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之前（—1840年）
泛指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则琵琶是隋唐时（7—10世纪）传入的，胡琴是13世纪以前传入的，扬琴更稍晚。
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音乐传入中国，早期则赖来华传教士的功绩：
明朝：
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年）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华，宫中记载他在1600—1610年内把“西琴”（古钢琴）带来。但，是拨弦古钢琴（Harpsichord），还是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则不得而知。
与他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曾在宫中教四个小太监学琴，一个月内各会弹一首乐曲，为第一位西乐教师。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经澳门到肇庆，给肇庆天主教堂仙花寺带来了一台最早的古钢琴。
清朝：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南巡，在江苏省镇江金山的“御舰”上听法国传教士南光国（L.Pernon）等9人演奏西乐。皇帝“有意以西乐改善中国旧有音乐”。
徐日升（T.Pereira，1645—1708年）是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清廷任钦天监，兼宫廷乐师。组织西洋乐队演出、重新安装北京宣武门教堂管风琴、开展音乐教育、以中文写乐理著作《律吕簒要》，并把听到的中国曲调用古钢琴奏出。
德里格（T.Pedrini，1670—1746年）是意大利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1711年在北京清廷继任宫廷乐师。曾于1713年将手摇式小型管风琴献给宫廷。他擅长乐器演奏——羽管键琴（Clavecin）、铃鼓，略谙提琴，会作曲，现存12首巴洛克风格的为小提琴与数字低音伴奏的奏鸣曲集，每首有3到7个乐章。是目前发现的传入中国最早的欧洲音乐作品。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巴洛克到古典主义过渡期间，清朝的宫廷乐队和音乐教育。
乐队组成，照“清宫造办处”档案有：
弦乐：小拉琴10，大拉琴1，长拉琴2；
（是Violin，Cello，Bass？还是Violedegamba？deBraccio？没有结论）
（多种木管乐器）西洋箫：大小8件；
其他：铁丝琴（古钢琴？），斑竹板（木琴？）
据从乾隆6年到15年的“圣旨”记录：由“魏继进”和“鲁仲贤”二人作“艺术指导”及“技术教练”，在陆花楼或瀛台教宫中“内廷小太监”学习。并有演出服饰的制作（14套）的记录，证明小太监还有演出。
1778年（乾隆43年）宫中还演过意大利皮钦尼（N.Piccinni，1728—1800年）的喜歌剧《好姑娘（LaCecchina）》。
二、清末民初(1840—1919年)
1.教堂和教会学校
从1839年在澳门成立“马礼逊纪念学堂”开始，至世纪末（1899年）全国教会学校约有2000所，学生大约有40000人以上。相对于旧式的私塾，教会学校比较重视音乐教育和音乐活动。例如：地处徐家汇的徐汇公学创办于1850年，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洋学堂，是中国最早按西洋办学模式设立的学校之一，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可以说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有着特殊的地位。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撤到上海，法军的军乐队吸引了“徐汇公学”的青年，由传教士蓝廷玉从法国运来乐器组织上海徐家汇教堂乐队。1864年有演奏弥撒曲的记载。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中的音乐教育包括：歌咏、西方乐器演奏、组织军乐队（银乐队、铜乐队）、传授西方乐理知识等。
2.音乐沙龙
1866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夫人的沙龙，有用长笛、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表演莫扎特、贝多芬作品的记载。
1875年上海《申报》，有文献可查的公开卖票的小提琴独奏会广告：
“英女士奏技”，地点：“圆明园路西人戏院”，价格：“楼下二元、楼上一元”。
明确“对华人之好乐者”开放。
3.学堂乐歌
中国近代的新音乐以学堂乐歌为代表，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新式学校中音乐课程中大量传唱的一些日本以及欧美歌曲。由中国留学生以中文重新填词。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曾志斋、李叔同等人，学堂乐歌早期歌集（1904—1906年）主要有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曾志斋编的《教育歌唱集》，李叔同编的《国家唱歌集》，辛汉编的《唱歌教科书》等。
李叔同（1880—1942年）填词的代表作有《送别》。《送别》的作曲者原本是美国J.P.奥德威（JohnP.Ordway，1824—1880年），歌曲的原名叫《梦见家和母亲》。
