浑河之战中的血性表现，《明史》评价称“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清人魏源在《圣武记》中更是将此战称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攻取沈阳仅五天后，努尔哈赤兵发明朝在辽东的首府辽阳，辽阳这样城池坚固的大城，也仅支撑了一天，便被努尔哈赤拿下，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火自焚而死。

辽、沈丢失之后，明朝中枢又念起了熊廷弼的好，于是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但两人关系又不睦，闹得满朝皆知。

在此期间，明军倒是取得了一次胜利。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毛文龙率197名死士深入敌后，趁镇江（今辽宁丹东）城中空虚，夜袭镇江，生擒努尔哈赤的妻弟佟养真，并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

严格说来，如果不考虑此战的规模远小于宁远之战的话，镇江之战才是明军的首胜。御史董其昌甚至赞叹毛文龙称：“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在探知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之后，率军进攻广宁（今辽宁北镇）。不知兵的王化贞连出昏招，最后被其心腹孙得功出卖，努尔哈赤大军轻易占领了广宁，王化贞在此之前弃城逃跑。

谁来为广宁之败负责？明廷将熊廷弼和王化贞逮捕下狱，两人先后被杀，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平心而论，熊廷弼在与王化贞失和的问题上也要负一些责任，其间也不无互相拆台之嫌，但熊廷弼终究是一位才气魄力兼具之疆臣，如《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所说，“如果熊廷弼能够大展宏图，辽事不可能如此一败涂地”。

至此，明朝已几乎等同于丢失了整个辽东，再往后一步，就是山海关。

凭坚城以用大炮

广宁失陷后，熊廷弼的继任者王在晋概括其时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在晋的这番话说得文采斐然，但他“捐弃全辽，退守山海”的这一极端保守的战略却遭到了此时还并不出名的袁崇焕的坚决抵制，袁要求修筑山海关两百里之外的宁远城墙，为此他冒着得罪上官的风险直接写信给朝廷中枢。

时任兵部尚书的孙承宗决定亲自去辽东现场勘察，以决定辽东防务的重点：山海关还是宁远？

最终，亲赴辽东的孙承宗选择站在袁崇焕一边。他一面向明熹宗上书称，“欲复辽东，则必先复辽西，欲复辽西，则必先固宁远”；一面又要求朝廷撤换王在晋，“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就这样，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成了新一任辽东经略。

在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开始在宁远修筑城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远之战在此刻就开始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加厚加高城墙以外，袁崇焕的宁远城也更有了火器时代的时代感，阎崇年在《论宁远争局》（收于《阎崇年自选集》）中写道：“袁崇焕修筑宁远城的创新在于：城墙四角各筑一座附城炮台，其三面突出墙外，既便于放置大型火炮，又可以扩大射角，其射界能达到二百七十度。它消除了以往城堡凡敌至城下而铳射不及之缺陷，可远轰奔驰而来之骑敌，亦可侧击近攻城墙之步敌，从而充分发挥火炮之威力。”

袁崇焕修宁远城的主要助手是日后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明末著名的火器专家，他的著作《西法神机》中还专门有关于修筑炮台的“铳台图说”一章。有理由相信，孙元化在修筑宁远城时已经部分应用了从徐光启和利玛窦那里学来的西方筑城法，甚至有激进的说法称，宁远筑城部分取法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棱堡”。当然，如李湖光在《明帝国的新技术战争》一书中所说，这充其量只是一种“雏形棱堡”，并且后金此时的炮兵威胁尚不大，因此宁远城也没有像真正的棱堡那样尽量降低高度，以避免火炮打击。客观而言，无论宁远筑城中有无取法棱堡，都的确吸收了不少西式筑城的方法，建造可最大限度发挥新式火炮威力的炮台就是其中核心，这也正如《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所说，“在设计新型城防工事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计算好炮火射击的角度和火力覆盖的面积，不留任何射击的死角”。

至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督师辽东已四年，前后修复九座大城，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器营，辽东明军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两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但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稳步推进修城练兵的战略时，魏忠贤以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冒进兵败为借口，罢免了孙承宗，由高第代为经略。

换人也就罢了，高第守辽之策还与孙承宗相左，上任之后立即下令放弃关外四百里之地，关外兵民尽撤，等于让孙承宗四年的筚路蓝缕付之东流，将整个辽西的最后几个重要据点拱手让与后金。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袁崇焕的宁远城，但袁崇焕不撤。

