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硬核”革命家邹容的“政治主张”和“民族主义
在文章读书笔记：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宣传及其时代局限中，我们就谈到了早期革命党人制造社会舆论的能力。在打击“清人”的舆论阵地上，邹容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
邹容（1885—1905），我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
1903年4月返回上海后，正值“拒俄运动”发生。他两次在张园拒俄集会上发表演讲，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5月，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与此同时，《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并请章太炎作序。
《苏报》案发生后，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被囚于租界监狱。他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折磨致病。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1912年3月29日，经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追赠其为“大将军”。
坦诚地说，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偏激的。不过，考虑到历史背景、思想氛围以及年纪尚轻等多重因素，建议大家理性并辩证地看待其民族主义思想中保守元素，没必要对他有所苛求。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位“硬核”革命宣传家的“政治主张”。
1）对内：坚持革命反满
邹容认为，“革命”的本质是“反对满族贵族实行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一再重申，不能走温和的改良道路，必须走革命反满的道路。
他在《革命军》中提到：
- 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
-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
在他看来，只有革命，才能“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
2）对外：坚持革命反帝
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我国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邹容认为，帝国主义这个“外来之恶魔”“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使“皇汉民族”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的双重压迫中，造成了“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的危亡局势。
他将列强和清朝统治者统统称为“异种贱族”，号召人们一定要奋起反击。“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复我权利。”倘若不积极改变现状，“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奴隶。”
不过，在倡导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也在强调西学的必要性。他先后钻研学习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美国《独立檄文》等著作后得出结论，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政体，必将被西方的民主政体所取代。
3）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革命军》中，邹容首次明确宣称，“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他“革命”的终极目标。
他还为这个“共和国”提制定了二十五条“建国纲领”，其中包括：
- 凡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人人享有生命、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同时必须承担服兵役、纳国税和建设新国家的义务；
- 实行议会制度，各府、州、县选举议员若干，于各省中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公举暂行大总统和副总统；
- 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1912年，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有着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邹容的“建国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4）激进的政治行动
纵观邹容短暂且壮烈的一生，他的政治行动与其革命观点一样，是极其激进的。
1）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反满宣讲活动
1903年2月，他在留日学生举行的春节团拜大会上，发表了“大倡排满主义”的主题演说。“议论新颖，慷慨激昂，对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2）敢于公开同满清官员作斗争
1903年3月底，邹容与另一留日学生前往学监姚文甫的公寓，亲自动手将其发辫剪除，并将其发辫悬挂于留学生会馆的正梁，旁书：“禽兽姚文甫之辫”。这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属于极为叛逆大胆的举动。
3）积极参加拒俄爱国运动，公开反对沙俄的侵略行径
1902年4月，中俄订立《东三省交收条约》，要求侵占东北的俄军，要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全部撤走。
可到了1903年，沙俄不仅不撤军，还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同年4月，上海千余群众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人在上海的邹容，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并报名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章太炎记录到：
容始归上海，居爱国学社。值辽事起，留学日本者，组织义勇队，容闻之，愿附名。桂抚王之春欲借法兵锄内乱，上海志士谋阻之，于张园集议，容往焉，滔滔辩论，旁若无人。
4）筹组中国学生同盟会
1903年5月，邹容在上海发起筹设中国学生同盟会，准备“鏖战于中国”，争取“反满”的全面胜利。与此同时，《苏报》专门刊发《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鼓动广大爱国学子，加入到中国学生同盟会。
消息传出后，国内外学生纷纷响应要求加入，引发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度恐慌。
5）主动投入清政府监牢
1903年5月，邹容所著长达2万余言的《革命军》在章太炎、柳亚子等人的支持下顺利出版，章太炎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陷入慌乱的清朝统治者一致认为，《革命军》在“劝天下人造反”，“非拿办不可”。他们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查封了租界内的《苏报》，这便是“苏报案”发生的契机。
“闰五月初六日（6月30日），中外反革命勾结，制造‘苏报案’，章氏（即章太炎）被捕。”次日，邹容激于义愤，不愿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愤然到巡捕房投案。
邹容的“自首”，即体现了对朋友之谊的珍惜与忠诚，更彰显其政治行为的激进性。为了“反满事业”，他不怕坐牢，更不畏牺牲。他在狱中写道：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5）偏激的“民族主义”观
由于受陷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邹容一直未能很好地处理“满清朝统治者”和“满族普通同胞”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呈现出了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色彩。
在《革命军》中，他错误地将满族称为“贱族”、“异种”。类似于“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描写多次出现，在其设计的“二十五条政纲”中，也加入了“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一条。
对于“清人”，他鄙夷地评价道：
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
对于满族的衣着打扮和生活习俗，他同样持鄙视立场：
- 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
- 吾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恻痛于心；
- 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
- 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 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
种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是邹容民族主义思想的致命缺陷。实际上，别说是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邹容，就连比他大十六岁的“忘年交”章太炎，早期也是“如假包换”的“大汉族主义”学者。
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认为“汉人”是古巴比伦人后裔：
-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
- “神农”被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贡一世；
- 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Nakhunte（尼科黄特）。
- 尼科黄特（黄帝）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
客观地说，“种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产物”，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伴随着清帝逊位，“驱除鞑虏”的宣传口号，被“五族共和”所迅速取代。但无论是“驱除鞑虏”还是“五族共和”，对于中国的革命来说，还是比较单薄的。
以邹容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宣传家们：
尽管有强烈的反清意识，但不知道从哪里寻找革命有生力量；即提不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纲领，对帝国主义也缺乏深度认识，甚至认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是野蛮革命，更没有触及到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制度。
尽管清朝被推翻了，但辛亥革命很难用“胜利”来形容、再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有坚持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