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私人记忆
每每读到《读库》上以地名为标题的若干文，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生活战斗了20多个年头的北三环中路77号，在这个以工农兵塑像为标识的大门口，一年四季365天都站满了等待上戏的北漂们，而我要说的是院里，主要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主楼。
北影主楼共三层半，一层是生产、宣发(博纳的老大于冬、中影的营销老大蒋德富童鞋就都曾生活战斗在这里)与财务，二层是厂办、保卫处(一进厂就听到保卫处出了个被外国老富婆看上出了国的小伙子、即写《忏悔无门》的李春平)、人事处和厂领导们，三层东半球是文学部和《电影创作》编辑部，西半球是导演室，剩下的半层是阁楼--北影的资料室。
86年大学一毕业，我就和同班男生赵海城一起拉着行李直接入住了主楼三层的东半球--文学部的办公室。早我们一年入住的有北大中文81级的师兄彭鸣宇、师姐方毅，复旦中文81级的程彤，还有当时已经很是著名的作家梁晓声以及《电影创作》主编、中戏戏文系77的曹鸿翔--《京都球侠》就是他的编剧。
入住第二年，北大英语系87级的孙云龙相跟着分来，住到我隔壁，S同学用电炉蒸的鸡蛋羹味道极鲜美，说得一口流利英文的S同学做过《大太监李莲英》的场记、89年坚决拒绝下乡锻炼，没过多久便移民美利坚也。
办公室往往是与一两位老编辑共用，我与肖矛(《蓝风筝》的编剧)、林锡琦同屋。当时她们30岁出头，指点江山，擅用国骂，在我这个生瓜蛋子眼里气象万千,敬畏之情如滔滔江水。
老编辑们一周仅来开一次会，因此，办公室基本是我们自己的单身宿舍。
每到周二开例会的日子，单身宿舍便会有老编辑们来串门子嘘寒问暖。
第一次见文学部的前辈作家苏叔阳与一著名中年女编剧(一眨眼工夫，我们也步入中年了)“打情骂俏”，把俺那同班男生惊得半晌合不拢嘴。
老编辑、导演们见了我们这些新人，最常问的话有二，一是：“谁家的孩子？”二是：“大学生来文学部做什么，纯属浪费生命！”
那时节电影圈无一例外青一色的子弟兵，因此，同事长幼之间不是称官职或是老师，而是称叔叔阿姨，这令我们几个毫无亲眷背景的大学生好一阵才适应。我因姓武，便被疑为《英雄儿女》的武兆堤导演的亲闺女。武导实实在在的亲儿子董刚当时也是大学毕业跟我们前后脚分进厂，大家常在一处玩儿，没多久，他便出国去也。
文学部老编辑们抓出的剧本个个声名显赫，但他们自己却一生寂寂无名。在电影行业中，剧本一剧之本的话永远挂在嘴边，但事实上，片子拍出来滥的话骂剧本，好的话，一切荣誉归导、演。所以，老编辑们都觉得我们不该干这行。
文学部出星妈星爸，陈凯歌、葛优的娘，江珊的爹，均在此供职却以子女贵。
平日里，早早晚晚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编剧作者们来宿舍谈理想人生占卜未来看手相孔雀开屏。我曾有个湖北的作者剧本总是改不出来、又自恋至极，每到夜半便从后面的仿清楼跑来找我，吓得我只好关灯闭户，嘱CT她们告诉他我外出不在也。
有阵子王朔、冯小刚等都被关在仿清楼改剧本，印象中的王朔甚是羞涩。我的作者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作者)跟他们是狐朋狗友，硬要拉我跟他们去游泳吃喝，不熟，不知跟他们说什么，未去。
记得当时住在同层的LXS在作家圈里的绰号是神父，对我等新丁格外亲切温和。在一个温暖的春夜，因着我正与他的梦中人在一个剧组拍戏，L大作家对我娓娓道来着自己对梦中人的暗恋之情，痛惜造物弄人，令他错失一段好姻缘。
晚上时有末流女演员FQZ等来找CHX老师，C老师最后娶的则是《少林寺》里的牧羊女。
进入90年代，C老师渐渐淡出北影主楼，开始为我党某神秘机构执行特殊任务，再见到他时已是出生入死、大病初愈之后，孤身一老住在京郊某别墅中，由一男一女两名服务员照顾。
和CHX过从最密的是于洋的儿子于晓洋，主楼三层的东半球常常响起于晓洋戏谑地唤人声。
晓洋与我们这干年轻人都厮混得很熟，师兄老彭、我，都给他做过剧本编辑。他的才情、抱负远大，可惜，生命燃烧得过旺，离开我们太早了。
我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开会就是和晓洋的父母于洋老师、杨静阿姨在一起，那时晓洋正筹拍他的第一部电影《翡翠麻将》，一路上两位老人对儿子关爱有加、长途电话个不停，现如今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不忍看他们一夜之间苍老痛楚的模样!