袁崇焕对高第放下了一句壮怀激烈的千古名言：“宁前道当与宁、前共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袁崇焕坚持不走，高经略也没那么在意，他尽撤锦州、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尽驱屯守兵民入关，你袁崇焕如果不介意做一支孤军，想守就守吧。

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一举吞食全辽的机会，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大军兵临宁远城下。

城下是拥兵13万、久经战阵、68岁的努尔哈赤，城上是仅有一万余人、初历战阵、43岁的袁崇焕，看起来这场战役并没有什么悬念。

袁崇焕将要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呢？事实上，与我们固有认知不太一样的是，八旗军一开始并不是一支以骑射著称的军队，反而是以重甲步兵横行辽东，骑兵则是之后在战争中慢慢锻炼出来的。叶赫人曾评价后金军称，“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力相抗也，技相敌也”；徐光启也曾有言，“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但相对于明军而言，骑兵仍然是后金军最突出的比较优势，而在大规模野战中，步兵也好，骑兵也好，步骑混编也好，总之后金军对明军没有过任何败绩。

袁崇焕的迎敌战略看起来很简单：“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孙元化参用西法修建的宁远“坚城”有了，城上又架起了徐光启亲自从澳门采买的“红夷大炮”，作为此时大明朝境内最先进的大炮，这也是红夷大炮第一次投入实战。此时，经葡萄牙炮师训练的火器把总彭簪古，也被袁崇焕调到宁远培训炮手。

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来看，将大炮架在城墙上似乎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行为，但在明末甚至可能是一个有开拓性的“新知”。火器在明代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进攻性的野战基因，朱棣开创神机营的本意就是用火器在野战中遏制蒙古骑兵的冲锋，朱棣五征蒙古正是带着神机营深入朔漠，而用火器来守城反倒是后话了；即使在守城中，明代最流行的火炮战法也是将火炮放在城墙之外的阵地上，依城防守。

但从明英宗时代的土木堡之战中就可以看出，在缺乏强大骑兵掩护的情况下，明军的第一代火器——火铳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在野战中遏制游牧骑兵的大规模冲锋的。而即使到了明清（后金）战争时代，明军装备了更先进的火器，但由于射速慢、准头差和火炮缺乏机动性等根本性弱点，在野战中也仍然无法顶住八旗骑兵的冲击，自萨尔浒之战以来的数次明军战败，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明军火器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大大低于预期。即使是八旗步兵，也可以依靠之后会提到的楯车，缓缓抵近明军，用射速极快的弓箭干掉明军的火器部队。

那么，什么才是火器最佳的运用场合？对此，明朝的军事精英们在失败主义的血色中开始了思考。

针对炮台和火炮的关系，徐光启曾提出了著名的“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若能多造大铳，如法建台，数里之内贼不敢近，何况仰攻乎？”更有针对性的是，徐光启还曾明确指出后金军攻城时应采取坚壁清野、凭城坚守的战法，把过去放在城外的火炮移至城内各炮台，轰击攻城之敌，使敌无法接近城墙。

而之前谈到的明军引入带有某种雏形棱堡理念的西式筑城技术，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大炮在城墙上的射击死角，让“凭坚城以用大炮”变得更有实用性。

因此，我们可以说，徐光启是“凭坚城以用大炮”理论的最早提出者，而袁崇焕则是有意识地在实战中运用这一战法的第一人。

事实上，在此前八年的交战中，八旗军依靠正面强攻拿下坚城的战例相当罕见，再坚固的城池几乎都是在一天内拿下的。在抚顺、清河、辽阳、铁岭、广宁、沈阳和开原这七座坚城中，抚顺、辽阳、铁岭和广宁都是靠内奸开城才被努尔哈赤轻松拿下的，其中广宁甚至是不战而降；沈阳和开原则都是主将出城浪战在先，内奸作乱在后，同样没让努尔哈赤付出多大代价就顺利夺城；严格说来，只有清河城算是努尔哈赤强攻拿下的，也付出了上千人的死伤代价，但清河又算不上明军重兵囤聚之城。

