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妇女运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终止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指引下，上海一批先进的爱国女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巨大洪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她们创办女子报刊，组织女子军队，成立赤十字会，发起妇女团体，争取参政权利等等，显示了妇女的觉醒和力量，为上海和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舆论先行   创办女子报刊
　　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也是妇女运动的策源地。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维新思想，西方“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交织成一股热流，影响着上海爱国的女知识分子。她们认为欲推翻帝制，解放妇女，必须舆论先行，创办女子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版的女子报刊共有40种，其中以上海为最多，计18种，占45%，居全国之首。这些女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既广泛地反映了革命风暴前后的各种社会思潮，又突出地宣传了反对封建主义、要求妇女解放的思想，成为发动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奔向社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的号角。其中影响较大的女子报刊有：陈撷芬创办的《女报》，丁初我、曾孟朴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陈以森创办的《神州女报》，杨白民创建的《女学生杂志》，还有《妇女时报》、《民国女报》、《中华女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报》、《女报月报》等等，尤以秋瑾的《中国女报》影响最大。
　　综观这些女子报刊的内容，大致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广泛地宣传西方19世纪以来妇女运动的成就，介绍各国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以学习西方新女性，探求西方新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动员力量。在“译林”、“译述”、“国外之部”、“海外珍闻”、“人物传记”等专栏里，介绍各国妇女运动的概况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中豪杰。
　　（二）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权观念，作为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秋瑾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警告姊妹们》一文指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天生”之因，而是由于“不读书，不出外阅历，不出头做事”之故。从而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认为“男尊女卑”、“君尊民卑”是天经地义的思想，树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三）在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既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又广泛地涉及妇女自身解放的种种问题，把批判君权，恢复民权，实现妇女解放很好地结合起来。吴弱男在《女子世界》发表的《问中国如何能独立》一文说：“中国之萎靡，非自今日始。迨秦政起而实行压制，百姓俯首贴耳，牛马不若矣。”许多文章还指出，要争女权，必须先复民权，而君权不破，则民权不立。其批判的锋芒，直指清朝的反动统治；并且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全民族的解放中才能实现，从而把民族的生死存亡放在首要的位置。
　　奔赴前线   组织女子军队
　　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炮声震动全国。当时革命派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兵力。觉醒起来的上海妇女，奋起从军，组织女子军事团体，奔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10月，到次年2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先后组建的女子军事团体共18个，有约2000多人参加。
　　这些女子军事团体大体上分为三类：
