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是如何订立的

时间：清咸丰年间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是如何签订的？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
在广东负责外交重任的是叶名琛。他这个人十分轻视外国人。而在外国人方面，他们觉得自已得到的权利还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还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还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

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其实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在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国人往来这几项，简直就是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
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国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就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
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许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
总而言之，外国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叶名琛派兵去香港船上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甫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1857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这时竟毫无力量了。英、法不但打进了广州，而且还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被押送印度，死在加尔各答。于是巡抚柏贵就出来做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而那时的民众不但不抵抗，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的库银抬上了英船。
1858年，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大沽口。大清与其交涉失败，于是英法开始进攻，最终我们迫不得已订了《天津条的》，接受了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了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想着要想法子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好了要付出大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

清廷另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1859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口，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文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口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了海军。
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愤愤不平，指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英法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1859年的冬季和1860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吃紧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且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 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国人的援助，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没有因为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因此，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了。关于大沽口的战事，清廷后来是这样向英法解释的：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 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而这种防御是为应对太平军的，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可以在北塘上岸，可以由陆路进北京啊。大清的这些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

大沽口之役以后，英、法不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了。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的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又成为咸丰十年( 1860)英法联军的起因。
1860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口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跟英法代表交涉，那些格外的要求也就都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因为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还因为他们认为桂良的全权证书不合格式，怀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
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

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这一举动又激怒了外国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去了，派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
奕䜣是咸丰的亲弟弟，这时只二十八岁。咸丰八年(1858)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人。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 他虽缺乏魄力，但好在有文祥做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秀的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本来可以做督抚的，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他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忠年谱》，就会觉得他确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䜣与文祥在咸丰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
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国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也并没丧失寸土。 咸丰八年(1858)的《天津条约》和十年( 1860)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乎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罢了。
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去留恋那已一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令人所痛心的是这种新精神不是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是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时期。
所以，一寸光阴一寸金， 个人如此，民族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