也就是说，看似攻城无数的后金军其实强攻坚城的经验相当有限，这也正是袁崇焕的机会之一。

面对努尔哈赤六万左右的大军（努尔哈赤自称20万，袁崇焕认为是13万），袁崇焕手中仅有一万余人，仅有的优势就是采用了更利于火炮发射的、以西方筑城办法修筑的宁远坚城，以及这11门红夷大炮。努尔哈赤和后金军此前对明军的各类火器并无太多忌惮，尤其是对火器在野战中的表现颇为不屑，在萨尔浒之战中甚至有“火未及用，刃已加颈”的说法，但这次宁远城的红夷大炮注定将给他们一个全新的体验。

努尔哈赤大军抵达宁远城当天，袁崇焕就命令红夷大炮轰击城北后金大营，尽管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在《督师纪略》一书中“遂一炮歼虏数百”的说法明显夸张了，但的确是给了努尔哈赤一个下马威。

之后两天是两军最激烈的城池攻防战，对于具体战况，双方正史和明人各路私家笔记众说纷纭，其中也不无夸大之处。

稍做梳理的话，八旗军的基本战法是以步骑兵的“万矢齐射城上”作为火力掩护，以前方有五六寸厚木挡板，其上裹有层层韧性强劲的生牛皮的楯车作为防御掩护，将士卒运送到炮火薄弱的城墙下，“用斧凿城”“用铁裹车撞城”。

而明军的战法是，远处用11门红夷大炮和各类火器轰击，红夷大炮的射程最远可至3公里，“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而诸火器无不尽发，发亦必伤”（《明季北略》），即使是后金军专为防御火器而设计出来的坚固楯车，红夷大炮只要打中就是一击即碎，“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后金军突破炮火的狙击，攻到城下时，这就是红夷大炮的火力死角了，明军又临阵发明了一种叫“万人敌”的土法火器，其实就是用芦花和棉被装裹火药，点燃扔到城下，或者“用铁绳系下烧之”，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夸张地描述“万人敌”称，“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延烧数千人”。不过，“糜烂可数里”的疑点在于，在红夷大炮的时代，可以爆炸的“开花炮弹”尚未出现，标配的实心炮弹很难造成现代火炮所谓“一炸一片”的大面积杀伤效果。事实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也还在普及开花炮弹的进程之中。

第一天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二更天，后金军方才散去，城下堆满八旗兵尸体。但次日打到下午，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火力的八旗兵其实军心已经濒临崩溃了，一向悍不畏死的满洲勇士远远躲在红夷大炮射程外，不敢上前，明朝的官方史料称，“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

宁远之战的最后一天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后金军主力已转向进攻觉华岛，留下部分后金军继续攻城，不仅双方战法没有更新，并且激烈程度已远不及前两天。这一天的唯一亮点是，明军可能击毙了后金军某一高级贵族，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根据后金的史料，两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相对在史观上更偏向清朝的阎崇年对此也承认，“这应是被掩饰而缩小了的数字”。当然，徐光启战后所称的“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也属于严重夸大战果了，就宁远一战后金军的伤亡，明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的“前后伤虏数千”应该更符合战况实际。

当然，在宁远之战中，比伤亡数字更大的悬念是所谓的“努尔哈赤受伤之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努尔哈赤死于宁远之战半年多后。争议主要在于，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所伤，郁愤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一书中的说法相对持平，“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自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宁远城下败北，愤恨而死，不论是否受伤，他的死与宁远惨败直接相关”。

不过，如果将觉华岛之战作为宁远之战的“分战场”来看的话，明军在此战中的完胜光环就要褪色不少。尽管明军在宁远主战场中大败后金军，“前后伤虏数千”，甚至可能击伤了努尔哈赤本人，但在觉华岛之战中，明军不仅丧失了关外后勤基地，粮料八万余石和舟船二千余艘俱被焚烧，且丧师高达七千之多，后金军仅损失两百余人。

据说为了定性宁远之战是否“大捷”，明朝中枢内部还一度有争议，最后明熹宗采纳了兵部尚书王永光的建议：“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大捷！

对于明军的大捷，阎崇年在《袁崇焕传》中总结称，“它证明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城炮结合，依靠坚城屏障，发挥洋炮威力，是阻止后金军强大攻势的有效手段”，而努尔哈赤败在“没有认识到明军战术武器和战术思想的重大变化，继续使用旧的武器和旧的战术”。

