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成 王洛宾之子。1951年生于兰州。1996年开始对王洛宾文化遗产进行搜集、传播和维权。主编出版《王洛宾歌曲选》《往事如歌》等书，创建四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

　　王洛宾

　　印象

　　寻找音乐背后的父亲

　　不久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来到北京，推出纪念父亲的作品《往事如歌》的广播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父亲在自己心中的形象：“父亲经历了太多苦难，也有太多欢笑；他被世人热爱，也为人曲解；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但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人的意志。他战胜了命运，他是个强者，始终葆有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勇气。”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王洛宾的歌。”他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被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收入东方音乐教材，保罗·罗伯逊、帕瓦罗蒂、卡雷拉斯等外国歌唱家将其作为华语演唱的保留节目。《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是代表中华民族心灵的歌谣。

　　1996年王洛宾去世后，王海成开始致力于研究父亲的人生及作品，为完成父亲“传歌五百年”的目标而努力。1999年，他辞去工作，成为“职业传歌人”。他历时数年，到各地走访曾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老同事，掌握了一批珍贵资料，积累了大量素材。父亲的形象活了，一个真实的王洛宾出现在他的眼前──

　　1937年10月底，王洛宾到山西洪洞，参加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在甘肃兰州，他参加西北抗战剧团，改编了他的第一首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自此走进民歌世界，《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阿拉木罕》这些歌曲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搜集、改编的。

　　1939年夏天，郑君里到青海拍摄《民族万岁》，王洛宾参加摄制组，一起来到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摄制组驻扎在千户长同曲乎家的大院子里，片中要拍放羊的场面，千户长的三女儿卓玛被选中出演牧羊女，郑君里让王洛宾穿上藏袍与卓玛一起放羊。拍完电影后，王洛宾多次到金银滩采风，《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宾对千户长一家的感谢，也寄托着他对少女卓玛的赞美……

　　这些故事被王海成一点一滴记录下来，完成了10万多字详细记载父亲王洛宾生命历程的笔记。通过重新认识和理解，在王海成心中，父亲已不再是当年在路上与少年的他握手告别，令他心中升起无限困惑和悲凉的父亲，也不再是后来穿着花坎肩提着红苹果在灯光四射的舞台上又唱又跳时的父亲，父亲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清晰。

　　他改编、谱写1000首歌

　　哺育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记者：为什么在王洛宾先生去世这么多年以后，要写这样一本书？

　　王海成：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我有话想要说，却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我必须要把父亲的故事讲出来，因为他的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喜爱他的歌，会唱他的歌，他一生改编、谱写了1000多首歌曲，他的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他被称作人民音乐家、西部歌王、西北民歌之父、民谣之父、西部民歌传播者、情歌大王、用汉语介绍民族音乐的第一人，等等。因为他传奇的经历，穿过五次军装，两次囚装，极其坎坷地度过磨难的一生，他曾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因为他的爱情，他写过的美好的情歌，他曾被称为“永远浪漫的情歌大王”。因为他的成就，他得到的荣誉，他曾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传说中他有着巨额财产，可是他到底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什么？有人说太多，有人说太少。我作为王洛宾的亲生儿子，有责任向世人澄清我父亲遗产的问题。什么是遗产？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父亲王洛宾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这就是我要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的。对我来说，父亲的故事是个不得不说的故事，我要尽可能地让一个真实的王洛宾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记者：在您心中父亲王洛宾是怎样的人？

　　王海成：在我心里，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歌者，他把最美的歌传给了人们，他使西部民歌走向世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西部，没有那些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不可能有王洛宾；可如果没有王洛宾，那么多优美的民歌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传唱到全世界。王洛宾这个名字曾经给我带来苦难，使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浸满了苦涩和艰难，但同样还是这个名字，又给我带来了荣耀，使我常常被笼罩在耀眼的光辉之下。当我以“王洛宾之子”的身份坐在贵宾席上时，我常会生出几分惶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记者：您长期搜集整理王洛宾的故事，据您了解王洛宾最早的音乐启蒙是在什么时候？

　　王海成：我的祖父爱好音乐，喜欢唱京剧、昆剧，会演奏多种乐器，也曾在基督教堂工作过，他是我父亲一生中第一位音乐启蒙老师。上小学时，我父亲常常去教堂的唱诗班，多声部、有和声的赞美诗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北京通县潞河中学上学时，因为他的天赋和良好的音乐基础，他进了学校的唱诗班，接触到西洋和声，知道了和声的用法。后来他的二姐远嫁到哈尔滨，生孩子没人照顾，我父亲就自作主张去了哈尔滨，碰巧在那里认识了教吉他的老师，学会了许多俄罗斯民歌，也第一次尝试作曲。1931年，我父亲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正式踏上了音乐之路。

