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画像 资料图片

　　□郭恒茂

　　提起苏轼，人们首先想到他“唐宋散文八大家”“书法宋四家”的桂冠。由于文学、书法的成就太过耀眼，使他在绘画、音乐、医学、建筑，甚至治水的成就显得格外暗淡。

　　其实，苏轼颇善治水，尤其是城市水患的治理。当然，这与他数度出任地方官有关。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

　　到任不久，黄河自澶州曹村（今濮阳县陵平）一带决口，由此改道南徙，洪水直冲徐州城而去。城中百姓闻讯，惶恐不安，富商大户纷纷要求出城避水。苏轼表示，如果富户都出了城就会动摇民心，那谁还会守城呢？于是，他大声疾呼，誓要与徐州城共存亡，极大地稳定了民心。

　　洪水未到之时，他积极组织民众用柴草堵塞城墙透水漏洞，还连夜蹚水赶到武卫营禁军驻地请求支援。禁军首领被苏轼不顾个人安危誓死抗洪的精神感动，紧急调动兵丁参与抗洪斗争。军民一心，其利断金。他们从城外东南方的戏马台开始，修筑防洪大堤至徐州城，作为抵御洪水的外围屏障。这道防洪堤修好后，城内民众不再惶恐。

　　但接连几日的暴雨，使洪水位急速上涨，浊水急浪一次次冲向防洪堤。苏轼不畏艰险，指挥军民分段防守，分头堵水，还把墙基加厚、城墙加高。期间，他白天在抗洪一线指挥调度，晚上就睡在城墙上的棚子里，几过家门而不入，历时70余天，洪水终于退去。

　　为防患于未然，苏轼上奏朝廷建议改临时修建的防洪堤为石墙，但未获得应允，后改用木桩进行加固。此后，这道土木之堤便被称为“苏堤”。今日，“苏堤”早已湮废，唯留下了“苏堤路”以示对苏轼治水功绩的缅怀。此外，苏轼还依五行五色理论，取“黄属土，土克水”之意，在徐州外城东门上修筑城楼，黄土刷墙名曰“黄楼”，以表达震慑水患、祈求安澜的愿望。

　　苏轼曾两度任职杭州，前后达五年之久。

　　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杭州城因地近海滨，地下水苦咸，百姓饮水极为不便。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杭州刺史李泌在西湖一带始建六处蓄水池，名为六井，引西湖淡水入井，解决城内居民饮水问题。其后，历有主政官员浚治六井。到了苏轼任职时期，六井近乎湮废。熙宁五年（1072年）秋，苏轼和太守陈襄询问民众疾苦，百姓均表示吃水困难。于是，西湖边迅速掀起了解决民众吃水问题的施工热潮。通过挖沟渠、换井壁、补漏洞、疏通改造等方式，六井得到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第二年，恰逢大旱，杭州民众不仅有水吃，还有足够的水用于洗澡和喂养牲畜。

　　第二次是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

　　再临杭州，苏轼发现当年修浚的六井已近乎瘫痪。一番调查后发现，这不仅是西湖淤塞、水源不足所致，也与竹水管易腐蚀，维修更换不便有关。于是，苏轼用瓦筒取代竹管，用石槽进行裹护，并另开新井，使水源运输、储存系统得到升级。

　　接着，苏轼便着手对西湖进行疏浚。针对西湖葑草横生，湖面萎缩的困局，结合当时稻田受灾，米价飞涨的实际，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用常平米（丰年买粮荒年发放）招募饥民浚治西湖，这样既解决了流民的温饱问题，也为西湖治理提供了劳动力。

　　考虑到将葑草、淤泥堆在西湖四周的岸上，运输、堆积、清理等诸多环节十分费工。为减少工程量，苏轼决定利用湖中葑草、淤泥等物，在湖中堆筑起一道便利南北通行的长堤，同时在堤上架桥六座，使西边的“里湖”和东边的“外湖”相连接，堤旁植垂柳、芙蓉，湖中植荷花、菱角，这便是今日著名的西湖“苏堤”。这道长堤既解决了南北两岸的通行问题，又便利了人们近景观水，为湖光增色。

　　此外，苏轼还筑造堰闸，便利了湖水蓄泄和耕作。他还专门组织成立“开湖司”，专职负责西湖的疏浚和整治，对破坏西湖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在西湖内建造三座石塔（原塔已毁），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允许占湖为田，三塔的所在已演变为今日的“三潭印月”。可以说，苏轼是一个颇为合格的“河长”。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赴任颍州知州。

　　生性喜水的苏轼，上任十天，就有九天在河边忙碌。他居颍州半年，在水利方面的成就主要是阻止了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八丈沟工程，疏浚了清河和西湖。

　　对于颍州西湖的疏浚治理，苏轼在其《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中描述为“千夫余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三闸”当为控制西湖水所建，彼时的西湖与清河、焦陂水水系通联。不仅如此，他还效仿修筑杭州西湖苏堤之举，将深挖的湖底淤泥堆成护城堤，遍植垂柳。

　　在苏轼心中，颍州“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相较于杭州西湖，“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苏轼在杭州、颍州皆有为官主政、浚治两地西湖的经历，本是最有资格评价两地西湖风光的，却颇显为难起来了。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

　　在惠州期间，他得知广州百姓饮用咸水，常患疾疫，主张引蒲涧滴水岩之水入城，解决市民饮水问题，这向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从惠州去往博罗县香积寺途中，看到流水从高山潺潺而落，认为若是筑塘蓄水、建闸启闭，可借用水力来磨面，从而大大节省人力。于是，他嘱咐博罗县令办好这件事，并交代了水碓水磨的具体做法。几个月后，香积寺下的水碓水磨建成。由此，水碓水磨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迅速从惠州推广到岭南各地。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儋州。

　　在儋州期间，他发现当地民众饮用池塘积水，很不卫生，遂指导群众勘地掘井，提倡饮用井水，一时间挖井汲水之风盛行。后来，他指导开挖的第一口井，便被称作“东坡井”。

　　除了上述治水功绩，苏轼还留下了大量水利著述，比如《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乞开杭州西湖状》《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等，这些著述是他水利思想的集中体现。

　　纵观苏轼一生，数度出任地方官，水利成就卓著。虽然他自言“性喜临水”，但我想，其水利成就，更多地还是源于他深知水利兴废与政事兴衰紧密相关，从而在主政各地时，深入体察民情，了解民众疾苦，做到了以水利服务民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河长”作用。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0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