总而言之，如果不考虑袁崇焕本人的话，红夷大炮称得上宁远之战的第一功臣。战后，明廷还特意封一门红夷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从佛郎机到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在上一章，本书曾重点写到了朱元璋和朱棣时代的火器发展，特别是神机营的组建代表明军的火器装备已经走到了同时代全世界的最前端。但是，这却是中国火器发展的最后一次领先。

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研究员钟少异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曾表示，“到了明朝永乐时期，开始于北宋的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达到这个高峰以后，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也就停顿了下来。永乐之后，从宣德到正德的一百来年，中国火器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展表现，基本就处在停滞的状态。而且，与永乐火铳相比，从宣德到正德时期的铜火铳反而有退步的迹象，一是制造没有永乐时期精细，二是规范性降低了。所以这一百来年，总体上是停滞和退化”。

仅仅依靠内生性的发展，明朝已长期停滞在“火铳时代”，那么，转机就只有来自外部了。不过，先别急，红夷大炮还没那么快。

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明军在广东巡海道副使汪的指挥下，在西草湾海战中击败葡萄牙人，缴获了20余门佛郎机。所谓“佛郎机”，是当时明朝对葡萄牙的称呼，因为此炮来自葡萄牙，这种炮便被明人冠以佛郎机之名。

佛郎机代表了欧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火炮制造水平，与当时明军装备的火铳相比，无论在射速、射程、发射安全性、机动性、威力和命中率上都有了全方位的提升，是超越火铳一个时代的最先进火器。

明朝很快就开始了对这种先进火器的仿制工作。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首批国产仿制佛郎机就在南京下线；嘉靖九年（1530年）九月，已经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汪上书嘉靖帝，建议大量仿制佛郎机，在九边地区大量装备，以对付蒙古骑兵。自此以后，佛郎机炮批量生产，取代了火铳的地位，成为明军火炮的制式装备之一。

佛郎机在嘉靖时代的迅速普及，一方面呼应了明朝自朱棣时期以来发展火器的初心，即对付蒙古骑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朝北方边患的再度严重，嘉靖时代是蒙古自土木堡时代以来又一次走向统一和强盛，边患越严重，明军对新式火器越保持学习的开放性。

在此时的明军中，对佛郎机的应用最有热情的就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将领戚继光。在某种程度上，戚继光和袁崇焕都是中国古代将领中的异类，他们不仅重视士气、训练、募兵、战术等中国传统军事资源中的“强兵”手段；对先进武器特别是火器的追逐和研究，以及根据先进火器来及时改变战法让他们更像两个“近代式”的军事主官。

但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写道：“从抗倭时代开始，他（戚继光）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但当时中国缺乏近代的基础科学体系，弹道学、近代化学、制图学等都未出现，根本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火枪火炮生产，故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

根据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一书，戚继光的部队在当时明军中“装备佛郎机最多，种类最齐全”。戚继光在他的名著《纪效新书》中，记载了11种佛郎机的长度型号，还总结出了各型号的战场用途。

根据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一书中的统计，“明朝生产出来的各型佛郎机总数达三四万门，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几乎在佛郎机传入中国的同时，火绳枪也传入了中国，不过这在中国被称作“鸟铳”，得名或是来自戚继光所说的“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或是来自其枪机的独特，形似鸟嘴。

根据抗倭名将胡宗宪主编的《筹海图编》，火绳枪其实传入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西草湾海战中，明军不仅缴获了佛郎机，还缴获了葡萄牙人的火绳枪，但因当时发展尚不成熟，故未引起明军重视，将注意力都投向了佛郎机；第二次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双屿之战中，明军缴获了岛上日本人和葡萄牙人所使用的火绳枪。但《中国火器史》说当时日本仿制自欧洲的火绳枪青出于蓝，因此明朝主要仿制的是日制火绳枪，因此戚继光曾在《练兵实纪》（1571年刊印）中有“此器中国原无，传之倭寇，始得之”的说法。