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的一个冬天，大雪纷飞，当时的旧上海是一片凄凉。他的好友中有位叫许幻园的站在门外喊：“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家门也没迈进。李叔同赶忙出去，看到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他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返身回到屋内，把门一关，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斛、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截止到出家那年，李叔同共作学堂乐歌五十余首。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
号弘一法师。
图为李叔同。
4.钢琴、风琴
作为学堂乐歌最好的伴奏乐器，风琴、钢琴通过教堂和教会学校在中国传开。
随着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合法化，许多沿海城市开设了教堂，教会每到星期日都要作礼拜的仪式，对于爱凑热闹爱围观的人们而言，不仅新鲜而且神秘。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而从教堂里边传出的钢琴声音和伴唱的圣诗，则更具吸引力。这是我们本世纪最早的钢琴教育场所。一些教会学校专门开设了钢琴课，让中国学生课外选学：如上海中西女中及江浙的女校开设“钢琴”学科。钢琴老师由传教士担任。虽然这些传教士的钢琴水平并不高，多数只会弹些圣诗和浅显简易的小曲，又缺乏正确系统的弹奏方法训练，不能真正培养出钢琴人才的。不过，作为普及钢琴，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此外，沈心工（1870—1947年）把《拜耳》、《小奏鸣曲》、《哈农练指法》带到中国，流传了几十年。这是中国早期的钢琴教材。
5.管乐队和管弦乐队
1885年英人赫德（RobertHart，1835—1911年）在天津组织乐队，早期全是管乐，后来抽调其中几人学弦乐。到1907年扩编为管弦乐队（编制是双管乐队，弦乐人数是4、4、3、2、2），是中国在民间的第一支管弦乐队。
赫德1908年回国，管弦乐队解散。他的徒弟中也有学得不错的。其中穆志清（主修黑管，副修小提琴）、赵年魁（小提琴）、李殿臣（大提琴）三人后来曾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
剩下的管乐队，作为仪仗队历经清朝、袁世凯、北洋军阀、国民政府——随迁陪都（重庆），留下来后来西南大区接收所谓“老管乐”、“吹垮了四个朝代”。
清朝被推翻后，末代皇帝溥仪曾在故宫中叫太监找到赵年魁教授小提琴，每月俸银20两，并赠送一把意大利琴。学了两个月，溥仪就玩腻了。
穆志清（1889—1969年）曾任上海国际管弦乐团首席，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来相继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成都艺专、上海军乐学校、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算是中国管乐老祖宗。
图为中国管乐祖师爷穆志清。
6.弦乐的制作及教学
司徒梦岩（1888—1954年），祖籍广东开平人，中国第一位万吨巨轮设计者、第一位小提琴制造家，出生于上海，早在少年时代就喜爱音乐、粤曲。20世纪初开始跟徐家汇教堂的外国小提琴教师学习小提琴演奏。司徒梦岩18岁时由父亲供他赴美国留学。在波士顿学习两年预科，曾与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的儿子同校、同班、同桌。后来考入麻省理工学院，主修机械工程。此时父亲因天灾破产，恰巧他在波士顿的一次数学比赛中得了第一名，被当时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知道后亲自召见，并把唯一剩下的造船专业的公费留学名额给了他，于是乎他成为公费留学生。读完二年级的他，转到造船专业，又从一年级读起，所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共读了六年。
图为司徒梦岩。
但他用业余时间学习小提琴，师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教授、奥地利小提琴家格鲁恩贝格（E.Gruenberg），成为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又在世界著名的美籍波兰人、小提琴制造家戈斯（W.S.Goss）指导下，先后制造了十几把小提琴，成为中国第一位小提琴制造家。（Goss氏为当时制造小提琴第名师，曾在万国小提琴制作比赛大会得过五次第一名，其最后一次所造之小提琴，即出其高足司徒梦岩君之手。）
1914年司徒梦岩回国，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是该厂第一任华人总设计师、设计万吨巨轮中国第一人。归国时，他携回制琴材料、器具、机件有三四百种之多，业余时间制造小提琴，又兼任上海“精武体育会”（霍元甲所在地）西弦部任“梵哑铃”教授，又是“中华音乐会”的业务骨干，在外国人主办的上海市政厅音乐会独奏小提琴，引起轰动。
同时，他致力于广东音乐的研究、改革。“尝一度留音于中国留声机片公司粤曲数阕，颇为听众所争购。”（上海中华音乐会《音乐季刊》1925年第五期）广东音乐“四大天王”中的吕文成、尹自重曾跟随他学习西洋乐理和“梵哑铃”演奏。
他又协助吕文成研制高胡，并用五线谱整理广东音乐，还把许多外国名曲翻译成工尺谱，对译达上千首。1954年，在上海病逝。他的儿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在海峡两岸四个乐团的不同声部当首席提琴：司徒华城是北京中央乐团第一小提琴首席，司徒志文是北京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司徒海城是上海交响乐团第二小提琴首席，司徒兴城是台北交响乐团首席，因此称为“海峡两岸四首席”之父。
