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日本妻子哀求他还俗，原配却拒绝劝他回家

1918年的春节，对李叔同的家人来说不同寻常。万家灯火团圆日，李叔同竟然跑到杭州虎跑寺和僧人一起渡过。到了农历七月十三日，在定慧寺，39岁的李叔同正式出家了，法号弘一。消息传来，社会震惊。外人看待李叔同入佛门，大多是痛惜之情，一代才子遁入空门，从此世间少了一个才子，佛家多了一个弟子。但对于李叔同的家人来说，这是至悲之痛，他们是怎么消化掉这种痛苦的呢？

未出家前的李叔同有南北两个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在上海的家里，李叔同和日本妻子诚子生活了8年；在天津的老宅里，是原配俞氏，自1897年俩人成婚，夫妻名分维持了21年。诚子和俞氏一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却深爱着同一个男人。
李叔同的出家，让诚子痛不欲生。那天接到李叔同托人带给她的信，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
包括此前在日本同居的4年，他们12年的感情已经非常深厚了，用琴瑟相谐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再者，他们是相互吸引才走到一起的，并不存在包办的情况。这样深的感情，有什么事情是需要通过写信来交流的？面对面谈话不好吗？
诚子怀着疑虑的心情打开信件。读完信，她如五雷轰顶。李叔同在信里说，自己已经出家，并告诉她：
“做出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意。为了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你，放下在世间积累的名声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丈夫出家前，经常按照日本杂志介绍的“断食”方法修行，诚子并未在意。即使出家，对诚子来说，也不是多大的事，因为在日本，和尚是可以有家室的。如今丈夫要抛家弃妻，诚子才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
对诚子来说，过去的一切并不是过眼云烟，她是无论如何放不下的。和李叔同邂逅那年，她还是青春可人的19岁少女。那是1905年的秋天，东京的秋色正美。她从窗前经过，突然身后有人唤她。诚子回过头，是一个中国男人。他操着夹生的日语和她交流。经过几次沟通，诚子了解到这个26岁的中国男子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现在租住在她家。李叔同请她做自己绘画的模特儿，诚子犹豫了几日，答应了他。她走进李叔同的画室，开始做他的裸体模特。她对自己也很吃惊，为何会答应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男子。李叔同为她画下许多画，只有一张《出浴》流传了下来。

随着交往的频繁，诚子的内心被拨动。原来李叔同不仅是画家，还是音乐家，话剧演员。诚子对这个多才多艺的男人动心了。而李叔同也喜欢这个活泼开朗的日本姑娘，俩人不管不顾地同居了。李叔同和日本文艺界人士川上音二郎，藻泽栈二朗以及和艺伎贞奴之间的交流互动，诚子都是最好的陪伴者。和李叔同在一起的日子越久，诚子在这段感情里陷得越深。
1910年3月，李叔同要回国了。诚子知道这个男人在中国有家室，但她还是选择了生死相随。回国后的李叔同有了两个家：诚子在上海，原配俞氏在天津。初回国，李叔同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执教以及创办报刊。到了周末，就回上海和诚子一起渡过。不久后到了浙江任教，离上海更近了些。诚子很高兴，虽然只有周末在一起，但她已经很满足了。
对天津的俞氏来说，丈夫是越来越远。不过对她来说，即使近在咫尺，一个人的心如果不在，那么守着一个空壳躯体也是无用的。
俞氏和李叔同的日本妻子不同。她出身大家，父亲是茶商，从小受传统教育。李家是盐商，从门第上来看，两家门当户对。俞氏未出嫁前，对这桩婚姻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但嫁入李家之后，冰雪聪明的俞氏渐渐明白，自己并不是丈夫期望的“佳偶”。她的丈夫李叔同，自小被誉为“神童”：8岁熟读四书五经，15岁作诗写词。他期待的是陆游和唐婉式的“才子佳人”型夫妻关系。但俞氏做不到。她的教育里只有“三从四德”，没有“琴棋书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下，她成了一个不苟言笑，含蓄内敛的女人。这是父母长辈眼中的“美德”，却是丈夫眼中的“原罪”。
在李家的时间越久，俞氏知晓的越多。知道丈夫婚前喜欢过烟花女子杨翠喜；知道他恋过沪上名妓李苹香。丈夫喜欢的女子无一不是性格活泼，能说会唱的类型。但对俞氏来说，让她突然改变性格，变得活泼爱说笑，她做不到。