简单说就是，明代鸟铳（火绳枪）来自葡萄牙和日本这两个源头，但因为日本也是习自欧洲，因此最终还是来自欧洲。

明代火铳传至西方被仿制后称为“火门枪”，火绳枪即火门枪的升级版。相比火铳（火门枪），鸟铳（火绳枪）在射击精度（有了瞄准装置）和射程（铳管更为细长）上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最大的升级还是其发射装置，增设了慢燃烧的火绳（故名火绳枪）和扳机，从而提高了发射速度。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兵仗局仿制了第一批鸟铳一万支。而戚继光继佛郎机之后，再次成为鸟铳的热烈拥趸，根据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戚家军步营有2699人，装备鸟铳1080支，占比40%。在戚家军之后，鸟铳逐渐取代手铳，成为明军装备的主要单兵射击火器。

根据《火枪与账簿》一书所说，为了对付蒙古重装骑兵的重甲，明末火器专家赵士桢又对当时最先进的鸟铳——源自奥斯曼帝国的重型鲁密铳进行了改良，“设计出了一种射程更远、射击精度更高的火绳枪，威力比同期欧洲、日本和土耳其的火绳枪更大”。

作为明军第一代火器，火铳是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了火炮和单兵火器两大谱系，在嘉靖年间遭到了来自西方新科技的迭代冲击，火炮被佛郎机取代，单兵火器被火绳枪取代，从而完成了向“第二代火器”的全方位升级，姑且称之为“第一次西炮东传”。

有第一次，自然就有第二次，这一次，终于轮到了红夷大炮。

在第一次西炮东传中，佛郎机和火绳枪都来自战争中的缴获，但在第二次西炮东传中，红夷大炮是徐光启等人专门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当局购买，并且聘请葡萄牙技工，训练中国铸炮工匠仿制而来，其中，还有欧洲传教士的贡献。

红夷大炮的出现直接和明与后金战争爆发相关。根据《中国火器史》梳理的线索，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之后，忧心国事的徐光启深感明军现有的火器，甚至也包括作为第二代火器的佛郎机，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即出现了比蒙古骑兵战斗力更强的八旗骑兵。

之所以叫“红夷大炮”，是因为明朝误以为这批炮产自荷兰，而明朝官员称荷兰人为“红夷”。但有趣的是，红夷大炮的原产国既不是荷兰也不是葡萄牙，而是英国。据《中国火器史》记载，葡萄牙卖给明朝的这30门炮，都来自1619年英国在澳门附近搁浅的一艘英舰；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朝曾在广东沿海打捞过三艘欧洲沉船，在上面发现了大批红夷大炮。

如果说火铳和佛郎机是明军装备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火器的话，红夷大炮就是明军装备的第三代火器，是英国在16世纪后期经过火炮改革后生产的一种早期加农炮，与佛郎机相比，在设计和制造上已融入一定的数理知识，在射程、杀伤力、安全性、射击精度方面又有了全方位的提升。明末军事专家焦勖说：“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更胜诸器百千万倍。”

红夷大炮购炮第一人李之藻则将之誉为“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

红夷大炮后传

宁远之战后，红夷大炮还作为主角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的宁锦之战，此时距离宁远之战只有一年出头，已升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在短时间内构筑了一道“宁锦防线”，他亲自守宁远，爱将赵率教守锦州。在宁锦之战中，皇太极亲率后金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不克，回攻锦州又不克，三次冒着红夷大炮的炮火强攻，损失之大甚至要大于宁远之战。

第二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的滦州之战。此时袁崇焕正被冤下狱，复出督理军务的孙承宗集结大军反攻皇太极关内所占四城，在滦州攻城战中，明军第一次利用红夷大炮进攻坚城，击坏城垛、炸毁城楼，后金军只得弃城逃跑，沿途被明军截击斩杀四百余人，后金在关内的统帅阿敏连续受挫之下，被迫放弃其他三座城池，狼狈撤回盛京。

除了袁崇焕当初制定的“凭坚城以用大炮”战术以外，明军还结合战场实际和战力的提升，围绕红夷大炮和新式火器创造出了一系列多元战术。

第一，炮骑协同战术。在宁锦之战中，当皇太极进攻宁远城时，袁崇焕命总兵满桂和副将尤世威率骑兵出城迎战，但与一般的骑兵野战不同的是，明军骑兵始终活动在城墙附近的红夷大炮射程范围内，营造出“明军骑兵战于城下，红夷大炮则战于城上”的炮骑协同战术，骑兵与八旗骑兵短兵相接，大炮则轰击后金军的后续部队，造成了双重杀伤的效果。袁崇焕在宁锦大捷后盛赞敢于野战的明军骑兵：“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