那时北影厂的大门可比现在难进，出入都要给门卫出示工作证。C大导演、L大作家都曾因拒绝出示证件而与警卫发生激烈冲突，直打到惊动主楼保卫处。
一进北影厂的院门，右手边就是一个公告栏，年年岁岁，贴的就是对全厂职工来说最重要的两类事情，一是厂里每一位员工的离世，二是厂里每一部影片的获奖。初到北影，那个公告栏是我认知北影的一个窗口，进进出出，都会习惯性地往那里望上一眼。看着大师明星们的来去匆匆，你会很自然地把一切都看淡掉，用现在的话讲，神马都是浮云。
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到许许多多银幕上的熟面孔，从王人美到刘晓庆、陈红、赵薇。
M明星入主B家之前，一直进出这里，为能自导自演一部自编的剧本《MLDHD》而奋斗、屡屡受挫。
最极端的一次是在热气腾腾浴室中与CM共用一个蓬头，忽然发现她脚下不断积蓄着一汪红，心想她怎么可以倒霉了还来这里呢，真是的。
某夜，厂区摄影棚烈火熊熊，这可是亚洲最大的摄影棚着火啊，俺们一帮大学生起身去瞧热闹，还惦着给哪个报社发消息混稿费。
北影厂久未分房，故，我们这帮大学毕业生便长年以办公室为家，男女如厕仅有一板隔，吃饭洗澡都在厂区食堂与澡堂。每个人都有个电炉子，谁炖了肉，自然是大家共享。
师兄老彭处常有散落于电影学院、新闻厂、八一厂、影协等各路师兄师弟们啸聚，喝高了就会在楼道里喊俺们去凑热闹，单身男们常心怀鬼胎地忽悠俺们相跟着喝酒抽烟，然后一个比一个声高地畅叙革命友情。自己对这种夜夜烟酒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喜欢不起来，所以毕业第二年就把自己嫁掉，被同事们好一通笑话。
北影工会每周都有舞会，小年轻们无事自然要去蹦蹦。SJQ同学个头不高，但跳舞的劲头却不小，如今，该同学已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录音大师，每每提到这段，还是很陶醉的模样。
工会礼堂常放新片，员工及家属均可进入。
放片的间中，不断会有人高喊某人的名字，如：摄影车间的***快出来!有时喊了三遍还没人答应，便有人开始起哄了。有次我趁剪片子的间歇去看《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导演有段胶片找不到，跑来礼堂找我，掀开门帘正欲对着黑漆漆的一片喊我的名字，猛见银幕上正演着毛主席跟他的儿子话家常，吓得导演赶紧噤了声，直等到片子放完才叫我。
记得挤得最水泄不通的一场新片是程小东的《海市蜃楼》，足见热闹的打戏在电影制片厂专业观众中的威望与基础。
记得一次我跟田壮壮交流看碟体会，盛赞意大利电影《木鞋树》，壮壮讲，他和文学部的资料员鄂国均曾费劲巴拉地寻来《木鞋树》的拷贝在礼堂给大家放，没放一会儿，便开始噼里叭啦地退场，到后来，只剩下他和鄂国均俩大眼瞪小眼。
一年四季会有许多次回顾展、过路片，至今仍能牢记的，是每日骑着单车从北影到八一厂看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多少周年为名的日本电影展映，一天连轴放映，小津安二郎的当家女主角原节子的笑脸和《秋刀鱼的滋味》、《缅甸的竖琴》最是难忘，而跟着蹭看的王川同学则完全彻底地被黑泽明的《七武士》征服了。再就是某次在小西天看日本影展，许多片中，唯记住了一部《萌动的朱雀》，绿的山、幽长的隧道，不断有观众退场，而我、王川、姚非拉同学则感动莫名。
最难忘的是伯格曼回顾展，差不多每一部片都痴痴地喜欢，以至于后来逢碟必收藏。
