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为西藏和平解放运送物资

题外话：

我写的《红色华润》一书于2010年出版，记得2011年元旦，我在北京家里休息，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美花的丈夫，搞军史研究的。你送给她的《红色华润》我读了，太感谢你了，你帮助我们解开了军史研究中的一个谜，那就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是谁为百万大军提供了后勤保障，原来是你们华润啊！”他接着说：“西藏解放前，中央说，军队不许与当地百姓争粮食。可是，军队的粮食从哪里来的，一直没人说得清。”那天，听了他的话，我特别兴奋。感谢华润领导让我书写华润史；感谢华润前辈谱写了如此辉煌的历史。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华润公司为西藏运送物资的故事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1949年底，中共中央在考虑西藏和平解放的大政方针时，除政治、军事、民族政策等重大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百万大军的粮食供应？如何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央把“为西藏运送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任务交给了华润。

华润地处香港，党中央为何选择了华润？华润是怎样把物资从大陆运到西藏的？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详情，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些背景资料。

华润公司1938年夏季在香港诞生。1938年初，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背景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谈，希望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又经蒋介石同意，香港八办得以建立。

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我党的抗日决心，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抗日。从1938年初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募捐活动，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募捐活动波及世界各地。

为了妥善保管和运送那些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带有商业性质的公司，叫“联和行”，负责人叫杨琳。联和行就是华润的前身。

杨琳原名秦邦礼（又名杨廉安），是博古（秦邦宪）的弟弟，出生于1908年，比博古小一岁。在抗日烽火中，联和行把八路军办事处募集的资金和物资，以及自己采购的战略物资，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支援我国抗日的医生、司机、护士等专业人士，全部安全地运抵延安。

日军占领广州后，联和行运送物资的路线从广东转到广西，再后来，又通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开辟“滇越公路”。史料记载，1939年5月，联和行一次运到越南、再转运到延安的物资包括：车辆10台；医疗器械、无线电设备、衣物被服等50卡车；另外还有司机、护士20人。

在抗战期间，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杨琳领导的“联和行”共同承担了在海外宣传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输送技术人员等使命，为我党我军提供进口医药和医疗设备、采购无线电器材、兑换外汇等后勤保障。

1946年8月，在国共和谈即将破裂的前夕，周恩来致电香港的杨琳，速到上海接受任务。在周公馆，周恩来交给杨琳三大任务：1、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2、完成财政任务；3、培养对外贸易干部。杨琳回到香港后，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开始了香港与大陆、香港与海外的贸易活动。

1947年初，通过驻朝鲜的苏联大使馆，华润租了两艘3000吨的苏联轮船，开始了东北与香港之间的海上贸易。当时东北解放区有200万吨大豆可供出口。

1947年秋季，第一船3000吨货物运抵香港，联和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得以迅速发展。1947年圣诞节至1948年元旦，杨琳等华润老前辈为联和公司起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华润”。“华”意为中华，“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

1948年夏季，华润开始购买自己的轮船，组建华润所属的航运公司，起名“华夏企业有限公司”，到1949年建国前，华夏已拥有10艘轮船，包括4艘万吨轮，那可是万吨轮啊。那些轮船大多挂巴拿马和挪威国旗。

那时的华润承担着两项重要使命：其一，用贸易支援前线，保证前线将士的需要，如通讯器材、医药和进口棉花（做军装）等；同时为解放区恢复生活和生产提供物资供应。其二，统战工作，为流亡香港和海外的民主党派、文化名人提供安全和生活保障，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

华润的轮船在海上昼夜穿梭，无数风险，许多牺牲，华夏公司的老船员说：“我们在海上开展游击战。”至抗美援朝结束，华夏有十余名船员被捕、牺牲。

辽沈战役前，华润把一船船物资运到朝鲜的罗津港，运到大连，包括药品、棉花、布匹，保证了前线将士有棉衣；淮海战役时，华润的轮船就到了青岛和烟台；平津战役刚结束，华润的轮船就把五万吨粮食、还有铁、煤、印钞纸等生活和生产物资运到了天津港；上海解放初期急需粮食，上海又是纺织工业基地，恢复生产需要棉花和煤，华润即刻把“两白一黑”运到了上海。广东解放，叶剑英把杨琳请到广州，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广州供水系统被打烂，是华润进口自来水管，保证了人民用水；解放军一到海南岛，华润的轮船就把5万吨大米运到了海南。

