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艾思奇（1910.3.2—1966.3.22），原名李生萱，云南省腾冲县人，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

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哲学讲话”专栏上连续发表了24篇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解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这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开端。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哲学讲话》一书，于1936年1月出版，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就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6年6月，艾思奇对该书稍加修改后，更名为《大众哲学》再版。《大众哲学》影响巨大。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该书一共印了32版，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许多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走上了革命道路，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奔赴解放区。

实际上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一本《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是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开始的地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还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大众化、通俗化汇成一股洪流，一浪一浪地冲向各地。

1934年6月，在社联的安排下，经许涤新推荐，柳湜介绍，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薪水每月40元。这样，艾思奇有了固定的职业收入，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申报》当时设有副刊《读书问答》专栏，刊登读书指导部回答读者提问的文章，由艾思奇和柳湜、夏征农轮流撰稿，公开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深受读者欢迎。“艾思奇”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开始用的一个笔名。

《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名义上是李公朴负责，实际上负责的是“社联”成员、共产党员柳湜。《申报》流通图书馆1932年12月正式成立，前后办了近五年。它以“普及民众教育为己任”，以下层店员、工友、学徒为主要服务对象。

艾思奇所在的读书指导部以通信和接待来访（每星期天下午）的形式，解答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接待读者最多时达到每天500多人。仅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指导部发出的有学术内容的复信竟有1800余件，其中有普遍意义的回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就有30万字。

《申报》在1934年1月专门开辟副刊“读书问答”，公开回答读者关注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革命的理论和知识，指导帮助青年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影响迅速扩大。只占《申报》五分之一版面的“读书问答”，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有些读者也希望能专门出版一种杂志。

经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多次商量，由李公朴出面，征得史量才的同意和支持，出版单独的刊物，创办《读书生活》杂志。《申报》在1934年10月8、9、10连续三天，宣告“读书问答”栏停刊，另出《读书生活》杂志。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了纪念史量才，将《申报》图书馆改名为“史量才图书馆”，同时还创办了量才业余学校，李公朴挺身而出担任校长，艾思奇任教员。

《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由上海杂志公司总发行，张静庐做发行人。由于上海杂志公司自有一套发行门路，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封锁，每期仍能销售一万多份，有时多达两万份。《读书生活》出完第一卷（12期为一卷）即改为独立经营，由李公朴任主编兼发行人，自办发行，但仍由上海杂志公司代售。到出第三卷的时候（1936年初），杂志社就发展成为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起，为方便人们记忆改名为读书出版社），不仅继续出版《读书生活》，同时还出版各种图书。首先把杂志上已经登完的专栏文章，由原作者做一些必要的修订，结集出版单行本。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就是最先出版的一种。

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主持内部编辑业务。他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广大青年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再加上连年内战，天灾人祸，经济破产，又面对失学、失业的威胁，产生了许多苦闷、疑问和焦虑，许多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也看不到国家的出路。

艾思奇认为，要帮助广大青年看清国家的正确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必须帮助他们培养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要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哲学。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哲学对他们来说是高深玄妙、不实用的。这一方面与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很大关系。针对这些情况，艾思奇决心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实际，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众写哲学，使抽象、深奥的哲学具体化、通俗化、大众化，使人民群众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1934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读书生活》上每期发表一篇通俗易懂的哲学文章，到1935年10月，共发表了24篇。这24篇文章在1935年12月结集成书，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哲学讲话》。《哲学讲话》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国民党当局则对这本书十分害怕，立即在1936年2月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该书。

之后，艾思奇根据读者意见对《哲学讲话》做了部分修改，并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重新出版。

到1938年，《大众哲学》已出了10版。到1948年，已出到第32版。可见《大众哲学》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极大。“据图书馆学专家雍桂良同志统计，32版只是读书出版社的版数，事实上，全国解放前后共出过50版。还不算各地用油印、石印、铅印等各种方法翻印的。”

《大众哲学》有如此多的出版发行量，不仅是出版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奇迹。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中，艾思奇有开创之功。《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之作。

《大众哲学》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它的影响下，许多青年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走上了革命道路。《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受到普遍的欢迎，就在于它的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思想敏锐，文笔明快，联系现实，抨击时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了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

著名学者李公朴在为《哲学讲话》写的编者序中称赞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讲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还进一步指出，有人怀疑“通俗会流于庸俗”，但《大众哲学》却“出浅入深”，“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其他一切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恰当的。

《大众哲学》在篇目设置上，也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俗话和口语，如《哲学并不神秘》、《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不是变戏法》等，这种通俗易懂的写法揭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进广大民众的生活。这成为《大众哲学》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支歌”、“一本书”的说法，“一支歌”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许多人读了《大众哲学》，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对《大众哲学》这本书更是特别重视，多次提到这本书。1936年12月，中央到陕北不久，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离京外出考察时，在要带走的一大批书中，就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2006年，人民出版社在《大众哲学》的“修订再版说明”中对《大众哲学》作了高度评价：“《大众哲学》在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通俗化上所起的开拓性意义，是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大众哲学》的‘永恒价值’和‘常青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它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 源丨人民出版社微信

责 编丨乔 媛

审 核丨杜 鹤

签 发丨王 轶

原标题：《红色记忆 |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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