这可能是日后在明亡清兴中大出风头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初起源。在广渠门之战（与德胜门之战、永定门之战都是北京保卫战的一部分）中，关宁铁骑又在依城而战中惨胜八旗骑兵，袁崇焕本人亲自上阵横刀跃马，“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尽管史料中未见明确的“炮骑协同”，但享有依城而战的各项优势则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一战术的问题是，操作不慎便会误伤友军，在德胜门之战中，满桂的骑兵在与八旗骑兵对战时，就被“助战”的北京城头大炮大量杀伤，连满桂本人也受伤，可见炮骑协同战术的“协同”默契很重要，宁远可以，北京就未必可以。

但在其后的永定门之战中，满桂将军队带到永定门南面二里之外驻营，致使大军得不到城墙火炮的火力掩护，以致被皇太极的骑兵合围歼灭，这也再次证明了关宁铁骑对“依城而战”的重度依赖。《明帝国的新技术战争》一书猜测，“也许是满桂对京城军队乱放火炮仍然心有余悸，才做出了这个致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还出现了专供骑兵的火器。据《中国火器史》所说，戚继光编练了以骡马驮载虎蹲炮的骑兵营，“是我国骑兵史上最早的骑炮兵”，比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30年编制的骑炮兵“要早50—70年”。在三眼铳的基础上，赵士桢创造了名叫“翼虎铳”的骑兵用火器。在实战中，这些都为关宁铁骑的火器化提供了技术储备。

第二，车炮协同战术。如《火枪与账簿》所说，“在明代前期，战车仅作为运载工具使用。到了明代中晚期，战车逐渐被改进为配有火炮和防护装置、具有作战能力的炮车”。从戚继光开始，再到孙承宗和袁崇焕，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以火器为主的车营。战车不仅可以增强火器的机动性，还可以作为火器部队防御骑兵冲击的屏障，赵士桢在《防虏车铳议》中说，“为今之计，无如用车自卫，用铳杀虏”。

在戚继光首创的车营中，装备佛郎机和鸟铳的士卒占到了全营编制总数的41%；在辽东，孙承宗把戚继光的步、骑、车、辎重四营合而为一，组建为新的车营，不仅使用火器的人数占到了编制总数的60%，甚至还装备了红夷大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代中后期是战车部队自战国衰落以来的第二次军事高峰。

在宁锦之战的宁远守城战中，袁崇焕派遣车营都司李春华率领车营步兵1200人，掘壕以车为营，列火器为守御，构成了宁远城的第一道防线。再结合城上的红夷大炮和待机而动的骑兵，这套立体防线比宁远之战时的坚城大炮更具杀伤力，毕竟，宁锦之战时的红夷大炮已经丧失了其突然性。

在此，对欧洲战争史熟悉的人也很容易联想起捷克名将扬·杰式卡发明的“车堡战术”。捷克胡斯派军队的基本战术单位就是战车，再结合步兵、骑兵，特别是炮兵的支持，在胡斯战争中屡次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和十字军的重骑兵，与戚继光及袁崇焕的“车炮协同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的来说，无论是炮骑协同，还是车炮协同，或是车炮骑协同，都必须依托于坚城这个物理屏障，在真正意义的野战中，明军的红夷大炮、车营、关宁铁骑都没有证明过自己。

宁远之战后，红夷大炮成为明朝中枢的新宠，被不吝财力地投入各种资源购买和仿制，迅速在崇祯朝实现了量产。仅在崇祯三年二月至八月这半年间，徐光启就仿制了400余门西洋大炮。李婷婷和朱亚宗在《中国火器落后于西方的时间节点及原因初探》一文中指出：“如此快速的技术跟进和中国作为火器的发源地、拥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是分不开的，另外，17世纪末以前西方火器的创新多属经验性质，较易为技术落后者追赶上。因此，在17世纪末期以前，中国火器和西方相比虽有差距，但在明清两朝的重视下，不但很快弥补了差距，并常能融合中西火器的长处，创造出性能更好的火器。”

那么，问题来了，宁锦之战和滦州之战后，明军的红夷大炮为何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创造战争奇迹，挽狂澜于既倒呢？

