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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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对中国的影响绝不是一句“唐王朝由盛转衰”所能概括的。
实际上“由盛转衰”这个概括本身也有些粗糙了。安史之乱的确大大地削弱了唐王朝，但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一蹶不振”。战乱之后，经过代宗、德宗时期的恢复，唐王朝到了九世纪初呈现了一系列“中兴”的迹象——比如宪宗时期对内镇压藩镇，重振中央权力，宣宗时期对外从吐蕃手中收复河西。所以，我们不应夸大“安史之乱”对唐朝国势的影响——它对唐王朝的打击的确是决定性的，但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仍然是一个强大且有活力的中原王朝。唐王朝的“一蹶不振”，应该从安史之乱一百多年后的黄巢起义开始计算。
不过，虽然安史之乱对于国势的影响不应被夸大，但是其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的影响却无法忽视。这一系列影响，比之单纯战争的破坏，对后世的影响更大，甚至持续了千年。
首先，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人们熟知的藩镇割据。对于藩镇割据，我们不应当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唐王朝对地方失去控制——一如东汉末年。诚然，唐王朝对于独立性最强，实力雄厚的河朔三镇无能为力，但是对于全国其它绝大多数地方的藩镇仍然长时间保持着控制权。藩镇体制可以被理解为中央在面对新形势下设计的新的制度安排，在内地通过授予地方军政长官以较高的自治权来保证地方的战斗力和忠诚，以拱卫中央。这种制度安排，到了后期，无疑是极力扩张了武人的权力——地方上的军队控制了民政财政权力之后，俨然就将藩镇当成军队的独立王国，对于中央则全无依赖，更无敬畏。这里最为明显的就是河朔三镇的“牙兵”。于是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军队的国家，武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在唐末，藩镇的军阀化越来越严重，最后形成了五代十国那种纯粹的军阀政治，下克上成为了常态。而这随后又成了下一个稳定的统一王朝——宋朝最头疼的问题，宋朝矫枉过正地选择了“守内虚外”，牺牲军队的战斗力以保证皇权和文官政府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可以说，安禄山的阴影从安史之乱到南宋，一直都笼罩在中原大地——在唐朝和五代十国，它是未解决的问题，在两宋，这是统治者最害怕出现的问题。
其次，安史之乱也带动了唐朝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就是在唐王朝在战乱后为应对财源匮乏的举措。税制、财政、中央官制的改革的影响持续到了两宋时代。
再次，安史之乱席卷了整个河北、中原和关中，这里此前是唐朝的经济中心，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而由于叛军无法攻克睢阳，江南始终握在唐王朝手里，未曾受到破坏。因此，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地理格局，衣冠南渡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在安史之乱后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两宋时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被诸多藩镇盘踞，其中像最强大的河朔三镇截留税收贡赋，中央政府很难从黄河流域获得足够的财源，而江南地区则较为牢固地掌握在唐朝皇室手中，南方的税收从此开始，通过大运河流入关中的京畿，由此则开了中国东南税赋供养北方的政治中心的先河，这样一种模式从唐朝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最后，安史之乱中断了中原王朝在中亚的存在。从张骞凿空西域到安史之乱，中原王朝在中亚地区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六七百年的存在，期间虽有中断，但是中断时间不长，像曹魏、北魏这样的未能统一中国的政权也能或多或少地经略西域，到了唐朝，中原王朝对于中亚的控制达到了巅峰。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西域军队大量撤回中原协助平叛，吐蕃切断了河西走廊，并且在最终蚕食了唐朝在西域的全部领土。从这以后，虽然唐朝晚期又收回了河西走廊，但是玉门关之外却一直未能被收回。再往后到了两宋，哪怕陇西河西也落入异族手中，蒙元时期虽然中原王朝领土到了巅峰，但中亚绝大部分地区却属于察合台汗国，明朝虽然把手伸到了新疆，但是也仅仅止于哈密，而且控制力薄弱，中原王朝下一次深入中亚腹地，掌控今天的新疆，就要到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之后了——那是安史之乱爆发近千年之后。在这千年时间里，整个中亚被洗牌了无数次，经历了蒙古征服、民族迁徙、伊斯兰教传播等等。当中国人在十八世纪再度进入中亚的时候，当年那个汉化的安西四镇已经彻底变成了伊斯兰教文明圈的一部分，变成了蒙古和回回人的天下。这样看来，安史之乱实际上把中原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界线向东推移了两千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