司徒梦岩、周锦文夫妇银婚纪念，全家合影于1940年。
前排左起：司徒少文、周锦文、司徒志文、司徒梦岩、司徒幼文
后排右起：司徒兴城、司徒海城、司徒金城、司徒华城
7.音乐教育
1901—919年，曾志斋夫妇等近二十人去日本留学，回国后组织以“亚雅音乐会”为名的新式音乐社团，内设“唱歌讲习会”、“军乐讲习会”、“管弦合奏科”等。也有短期班：如1907年8月在上海的“夏季音乐讲习会”，开设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
1908年曾志斋办“上海贫儿院”，持续5年。入院贫儿学生300人，边读书、边做工、边学音乐。“音乐部”由主修小提琴的高寿田当主任。现存的1911年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摄影》照片，共有40人。
前方站立者为曾志斋。
同时，19世纪末，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体制，开展现代科学教育”的潮流开始兴起。音乐作为美育的一种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如1912年叶伯和从日本回到西南的成都，在多间学校被聘为“音乐教授，开设了乐歌、乐典、理论、乐器使用法、和声学、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等课程。
三、五四运动到抗战(1919—1937年)
1.外国人来中国传授西方古典音乐
世界乐坛顶级演奏家演唱家到中国（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献艺的有：L.戈多夫斯基、A.鲁宾斯坦、C.拉赫玛尼诺夫等钢琴家，F.克赖斯勒、J.海菲兹、西盖蒂、蒂博、埃尔曼等小提琴家，男低音夏里亚平等声乐家等。
来自意大利的梅百器（MarioPacci，1878—1946年）。他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1904年他带着李斯特的耀眼光环走进上海德侨俱乐部，他在这里举行了钢琴独奏音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钢琴音乐会。1918年，他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奏，一场意外的大病把他留在了上海，从此，上海拥有了一位真正的钢琴家，而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也有了真正的指挥。这个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交响乐队因为有了梅百器的操练，在上海“兰心剧院”演出各类大型交响乐、歌剧、舞剧、室内乐以及独奏、独唱等，名声大噪，被誉为“远东第一”交响乐队。
这位李斯特的再传弟子还从事钢琴教学。他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和对坚实的指尖的训练，对中国钢琴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但教出了老一辈的中国钢琴家俞便民和张隽伟，接下来更有名气的朱工一、周广仁、傅聪都曾跟他学过琴。
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A.Foa，1900—1981年）毕业于米兰音乐院。1921年到上海，任工部局的管弦乐队首席、独奏演员和副指挥，直到1954年来香港。我们的老师辈戴粹伦、陈又新、章彦等都是他学生。
乐团吸收二战前后动荡时代的俄国、捷克、德国、波兰等各国的音乐家，他们都是“四海为家的艺人”，如大提琴家畲甫磋夫（IgorShertzoff）等，既演出又教学生（包括上海国立音专及常州少年班）。
俄国1917年后因“十月革命”，许多“白俄”来到中国。曾任西伯利亚音乐学院院长的托诺夫（R.Tonoff）到北京举行小提琴独奏会后，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在北京天津一带教了无数学生。不单专业学小提琴的找他，而且拉胡琴的也找他。著名二胡大师刘天华找他学了之后，把二胡技术提高到可以成为独奏乐器（创作“十大名曲”），著名京胡大师杨宝忠跟他学了之后用小提琴灌录过昆曲的唱片。
图为刘天华先生（右2）与其活跃在京津的著名白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教授（左2）的合影。
查哈罗夫（B.Zakharoff，?—1944年），被称作中国第一代钢琴家的宗师，他因婚变而来上海。经他教出的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可以列出李献敏、丁善德、吴乐懿，还有能背出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的杰出的李翠贞。中国的钢琴教学因此有了质的飞跃，与当时的世界水平基本拉齐。丁善德在上海新亚大酒店举行了钢琴独奏音乐会，他荣幸地成为中国钢琴史上第一个举办钢琴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3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百年钢琴的第一次辉煌。
1934年，俄国音乐家齐尔品（A.Tcherepnin，1899—1977年），在上海首设作曲比赛，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江定仙《摇篮曲》、贺绿汀《牧童短笛》等成为中国钢琴创作民族化的第一个里程碑。
俄国歌唱家苏石林（V.G.Shushlin,1896—1978年），独唱演员，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专，开始了正统意大利“美声唱法（BelCanto）”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历史，也带来俄国声乐艺术，培养中国第一批声乐大师如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沈湘、斯义桂、温可铮等。