我试着说两点原因。第一，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红夷大炮不擅野战。黄一农先生在《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一文中曾指出：“17世纪的红夷炮发射速度不快，每分钟虽有可能达到1—2发，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故每小时平均只可发射8发，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当时的红夷炮对快速运动的步骑兵而言，仍无法有效达到防堵并歼敌的作用。”

第二，后金在造炮技术上后来居上。历经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滦州之败的挫败后，皇太极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骑射，已不能适应火器迅速发展条件下的战争需要，后金也必须造出自己的红夷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终于仿造出了第一门“红衣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造炮自此始”。女真人避“夷”字之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在数月后的大凌河之战中，首次出战的红衣大炮就为皇太极立下奇功，外击来援明军，内轰大凌河城，逼得祖大寿率军归降。

天聪七年（1633年)，“吴桥兵变”之后，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相继归降后金，不仅给皇太极带来了二十门左右质量更高的红衣大炮，还送上了一支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工匠和炮手队伍，掌握了教会中人一直视作不传之秘的火炮操作和瞄准技术，大大增强了后金的炮兵实力和军工能力。而继袁崇焕被冤杀之后，明朝此时最精通火器战法的一线督抚孙元化却受“吴桥兵变”牵连被杀，明军顿失一火器干城。此消彼长之下，此时的清军火炮部队已经能和恃火器为长技的明军分庭抗礼。

在明清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松锦之战（1640—1642年）中，清军击垮了由洪承畴率领的13万步骑精锐，这也是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野战军。清军的红衣大炮在此战中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东亚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炮对战中，彻底压制了明军的炮兵。清军在进攻松山、塔山和杏山时，都是依靠红衣大炮的强大攻坚能力才拿下这三座坚城的。

松锦之战后，明清火器强弱对比彻底逆转，驻扎于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而逃回宁远的吴三桂所部仅剩下了十门红夷大炮。明辽东巡抚黎玉田哀叹称：“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惟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侥幸也。今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

就袁崇焕理想中的炮骑协同而言，此时的清军算是抵达了最终版本：骑兵野战无敌，炮兵无坚不摧，也就是金哀宗当年用来描述蒙古骑兵巅峰时代的那句话，“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

纵观明代这三次火器革命，即洪武永乐时代的火铳、嘉靖时代的佛郎机和火绳枪、天启崇祯时代的红夷大炮，无不是受到某种严峻的外部军事挑战而做出的应对，且三次挑战都来自北方骑兵，前两次是蒙古骑兵，后一次是八旗骑兵，借用费正清的经典概念就是“冲击—反应”模式，即“满蒙冲击，大明反应”，朱元璋、朱棣、汪、戚继光、徐光启、袁崇焕、孙元化都是满蒙骑兵冲击下的回应者。

针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另一个异曲同工的解释框架来自威廉·麦尼尔。麦尼尔在其名著《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中认为，欧洲长期的列国林立带来激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生存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变革。

明清鼎革之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为双方营造出一个研发、装备和应用新型火器的“绝佳”竞争环境。

当我们说到朱元璋、朱棣、戚继光、徐光启、袁崇焕这些来自明朝的名字时，也不要忘了那个叫作皇太极的人。从军事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皇太极是那个以一己之力将后金从冷兵器骑兵时代转变为火药时代的强势主导者，作为先行者的明朝用两百多年的时间展开了三次火药革命，作为后来者的皇太极用了在位的十七年时间就跨越性地走完了明朝两百多年的成果，直接跨进了红衣大炮的时代，将清帝国打造为骑兵与火器均超越明帝国的超级军事强权。

无怪乎，在《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一文中，黄一农将皇太极与同时代被誉为“近代战争之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视作“东西辉映”，为皇太极在军事史上被低估而叫屈。

最后，附上两段很有意思的话。黄一农说，“徐光启等天主教人士原本希冀能利用红夷大炮帮助明朝救亡图存，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这种新型火器最后却转而成为清朝得以吞并大明的利器”；李伯重也说，“这场军事改革运动的最终结果，是这场运动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的主体，不仅未能如晚明精英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卫国之干城，反而为敌所用，成为新朝夺取明朝天下的利器”。黄一农和李伯重说得没错，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红夷大炮的传入，明朝会不会还能多续命几年？

本文选自《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张明扬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0）。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