阁楼上的资料室是我们这帮人常泡的地方。里面除了有与电影、文学有关的期刊杂志外，还有杂七杂八许多供电影导、摄、美各部门参考的书籍图册。
我除了读小说和电影杂志外，还在这里有两大收获。
一是淘到一本早已泛黄的老书，是一个名叫阿马利多.维斯帕的意大利人写的，他是个多重间谍，曾在满洲里给日本人当过间谍，后来被日本人追杀，带着全家人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后，写了这本书。80年代末，我头一次读到完全不一样的日据时期故事，新鲜有趣、真实可感，我相信会有和我一样的人对它感兴趣，于是把它编辑整理成了一本小册子《在地狱中游荡》，95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
第二大收获就是培养起我的家居DIY兴趣。
资料室订有大批日本时尚杂志－－应该算是给厂里的服装和道具部门准备的吧，里面的服饰用品在当时的国内完全看不到，一开始只是图新鲜翻翻，后来就忍不住要自己动手尝试尝试了。结果一发不可收，家里两个人穿的用的从棉拖鞋、拼花背包到浴袍、正装、风衣、外套，全都自力更生了，不但省了大量血拼开销，穿出去件件还都是仿进口的绝版时装，后来拍戏的时候常被服装借去给演员撑门面。
记得89年下放到嵩城扫电影院的时候，我还背了几册时装杂志去，闲着没事裁裁剪剪，又借当地人家的缝纫机踩来踩去，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和王川同学各带回一件可拆洗的棉大衣。后来，王川同学就穿着这件酷似伦敦雾的产品熬过在首钢下放的严冬，我则穿着它跟着剧组到零下40来度的东北拍电视剧。
现在资料室早已灰飞烟灭，不知那些资料如今躺在哪里。
某个星期天的早晨，尚在梦中的一众被一位中年妇女凄厉的喊叫及疯狂的捶门声惊醒，原来是住在同层的一位仁兄与女朋友双宿办公室，被女友的母亲打上门来了。在里面的哪敢出声，结果这位气极败坏的阿姨就借来凳子，踩在上面透过办公室门上的玻璃窗冲里面张望怒吼不停。这位仁兄终未开门，最后娶的，也不是这位女朋友。该同学如今已身居显位，谈吐沉稳。
现如今，单身男们基本都娶妻生子道貌岸然不是老师就是老总，嘿嘿，遥想他们拖着鼻涕的青葱模样，是何等有趣的一件事。
在北影老人们的话语里，总是传诵着两个名字：汪洋、崔嵬。一个是地地道道的电影制片家，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导演。
我和程彤被这些传说所诱惑，曾想写一个不一样的崔嵬，为此，走访了差不多所有与崔嵬有过交道的老人们：陈怀皑、于洋、安琪……因着这样那样的原因，很难从这些历经文革磨砺的老家伙嘴里挖出更真实的东西来，后来因为89年的64，这事儿就这么被岔开了。
64的时候我已经和王川同学成婚三载、借住到他的亲戚家去了(巧的是竟然和曹鸿翔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但时常回来，得知同事们热血上街(俺跟王川则是每日遛跶到人大东院听广播、坐在复兴门桥隔离蹾儿上看风景--来来往往的各单位游行队伍中常有熟人，彼此大打招呼、狂欢不已)，然后，风声紧了，曾经最为激进的童鞋不再出街、成天和女朋友一起组织一帮人在会议室里看A片录像。
然后我们所有大学毕业生就被下放到河北乡下去扫电影院了。
坐着长途汽车来到灰蒙蒙的嵩城电影院，影院经理用乡音对我们教育道：“吃(发耻音)了睡(发水音)睡(水)了吃(耻)，这就是生(发省音)活(发祸音)!”