　　民歌工作并非只是记谱填词

　　还要进行艺术再创作

　　记者：上世纪90年代，王洛宾被称为“西部歌王”，您还记得当时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吗？

　　王海成：应该是在1988年的秋天，凌风先生来新疆拍《八千里路云和月》，找到我父亲的住所实地访问拍摄，这是第一次用电视这个媒体来介绍我父亲。接着，香港女作家夏婕来新疆时采访了我父亲，写了不少文章，一时间“西部歌王”的叫法渐渐出现在媒体上。也是在这段时间，从新疆某部转业到广州工作的词作家毛兴中找到广东省文化厅的领导唐瑜，问他是否唱过《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达坂城的姑娘》，知不知道王洛宾？希望能在广州举办一次王洛宾作品专场音乐会。最终广东省文化厅和省演出公司决定推出这个专场音乐会，我父亲带着一把小提琴飞到广州，在广州友谊剧院连续举办三场“王洛宾优秀作品音乐会”。广州方面请了艺术家肉孜阿木提和阿依吐尔逊等青年维吾尔族演员，都是父亲的学生。音乐会气氛热烈，一首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把观众的心带到了遥远地方。后来我父亲形容那场音乐会时说，这是一场为他开启荣誉大门的音乐会。

　　记者：王洛宾这个名字和《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罕》《在银色的月光下》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不同的观点认为，王洛宾只是整理了这些歌曲，而并非他的原创，您怎么理解这件事？

　　王海成：改编民歌工作并非只是记谱、填词。因为当代的民歌应该是文学和音乐的合成，编写民歌唱词必须提高唱词的文学性，同时民歌记谱也十分困难，同样一首歌，每个人唱的旋律各异，甚至一个人唱的多段体的歌，由于唱词语言的变化，旋律也有不同的变化，因此记谱者要用美的音乐标准去固定它、改编它，尤其是兄弟民族的民歌，由于语言不通，若以汉语去表达它的内容，极为困难。图书馆里可以找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大都作为资料进入档案，只有极少数民歌能在世上流传，其原因除了获得动人的歌词和找到美的旋律之外，还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艺术再创作，其实，改编一首民歌甚至要比创作一首歌曲还要困难，因为这就是改编者的创作。

　　王洛宾写下的最后一句歌词是

　　“强力召唤世界和平”

　　记者：您小时候并不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最早对父亲有印象是什么时候？

　　王海成：我从小寄养在北京四叔家，快7岁时还没见过父亲，听说他在新疆，吃过他托人带来的葡萄干。有一天下午，家里来了个陌生人，穿着军装，戴着眼镜，瘦瘦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四叔告诉我，这就是你的父亲。四叔的三个儿子都叫他二大爷，我也叫二大爷。我有点儿怕这个严肃的二大爷。那是1957年年底，父亲到北京出差，在北京工作了两个多月，常来看我。要回新疆时，他说要带我走。我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但是四叔四婶很高兴，我也没办法反对。我就跟父亲上了火车，坐的是卧铺。同车的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演员们，他们都对我很好，不停地给我吃的东西。我一路上都管父亲叫二大爷，就有人抓住我说，再叫二大爷，就把你扔下火车不带你了！我这才改过口来叫他爸爸。我们先到兰州，再到乌鲁木齐，总算是安定下来。我父亲他们文工团就在八一剧场演出，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八一子弟学校上学，星期六才回家。父亲所在的文工团就在八一剧场演出，我是那里的常客，每逢有演出，我就在剧场里窜来窜去。当时父亲很忙，因为有创作任务，经常要去边防连队体验生活，有时一出去就是很长时间。一些著名的歌曲《亚克西》《萨拉姆毛主席》《毛主席的光芒照在老汉的心坎上》都是那个时期创作的。

　　记者：能否谈谈您对父亲王洛宾最后的记忆？

　　王海成：1996年刚刚过完元旦，父亲突然因病住进新疆军区总医院，后来被诊断为胆囊腺癌。他在病床上的日子是我们一家人与他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他就在我们的眼前。他问我妻子国英：“在外面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钱？”国英说：“500多块。”他笑了：“才这么一点，等我出了院，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你给我工作，我给你发工资。”父亲打算在家里写自己的传记，但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实现。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这时候他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歌？