三十年代由于德国纳粹排犹的迫害，许多犹太人音乐家跑到中国来。如犹太人威登堡（A.Wittenberg，1880—1952年），他是19世纪顶级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的关门弟子，在上海培养了谭抒真、杨秉荪、司徒华城、海城，马思宏、章国灵等小提琴家和范继森、李名强等钢琴家。
在广东和香港长期演出和教学的，有著名钢琴家夏里柯（HarryOre，1886—1972年），立陶宛籍犹太钢琴家，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同班同学。
有许多日本和俄国侨民到了中国东北，在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通过演出和办教育机构传播欧洲及俄国的古典音乐。如俄国侨民组织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俄侨私立格拉组诺夫高等音乐学校”和在大连日本人办的“满铁音乐会”、“大连音乐学校”等，观众和学生中有许多中国人。
普及方面：
在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通过外籍教师和牧师，如早期在燕京大学音乐系任教的美国钢琴家RuthStahl和Grahams等人，传入外国名歌及民歌：如《101首》（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的英美名歌）。
其中如福斯特（S.Foster）写的《Susanna》、《OldFolksatHome》，爱尔兰歌曲《夏天最后的玫瑰》，苏格兰歌曲《友谊地久天长》，都流行得很广。
此外俄国的《伏尔加船夫曲》，捷克的《德沃夏克第九交响乐》（被填词成《念故乡》）慢板旋律被填词传唱。
2.留学生回国办音乐教育机构
留德回来的音乐家：
萧友梅（1884—1940年），广东中山人。先留日，后留德，在德国获得“音乐学博士”（中国第一个）。回国后，在20年代在蔡元培支持下开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三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
音乐传习所学制有本科、师范科。选科三组。开设理论、作曲、钢琴、提琴、管乐、独唱、合唱、民族乐器等专业。小室内乐队虽然只有十七八人（缺的声部由钢琴代），但在四年半时间里演出42场音乐会节目，包括海登、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格里格等人的名作。是中国人组织的第二个西式管弦乐队。国立艺专音乐系1926年6月12日举办“贝多芬逝世百年纪念音乐会”，冼星海、戴翰琛等都参加演出小提琴独奏节目。
音乐传习所被北洋政府以“有伤风化”为由取消，1927年底，萧友梅南下办“国立音乐院”，后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
萧友梅这位中国第一个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高薪聘用了查哈罗夫，于是，中国钢琴的真正教学由此开始迈步。
同时，他聘请了胡周淑安、应尚能，及如前所述的俄国歌唱家苏石林等，开始了“美声唱法”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历史，培养中国第一批声乐大师。
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历史上，萧友梅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他是位非常高尚的人，就从他把政府专门拨给他个人使用的买小轿车的经费，用来买了一台“IBACH”牌大三角琴这件事上，就永远值得我们敬重。
图为萧友梅。
人没回来著作回来的：
王光祈（1892—1936年）在波恩大学以《论中国古典歌剧》的博士论文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死在德国。著作主要有《东西乐制之研究》、《中西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均在国内发表。
留美回来的音乐家：
赵元任（1892—1982年）1910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6年将刘半农在1920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所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谱成曲，是20世纪早期用白话文诗歌以欧洲作曲法作歌曲的重要里程碑。
图为赵元任。
周淑安，又名胡周淑安（1894—1974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1914年作为清华学校官费女留学生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校、纽约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钢琴与声乐等科目，取得哈佛大学艺术学士学位。1927年再度在著名的巴尔的摩匹巴底音乐学院进修声乐。1928年，萧友梅聘请周淑安任上海音专的声乐组主任。中国声乐界的喻宜萱、郎毓秀、张权、胡然、洪达琦、劳景贤等均曾就学于她的门下。后来她还创作了《佛曲》及一大批抗日歌曲，并且指挥学校合唱队演唱了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还组织上街宣传演出，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她是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合唱女指挥家、第一位女作曲家。