饿得两眼发绿的我们盼着赶集的日子到来，在集上买回肥肉罐头，聊以解馋……得，跑题了，打住。
北影文学部对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培养方式沿袭的是苏联模式，第一年看群众来稿，然后作为场记进剧组学习整个电影拍摄流程，然后由老编辑带着组稿，然后依照划定的区域独立组稿。
我们分配来没多久，文学部主任便由招我们进来的高振河老师换成了王陶瑞老师。
王老师的办公室与我正对门，时常不厌其烦地予我点滴教诲，当时年轻无知的我心下里时常抱怨他的罗嗦与好为人师，但现在回想起来，句句是真经，方觉师恩重如山。
闲话起来王老师得知我是半个四川人，于是将我负责组稿的区域划为云贵川和西藏，我须通览那一地区的所有报刊、一年去实地搜索一番。每次从西南出差回来，王老师都要细细问询当地作者的一切情况。
那时我自己闲来无事，除了跟组拍戏，就是成天自己试着写剧本。写了挂上个胡乱编出的名(投拍了的《夏日历险》，挂的就是婆婆的名儿)，就交到王老师手里说是自己组的稿。时常会遭到王老师的表扬，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很难投拍，于是王老师就给开600元的退稿费。80年代末600块钱很不少呢，我从未奢望过自己的剧本能够真正投拍，单只挣退稿费，就已经很知足了。
十几年后，做了策划室副主任的我见到已经退休的王老师，聊起来，白发苍苍的王老师说，当时就知道阁下那些本子是阁下自己的手笔……听得我当即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下组实习，王老师说经过深思熟虑，将我派到最安全的女导演琪琴高娃的剧组，从此，从场记到副导演、执行导演，高娃导演待我如师似母，所学于无声处，却是历久弥新、受用终身。
高娃导演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在女导演中绝少有象她这样从未国骂的。她时常唤我“小姑狼”，每出外景，必与我同屋，与我细述北影厂男女老少的恩怨情仇。
她从未当面夸过我，但从同剧组的旁人嘴里方知，她对我盛赞不已，令他人羡妒有加。
记得我那时的工作之一是找群众演员，有次实在没辙，拉了刚上中戏的江珊和王川在《人民日报》的哥们儿们捧场，走来走去了一整天，毫无怨言。事后高娃导演说，今天的群众演员素质最高。
可惜她病逝太早，至今，我还与她的天才儿子BT保持着来往，并时常在梦中见到她或是复活、或是从未离开过。
高娃导演的先生李伟导演曾导过一部电影《女活佛》，我平生唯一一次见班禅大师便是在他审查这部电影的时候。记得当时看到数位藏传佛教装束的喇嘛簇拥着班禅大师步入录剪楼，还有一位汉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相伴，整个气氛神秘庄重。
同在三层，西半球的导演室平日里几乎无人，只有导演室主任、大师水华的大弟子马秉煜长年值更。
马秉煜嗜酒如命，几乎没有一晚不泡在酒里，喝一口和十瓶的表现都一样迷离着。
人人称之为马哥们儿，我们则称他为马叔，时至今日，待我们仍如孩子一般。在我经历了丧女之痛后，有次与马叔同桌饮酒，马叔微醺中似不经意的劝慰险些把我的泪惹出来，我无语回应，只能在心里唤一声马叔！
马叔后来升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在圈中口碑极佳，直至改制、退休，马叔都一直没机会展露他创作上的才华，仅留一部《少年彭德怀》，惹得多少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替他扼腕。
马叔与夫人导演王君正是一对欢喜冤偶，年轻时打过爱过，如今老了，倒彼此相濡以沫其乐融融了。
陈怀皑不得不说。
他当时被大家敬为北影厂的地下厂长，差不多所有导演的片子，都会请他看样片、并到剪辑室对着毛片出主意。高娃导演每每拍片，亦要请老爷子来把关。老爷子三言两语指点迷津，的确就让片子上了新台阶。
在王陶瑞老师和高娃导演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直接跳出来写剧本，写的是女性题材，名叫《谁让我们是女人》，大意是女的要有女的样儿。
高娃导演决意要拍我这个剧本，拿给老爷子看。满心紧张地随高娃导演去老爷子家听意见，老爷子和病休在家的刘阿姨(陈凯歌之母、文学部老编辑)都不吝誉美之词对我这个小字辈予以夸赞，令我信心大增。具体意见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老爷子讲起前两天与一个法国女留学生聊中外女性的差异，说中国女生很少有不戴胸罩的裸胸族，而西方女性则大多天胸。另外聊起到正在国外的宝贝儿子凯歌，老父亲的脸上尽是光芒。
此后，常常会因这样那样的事由到老爷子家走动，听老爷子聊天真是享受，在不知不觉间眼界大开，受益良多。
我在主楼目睹北影厂厂长的数次更换。
胡其明（胡厂长退休后练起了气功，据说是练到了一定段位的，程彤还被热心人领着请老厂长给治过病），然后是导演宋崇，印象中宋厂长一上任就推进娱乐片生产，李少红的处女作《银蛇谋杀案》就是宋崇大力支持的结晶。