华润的轮船随着解放战役的发展从北向南延伸。过去我们只知道：老百姓推着独轮车支援前线，我们都记得这样的话：“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支援前线的行列里，还有华润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华润公司用自己的轮船追随解放军的脚步，更为重要的是，华润不仅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保障，同时还为解放区的人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保障。

独轮车上的许多物资是华润运回去的。

华润是中央派往香港的一批商人，一批战士，他们的任务就是贸易支前。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当我们的解放军要解放西藏的时候，华润的轮船也要开到西藏附近去。

西藏解放前夕，我国东、中部地区与西藏的交通几乎瘫痪，连马帮都消失了，内陆运输已不可能。一则因为国民党军队轰炸破坏，二则因为西部土匪太多。

怎么办？

华润在地图上寻找可以利用的港口。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乃堆拉山口，山口一带马帮的历史，离西藏最近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结交的华侨，等等。

华润董事长杨琳和总经理张显惠（李应吉）决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华润的分公司，把支援西藏的物资海运到那里，再转运到西藏。

1950年初，华润公司派麦文澜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开辟对西藏的贸易业务。3月，麦文澜回到上海，把12岁的女儿交给老战友缪蔚君，寄养在他的家里。

做贸易需要有公司，此前华润虽然在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开办了分公司，可是，在靠近西藏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没有公司。华润决定并购一家。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一项公司间的股份转让工作开始实施。

在华润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份合同文本，签约时间是1950年4月17日。

甲方：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公司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因集中全力经营国内贸易，决定将所属国外贸易部分即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全部转让，并由全权代表人潘陶齐、周书元与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代表杨廉安（注：即杨琳）、麦文澜议定转让办法如次：（略）

公司改组：（略）

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及其印度分公司所有牌名商誉登记执照等全部转让与乙方。

股权转让后，宝元通公司成为华润的子公司，新股东包括：杨廉安、张显惠、麦文澜、巢克林、黄美娴、毛纹、刘锡恩、吕虞堂、柳立坚，此外还有6个小股东。

有了公司，麦文澜和妻子柳立坚带着小儿子飞往印度。先行到达的薛启培和妻子周栩在加尔各答，他们在做各种筹备工作。麦文澜到印度后，任宝元通公司总经理。为了扩大贸易渠道，麦文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办了三个点：

印度加尔各答宝元通公司，麦文澜坐镇；

印度孟买宝元通公司，杨璐良负责；

巴基斯坦卡拉奇（喀拉蚩）宝元通公司，江国恩负责；

这三个公司合称“印巴三处”，都是港口城市，便于轮船运输。一切准备就绪，公司可以开展经营活动了。

就在这个时候，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随后中国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开放。日喀则地区的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加尔各答不到600公里，距拉萨不到500公里。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为战乱停顿的中印边贸，在华润宝元通的带领下，再度繁荣。

宝元通最初的任务是给西藏运送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药品，布匹等，这类物资都是紧缺物资，需要量也最大，华润的轮船或在国内装货，或从很多国家进口，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一船又一船，不计其数。宝元通一方面接收华润轮船从国内运来的物资，一方面也就地采购，然后运到我国西藏的边境线附近，开始主要是运到日喀则，解放军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派人接应，再用毛驴驮着分别运到西藏各地区。东北的大米、南方的茶叶很快就在拉萨市场上畅销起来。

除食品、药品、布匹外，华润的轮船还运去了大量家具和办公用品，如帐篷、桌子、椅子等，也是一船又一船。

西藏解放后不久就开始了修路的历史，为了保证西藏修路所需物资，华润宝元通长年累月采购制作炸药的原料和修路工具，比如镐头、麻袋、推土机，还有胡椒（据说胡椒是做炸药的原料）。

还有一类物资就是大量的矿灯和钻头。这类物资用来修路、开隧道，开矿。

宝元通公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迅速，其正式员工很快就发展到50余人（不包括工人和临时雇用的装卸工），许多人是当地华侨。印、巴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团结，捐款捐物、派青年人回国参战，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