图为周淑安。
应尚能（1902—1973年），声乐家、作曲家，浙江宁波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同年赴美国留学，入密歇根大学工学院读机械工程，后转该校音乐学院学习。1929年毕业，次年回国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主持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实验巡回合唱团，并历任国立音乐学院、戏剧专科学校、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黄自（1904—1938年），上海人，1924年赴美国，1926年入奥柏林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28年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29年毕业，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曾在学院演出，这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1929年回国后任教于沪江大学。1930年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理论教授兼教务主任。其作品《踏雪寻梅》、《玫瑰三愿》、《长恨歌》之《山在虚无缥缈间》等较为著名。逝世时34岁。
图为黄自。
黄友葵（1908—1990年）生于湖南湘潭，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自幼学习音乐，1927年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生物，同时进修钢琴。1930年赴美国入亨廷顿大学音乐系主修声乐，1933年毕业，同年回国。返回东吴大学任教。创办了音乐系，招收声乐和钢琴学生，并亲自组织了一个由40余人组成的合唱队，自己担任指挥，每年在大礼堂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后来她亲自排演了一部由吉尔伯特·苏利文编写的轻歌剧《杏眼（AlmondEyes）》，组织公演，大获成功。在东吴大学工作的同时，她又随苏联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学习声乐演唱。1939年在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声乐教授。1940年在重庆国立音乐院任声乐教授兼声乐系主任。
赴美留学最早还有史凤珠、王瑞娴和李恩科等人，专修钢琴，他们在学成回国后，成为当时很有水平的钢琴教师。
留比利时回来的音乐家：
赵梅伯（1905—1999年），男中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生于宁波奉化，就学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1936年回国，受上海国立音专萧友梅院长之聘，任声乐系主任。其后，曾创建西北音乐学院、北平艺专音乐系、香港音乐院等，为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国内外乐坛享有崇高威望。著有《黄钟史》，较早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及历史，他的《唱歌的艺术》是中国声乐专著中既深入浅出又富有较高实用价值的作品。
留法回来的音乐家：
郑志声（1903—1941年）1922年在广州沙面圣心中学读书，学校校长是法国天主教神父，懂音乐，为作弥撒的需要，组织学生乐队，郑志声参加了这个乐队。1927年去法国，在里昂、巴黎学作曲、指挥。1937年回国，先后在搬到云南昆明的中山大学和当时的陪都重庆的国立实验剧院任教，1941年任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指挥过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罗西尼等人的作品。又曾将广东音乐《昭君怨》配上钢琴伴奏、改成小提起独奏曲。因病中输血输错了而死，年不满40。
陈洪（1907—2002年），广东海丰人，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翻译家、作曲家。1926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国立音乐院。1930年回国，先与马思聪艰难创建广东戏剧研究所乐队与广州音乐院，后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当教务主任并教小提琴、乐理、视唱、和声等。
马思聪（1912—1987年）广东海丰人，11岁多（1923年）到法国开始学小提琴，16岁考入巴黎音乐院，1929年2月因经费困难回国。17岁号称“神童”，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几个城市开始开独奏音乐会，是第一个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的中国人（第二个是1935年的王人艺）。19岁（1931年）又去巴黎音乐院学作曲，一年后回来与陈洪一起创建广州音乐院和广东戏剧研究所乐队，教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作曲。后来在上海、南京等地教学、演奏和作曲。
图为马思聪。
抗战后，他以演奏自己创作的《思乡曲》、《塞外舞曲》、《喇嘛寺院》最著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