杨翠喜
做丈夫“知己”的幸福，是属于诚子的；而做妻子的责任，她很好地完成了。俞氏为丈夫生下三个儿子，老大夭折了，老二李准和老三李端长大成人。虽然不得丈夫宠爱，但在婆婆眼里，她实在是个好媳妇。
但她真的不懂丈夫的内心世界吗？她没有资格做丈夫的知己吗？答案恰恰相反，俞氏才是最懂丈夫的那个女人。
1897年，李家为她和李叔同举行了婚礼。丈夫和他在一起时，平淡含蓄。大多数时间里，他和公子少爷们喝花酒，听小曲。在外人眼里，李家公子除了才华出众，和其他酒囊饭袋没什么不同。但俞氏知道，丈夫放荡不羁行为的背后，有一颗救国救民的心。丈夫厌恶旧制度，向往未来，希望这个社会能改变。他甚至刻了“南海康梁是吴师”的印章，表示支持变法派的决心。
他们成亲的第二年，变法失败了。这件事在李家引起了震动。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变法派人人喊打，俞氏很为丈夫担心：因为李叔同支持变法派，在天津人尽皆知。俞氏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外界都在哄传李叔同是康梁的同党。为了避开这个是非之地，丈夫带着她和婆婆王凤玲离开天津到上海居住。
在上海居住期间，李叔同忍不住对烟柳知己杨翠喜的思念，又回了一趟天津去找她，但她已经嫁给北京的王爷做妾。李家少爷的一份真情，杨翠喜是辜负了。李叔同的社会理想之一就是期待社会变革，解救像杨翠喜这样的女子。但杨姑娘怎么会懂得李叔同这样的宏大理想呢？他们之间“懂得彼此”建立在肤浅的物质之上，当有人给她更好的物质条件时，她怎么还会等李家公子？
在上海，俞氏照顾孩子，伺候婆婆。至于丈夫做的事，超出了她的认知。她只知道丈夫做的事是改变一个时代的事，是开天辟地的事：
叔同和画家任伯年设立了“上海书画工会”，办了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第一份书画报；他最早翻译了法学著作《国际私法》和《法学门径书》；还创办了新学组织“沪学会”，开补习班，搞演讲，宣传婚姻自主的思想......
外人只看到激情飞扬的贵公子李叔同，但俞氏看到的是，维新革命理想破灭后的丈夫，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试图改变这个世界：在丈夫的这个理想世界里，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只有自由婚姻，没有父母之命。俞氏联想到自己的不幸，深深懂得丈夫多才多艺的表象之下，藏着的那颗拳拳之心。不过仅仅懂得又能怎样呢？她不能诗不会画，不懂外语不懂钢琴。丈夫经常穿着时髦的衣服和朋友出去，她只能在家照顾婆婆和孩子。

1905年，丈夫去日本留学了。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3月，婆婆王凤玲去世。婆婆是妾室，在上海去世。按照旧规矩，死后是不能进入天津李家的大门的。
她的婆婆，20岁的时候嫁给了68岁的李世珍做妾室。叔同5岁那年，李世珍去世了。作为偏房的叔同母子，过着怎样看人眼色的日子，俞氏猜也能猜到。她也是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怎会不知道一个女人在这样的家庭里所受的折磨？
李家不让王氏的灵柩进正门，李叔同为母亲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葬礼。他抛弃了所有旧规矩：不磕头，不披麻戴孝，不请和尚念经超度，孝子贤孙不用嚎啕大哭；叔同请参加葬礼的人穿着黑衣，平静地和亡灵告别。
在婆婆的葬礼上，俞氏看着丈夫平静地弹了一首钢琴曲《梦》和自己的母亲告别。李叔同曾说过：我母亲的这一生是很苦的。这种苦，只有同为女人的俞氏才明白。表面上看，丈夫为婆婆操办的新式葬礼是他新式思想的表露，其实只有俞氏才懂得，那只是丈夫对现实的妥协，是对现实深深的无力感。
做为儿子，李叔同不会不明白，母亲这样的旧式女人，一生中最看重的是旧规矩和旧习俗。但她一生的幸福，都被旧规矩葬送了，连死后还要受旧规矩的迫害……做儿子的不能改变旧规矩，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了。
婆婆葬礼后，丈夫东渡日本。俞氏看着愈行愈远的轮渡，懂得丈夫的选择和心里的悲苦。如果远方能让他心里的痛苦减少一分，那么她愿意为他守着家和儿子。
日本妻子诚子，她和婆婆的命运没有丝毫的交集之处，则永远不会懂得丈夫心中那份悲苦的来处。
诚子和李叔同生活了12年，她眼中的丈夫，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他热衷话剧表演，时而是《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时而是《黑奴吁天录》中的美洲绅士；他办杂志，创期刊，字画金石，音乐绘画无所不通；他无论从事什么，都能达到宗师的高度。