在给西藏运送货物的同时，宝元通开始代理西藏地区的出口业务。西藏有很多羊毛和土特产，由于交通不便，不能进入国际市场。解放军和刚刚诞生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货源，用“马帮”把货送到边境，交给华润宝元通，换回他们需要的钱。出口量越来越大，西藏的羊毛还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转口到英国和欧洲。

宝元通热情收购藏族同胞的货物，也鼓励印度商人收购，两国间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毛驴、骡子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

就这样，在西藏解放初期，华润宝元通公司在帮助西藏人民渡过生活和生产难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半年后，1950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记载：《我大军进兵西藏 解放军纪律严明 沿途藏胞狂欢欢迎 驻守宁静藏军光荣起义》。

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写到：要“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西藏和巴基斯坦是中国通往世界的西大门，香港是南大门。这两个大门，华润公司都是友好使者，代表的是我党领导的公司，不是私人企业。

1952年，曾在华润工作过的邱文敏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务处工作，华润所属的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也被派到印度使馆。这样，在宝元通华润人，在印、巴大使馆工作的华润人，他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合作，为扩大边境贸易，为繁荣西藏地区的经济，为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忘我工作。

在华润档案馆1952年10月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印度、巴基斯坦之宝元通公司，受香港华润公司领导，并受当地大使馆的双重领导，办理西藏地方委托的进出口业务。”

“卡拉蚩宝元通过去两年来，在购买棉花、租船及目前的售煤等工作中，已经与棉商、船商及政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去年年底我方已派有能力的青年团员周允中前往。”

从中不难看出宝元通当时的地位和工作内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华润所属的“印巴三处”除继续开展西藏工作外，又增加了新的任务：首先是采购棉花，我国的棉花不能自给自足，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穿衣问题，进口棉花是华润宝元通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是售煤，把我国的煤炭运到巴基斯坦出售，满足当地急需也换取外汇。

1951年，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在美蒋海上封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华润宝元通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七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售煤四万六千吨。

麦文澜在宝元通工作了三年，带领华润宝元通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三大任务：支援西藏和平解放并开展中印边贸；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开展进出口。

1953年，麦文澜调回外贸部，1961年再次到香港华润任职。

宝元通“印巴三处”继续存在，据材料记载，1957年，在乃堆拉山口经商的商人已超过700人，每天运输用的骡子超过1000头。后期，从西藏运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羊毛、皮革、牦牛尾巴等土特产，从印度运往西藏的商品主要是粮食、衣物、肥皂、手表、汽车零件等。

1959年，外贸部再次强调：

“印度、巴基斯坦宝元通分公司，由华润公司及中国大使馆双重领导，除我部布置任务外，并办理西藏贸易任务。”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印度开始反华排华的时候，宝元通代表华润，更代表祖国，为保护华侨和安排华侨回国做了很多工作。

许多华侨在宝元通的安排下，回到香港，华润公司帮助他们在香港开办小商店，代销国货谋生，此举使香港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国货销售”的繁荣时期，一时间，国货商店鳞次栉比，国货商场外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宝元通工作人员登记表（可能不全）

梁应钊、叶锐良、伍妙芳、杨志尧、周书元、杜彩桃、梁勤、

古来文、陈火萌、周才、曾梅、李良卿、叶华凤、杨廉安（兼）、　　徐立人（兼）、张显惠（兼）、刘旺、刘春和、余朝宗、廖沛霞、

易明哲、邓明哲、杨升业、杨俊生、罗洁如、王秀芳、黄坤、

严运涛、邓永续、伍光国、林应槐、张楚音、杨玉娇、伍庄、

廖秩兴、叶均强、宗凤蝉、叶慧仪、赵崇廉、叶锐辉、孟学思、

段甲芝、麦文澜、柳立坚、杨璐良、江国恩、薛启培、周栩先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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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吴学先，北师大博士；曾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主任；香港华润集团研究部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受华润公司委托撰写《红色华润》，所执笔的电视纪录片《突破封锁线》（5集）在央视“探索与发现”栏目播出，记录了华润公司的历史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