　　王海成：父亲住院时，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万年青合唱团”寄给他的新年贺卡，上面有全合唱团105名老人的签名，当年他曾到那里演出。父亲很感动，说要给合唱团写一首歌。1996年1月16日，我父亲把一个小写字板架在床上，开始创作《歌唱万年青》。这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首歌，其中最后一句歌词是“强力召唤世界和平”。一个不久于世的老人，这是他最后的心声。

　　记者：王洛宾先生始终认为音乐是有力量的。

　　王海成：父亲常说，多一双弹琴的手，就少一双拿枪的手，音乐使人进步。如果大家都去学音乐，街上的小偷也会少，监狱里关着的犯人也会少些。他的愿望就是建立一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学校，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热爱音乐。可惜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在他的生命中，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甚至在他离开以后，又生出了许多是是非非。这本不是父亲的意愿，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只想简单地活着，只要能让他歌唱，他就会认为这是最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他的一生太复杂了。

　　王海成口述

　　父亲王洛宾最后的日子

　　1996年刚刚过完元旦，我父亲突然因病住进新疆军区总医院，躺在病床上，人一下显得瘦小了。他总是蜷缩着腿睡觉，我怕他难受，想给他把腿伸直了，他不让我动。我从没见过他伸着腿，无论他醒着还是睡着，这个习惯是在兰州监狱里造成的。

　　3月1日，父亲卧床的第52天，新疆军区领导在征得我们的同意后，起草了为我父亲盖棺定论的《王洛宾同志生平》。样稿送到病房，让我们做儿子的传阅，我们认可后便可以提前打印。也许这是程序吧。当着父亲的面看他的悼词，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同时也从字里行间重新认识了父亲。我第一次听说父亲曾在山西参加过抗战，创作过许多抗日歌曲，第一次听说父亲曾在兰州坐过4年国民党的监狱，在狱中还为那些英勇不屈的革命志士们写过一批囚歌。第一次听说父亲1949年9月参加了解放军，担任一野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在解放军进军新疆途中，父亲与王震将军合作军歌《凯歌进新疆》。1949年，父亲担任过新疆军区政治部第一任文艺科长。就在我们大家为父亲这些迟到的荣誉感到欣慰，对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感到悲伤之时，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突然问我们：“你们在看什么呢？让我看看！”我脑子轰一下蒙了，后悔没有出去看，我妻子国英也吓了一跳，赶紧打岔：“远方朋友寄来的慰问信。”父亲一字一板地命令：“我要看看！”没办法，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违抗他，只递给父亲最后一页，而这一页上仍有“生前”之类的话和悼念的词语。

　　我的心差点儿从喉咙里蹦出来！国英忙对我使眼色，让我出去。我走到门口，只见父亲捏纸的手在抖动，他在极力控制着情绪。国英赶紧劝道：“爸爸，您先歇歇，待会儿再看吧！”说着想要抽回那张纸。父亲突然用力将那页纸抓到手里，凑到眼前，吃力地看着。

　　国英难过地走出病房，待情绪稍稳定些，我们一起折身回了病房，只见父亲双眼噙着激动的泪水说道：“他们终于承认我是新疆军区第一任文艺科长了。”然后又说：“我想睡会儿，别让人打搅我。”这份讣告对一位活着的人来说的确有点太残酷了，但它却给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父亲王洛宾还原了历史清白。

　　从那天起，父亲的精神像是好了许多。他对前来医院看望他的朋友说：“我很着急，有好多事我还要去办，广西举办的国际民歌节我要去参加，还有云南昆明的国际民歌赛，我也答应要去……六场歌剧《帕塔木汗》写了一场半，如果再给我10天，我就能完成了……”

　　从那以后，每次护士给他打针，他都要问这针多少钱，听到一针要上千元时，他坚决地说：“我不打了，太贵了，既然治不好，就应该把药留给比我更需要的人用。”1996年3月14日凌晨零时刚过，一生充满梦想和歌唱，也备受磨难与屈辱的父亲，停止了呼吸。

　　父亲曾说：“心中有架钢琴，日日夜夜演奏乐曲，手断了，心还在弹，没有人能使我离开音乐。”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带着荣辱不惊的大智慧和平静离开了我们。记者 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