李叔同的书法
诚子所了解的李叔同，只是红尘俗世中的翩翩佳公子李叔同。而他内心的悲苦，诚子怎会懂得？
叔同出家后，诚子不死心，找到叔同的好友杨白民，求他带自己去见丈夫一面。在西湖边的素食店里，从始至终，李叔同不发一言，不抬头看他们任何人一眼。到了分别的时候，诚子看着李叔同上了船，不回一头。她终于大哭起来，泪水如珠子一般泄下来。西湖的烟雨景色，在诚子的眼中，变得无比凄凉冰冷。丈夫那样的决绝，完全不是她认识的那个多情公子。
杨白民给了诚子李叔同的一缕胡须，说是丈夫出家前留给她的。杨白民还告诉他，李叔同托他送她回日本。诚子在中国无亲无故，如今不回日本，还能去哪？当初她选择生死相随，可如今丈夫根本不给她生死相随的机会。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传回天津的家里，已经是剃度一个月以后了。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接到弟弟的信，告诉俞氏：“叔同出家了”。
俞氏先是震惊，继而开始哭泣。她为自己的命运哭泣。丈夫出家，和死了有什么区别？自此以后，无依无靠，拖着两个儿子在李家屋檐下生活，这和婆婆当初的命运有什么不同？对未来的恐惧深深地攫住了她的心。
更难堪的还在后面。李家津门大户，她作为正室夫人，不受丈夫待见已经遭尽世人白眼，这些都忍了。如今消息散布开来，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李家三公子出家的消息。他抛弃红尘，而红尘中的恶却要她和儿子们来承受。走到哪里，俞氏都被人指指点点：“和尚的老婆”；李准和李端则被讥笑为“和尚的儿子”。李文熙长吁短叹，愁苦不已。他是李家的家长，不能坐视不管。李文熙来找弟妹，告诉她：“你带着儿子，去找他还俗。”
俞氏何尝不想去找丈夫还俗？她想去，但内心一个声音告诉她：“不要去”。
21年的夫妻，俞氏比任何人都了解李叔同。他本是她的丈夫，但却从来没有属于过她。他属于那个日本女人吗？她曾经以为是，但现在看来，那个日本女人诚子，也是梦一场，终成空。
他终究不属于红尘中人，这是俞氏这么多年的领悟。
他在李家这么多年，无数次听婆婆讲过李叔同小时候的故事。王氏分娩那日，有喜鹊飞来，口衔松枝。李家人欣喜不已，觉得这个新生子得到佛的赐福，与佛法有缘。李世珍和大房太太郭氏笃信佛教，叔同从小听惯了父母诵经的声音。父亲去世，葬礼上和尚法师为亡父念经超度，5岁的叔同竟然能和和尚们一起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那个时候，佛法的种子已经在李叔同心中种下了。
岁月沧桑，人世变幻。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浪潮中，李家也破产了。那时李叔同还在日本。俞氏和婆婆只能靠着变卖家产过日子。丈夫回来，不得不在天津上海和杭州几所学校任教，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俞氏也跟着吃了不少苦。李叔同的薪水分成四份：一份给俞氏，一份给诚子，一份自己用，一份用来资助自己的学生刘质平等。
富贵如过眼云烟。转瞬间，贵公子也不得不为一日三餐奔波操劳。但这一点，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俞氏读过丈夫十五岁时写的诗：“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那时的他，就能洞穿多年后的命运，俞氏不得不为丈夫感叹。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岂止是富贵，情情爱爱难道不是这样吗？

年轻时的李叔同
当李文熙再来问她，有没有打定主意去找丈夫还俗时，俞氏只是轻轻地回了一句：
“你不用管了”。
她至死也没有去找过丈夫还俗。剩下的日子里，俞氏学刺绣，守着两个儿子和佣人王妈过日子。4年后，在天津因病过世。
弘一法师在接到哥哥告知俞氏死讯的书信后，本打算去见最后一面，却因故未能成行。多年后，弘一法师对前来看望他的侄子说道：“出家前没有和她商量，实在是对不起她。”
对俞氏来说，这都不重要了。她最懂他，所以她拒绝前去劝他还俗。李叔同参透的人生，她也早已参透。

叔同的好友姜丹书曾就出家一事和李叔同有过过话：
“何所为？”
“无所为。”
“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质疑他如何能狠心抛家弃子，弘一法师回答：如果暴病而亡，不想抛弃又能怎么样呢？
在俞氏的心里，也许早就当他暴病而亡了。她对李叔同哥哥那一句：“你别管了”，也是对自己的规劝。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在佛学造诣上，弘一法师终修正果，普渡众生，被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临终前几日，写下了在人世间最后的遗言：悲欣交集。
后世之人把尊重给了弘一法师，把同情给了红尘中的一个普通女人俞氏。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放手。
这一世，是孽缘。有来生，不要再相见。

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