宋厂长在位没多久，就碰上89年，之后，从上海调来成志谷，成厂长除了老朋友夏刚、孟珠夫妇外，没让其他人拍片，我的《谁让我们是女人》自然未能拍成。再然后换了韩三平。韩三平上任做厂长后，北影厂一年年演绎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最后彻底被融入中影集团，诺大一个电影厂，就此消失掉，然而我们都还是习惯说，我是北影的。
文学部从韩三平上任后改革成了策划室，江珊的父亲JHY任策划室主任，我们这帮子已经工作近十年了的“大学生”成了编辑策划的主力军。第四代导演逐渐被雪藏，第五代成为主流、第六代被用心培养。
在这一时期，我们时常被叫到厂长办公室听韩三平畅谈宏图大略，韩厂长从无讲稿滔滔不绝，组织语言的间歇便“这个这个”，对数字的敏感准确令专事数字的财务都要叹服。
那时节，第五代、第六代、新生代的所有代表人物(除老谋子之外－－据老人们说他起家时曾受过北影的伤害、所以发誓不跟北影合作,不知真假)，差不多都出入过北影主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们这帮主楼里的兄弟姐妹默默无声地托起了这帮人的电影梦。
最夸张的一次，是韩厂长亲自带队，全体编导大腕差不多是包机奔浙江横店"扎钱"，一时间，那个灰头土脸的江南小镇子的街头游走着中国影视圈的几乎全部主创，记得我和田壮壮、张建亚一起逛当地一家盗版碟店，竟然淘到一张大师伯格曼的《处女泉》，我毫不客气地从壮壮手中抢过来，收入自己个儿怀中。
因着给当时的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改编《孤儿泪》，认识了田壮壮--当时韩三平请他做艺术顾问、所有剧本策划都经他的手。
那时和壮壮彼此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会时常到壮壮的小屋坐坐，聊共同新看的片--说到《吉普赛年代》、我们的眼睛都会发亮；又应他的命题，写各种剧本，有电视剧的，有电影的；听他讲他和知音马丁西斯科斯、侯孝贤以及德间书店在北京的大姐之间的长长短短。
壮壮那里是名人和未来名人进出的聚集地，壮壮心怀赤子之心，对自己未知的领域充满崇拜与好奇，逢到某些出语惊人的名人大师，便被忽悠得不自信，原本浑然天成的自己难免紧张走形，扼腕!
记得《英雄》热映时，我曾对壮壮坦言，第五代文化积累的缺失，导致他们很难上台阶。壮壮苦笑，不许我说他同学的坏话。
自己感觉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电影慢慢开了窍。
我一直叫壮壮领导，在我的心中，他是兄长，也是打破我对电影的敬畏之心、领我踏进电影这道门的人。
除了电影本身，我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都会找壮壮讨教。被逼着当策划室主任怎么办？被调到儿影厂做副厂长怎么办？被告知要调到电影局做处长怎么办？直至04年决定彻底逃离体制内的一切，也是第一时间告知他，两人就此在昆明作彻夜谈，从此各忙各。
2000年改制以后，北影厂作为一个实体彻底消失了，策划室的同事们全部并入中影集团策划部，我因厌倦透了命题作文主旋律、借机调至中影集团三公司(即儿童电影制片厂)开拓影视动画，由此与儿童电影的老前辈、壮壮的母亲于蓝以及第四代导演王君正、王好为等有了更深一步的交往。
我的办公室仍在北影主楼，是二层。这里的工作性质与人际关系跟北影时期完全两样，然而，我在北影不知不觉积累的一切开始开花结果，在北影润物细无声般的滋养下，我一天天地变得自信和强大，这时候，自己才深切地体味到，北影给予我的财富是多么弥足珍贵、不可复制了。
北影厂最集中的一次空前也是绝后的大聚会是北影厂50周年的晚会。记得那次晚会因为电影频道出了钱录播，所以动静闹得特别大，全厂上下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部门全体被征用做后台监督，即守着后台的几个出入口，依照节目单上安排的顺序招呼各位腕儿们轮番上场，不得有误。
主持人是苏叔阳和许晴，候场的时候，身为文学部前辈的苏大作家不断地为节目顺序中没有特意安排编剧编辑环节而忿忿不平，而许大美人不是被吉米追着补妆、就是搂着我取暖。
一开场，徐静蕾同学被安排举着一个硕大的场记板奔上场宣布开幕，记得娇小可人的老徐同学小红格纯棉衬衫、牛仔背带裤被我招呼上台前，羞得无地自容，带着哭腔直道傻死了。俺幸灾乐祸地还在编词儿安慰，只见人家小丫头已经欢蹦乱跳地奔到台前去了，演员就是不一样。
经过数次排练，晚会在国安剧院正式开练那夜，差不多北影以及与北影有过合作关系的老中青导、演都到场了，葛优、姜文、冯小刚、二王……国安剧院里里外外被闻风而来的粉丝们挤得水泄不通。星光灿烂的夜晚，在现场的那些人们，又有多少能够想到北影厂曲终人散的日子就在眼前呢。
有幸生活在一个纯真年代的尾巴，得以见证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我的命也还算是不错吧，嘿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