　　其一，发起和参加女子军事团体的首领和成员，绝大多数是青年女学生。她们来自爱国女校、爱华女学堂、宗孟女学校、尚侠女校，以及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等。如“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有队员70多人，平均年龄20岁左右。队中很多来自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她们受秋瑾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所感召，结伴南下，投笔从戎。队长沈警音向上海都督府提出组建女军的申请后，都督陈其美十分重视，调拨武器、弹药和军装，并委派军官任教练。该队以昂扬的斗志，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并要求继续北上参战。又如“女民国军”，是由“尚侠女校”的薛素珍等发起的，在上书都督未见音讯的第三天，薛素珍率领女学生五六人，至沪军政府请见陈其美都督。她们坚持到当晚，取得批复应诺后，即招募女军，在沪军政府发给军械和经费后，开赴前线。
　　其二，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先驱，闻讯上海《民主报》披露武汉率先组织女子军队的消息后，纷至上海积极筹划、组织女子军队。如湖南籍同盟会员唐群英组建的“女子北伐队”，在《时报》刊登“宣言”称：“天道好还，物极必反，人心思汉，有志竟成。愿我同志，戮力同心，和衷共济，扫前途之障蔽，求来日之自由。”
　　其三，以筹饷募捐，筹措军资，支援前线作战为主要任务的女子军事团体。有以“集合女界同志，募集军资义捐金，以为民军后援”作宗旨的“女子后援会”、“女子募饷团”、“女界协赞会”等。她们在报纸上刊登募捐启事，号召广大妇女“各出其财，省减糜费，节缩衣食”，“各竭其力，各尽其能”。一时间掀起“募捐助饷”热潮，有的甚至捐出珍藏的金银首饰、珠花、金表、金镯等；共筹集了数万元军饷，为支援民军抗击清军的反扑起了一定的作用。
　　救死扶伤   成立赤十字会
　　我国近代第一位女西医生张竹君（1876~1964），于1899年在广州创办的南福医院，是国内女界最早创办的西医院。自从参加同盟会之后，她立志把救死扶伤作为女子救国的崇高事业。1904年她迁居上海，先后创建医院数所，自任上海医院院长。武昌起义后，她立即联络全市各医院，率先发起组织“中国赤十字会”，被大家推举为会长。
　　1911年10月18日，张竹君在《民立报》上刊登《中国赤十字会广告》称：“蜀、鄂两省同胞因国事而死者，不可以数计。夫救死扶伤，医者之职，亦仁人之事也。窃有志与此，愿率同事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略尽义务。”次日午后，即在上海医院召开成立大会，张竹君在会上报告发起缘由，宣布章程草案，明确该会的宗旨是：“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并规定赤十字会会员，皆不支薪水，甚至连赴战地的伙食费等都自理，不费公家一分钱，她的讲话受到400多名与会者的赞赏。经过短时期的筹备，又迅速组建了“中国赤十字会救伤队”，共有123人踊跃参加，其中男69人，女54人（包括医生14人，护士40人），于10月24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武汉。由于时间急迫，又处在战争环境，没有现成的医务场所，张竹君等只好先在汉口邮局设立临时医院，开展救护伤兵的工作。后来，张竹君又在汉阳设立一个分院，先后救治1300个伤病员。当年11月中旬，“中国赤十字会”又派出第二救伤队开赴镇江，旋入南京，救治1000多伤病员。这两个救伤队的医药用品和医疗设备及日常开支，全由张竹君自行筹措经费解决。张竹君和队员们为抢救伤员，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汉口、汉阳等地。有些女队员在战火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竹君自己也受了伤。她们的献身精神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赞扬，对张竹君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称她为“女界的梁启超”，有的以“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诗句赞扬她。这支救伤队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支战地救伤队，开我国近代战地救护工作的先河，为全国各地组建救伤队，起了引领的作用。
　　凝聚力量   发起妇女团体
　　辛亥革命前后，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她们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合群”之上。巾帼英雄秋瑾生前从事革命活动，非常重视姐妹们“联感情，结团体”的事。她指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张竹君在《女子兴学保险会序》中，号召女子“用于合群，以结团体。虽艰难百折，必达其目的而后已。”一时间，“合群”之说在进步女性中广为流行，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投身革命，解放妇女，成为时代的潮流。
　　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地先后组建的妇女团体共有35个，其中上海有14个，居全国之首。
　　1905年之前成立的妇女团体，有陈撷芬创建的“女学会”、陈婉衍创建的“对俄女同志会”、张竹君创建的“卫生讲习会”和“女子兴学保险会”。其共同的特点是，提倡女学，增进知识，抵御外辱，恢复主权，向广大会员进行合群体、求知识、求自立，以挣脱男子压制的教育，改变“不能群”、“不知学”的现状。
　　1911年武昌起义后成立的妇女团体，有唐群英创建的《女子后援会》、程颖创建的《上海女界协赞会》、沈钦苓创建的《劝募手工御寒品会》、汤伟人创建的《女子饷募团》、张汉昭创建的《神州女界协济社》。其共同的目标和任务，都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围绕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展开的。尤其针对当时革命军的军资军饷严重不足，又值严冬时节，军士寒苦，缺少衣物的情况，进行声势浩大的后援、募饷、捐资活动，以征得的捐款、金银首饰、手套围巾绒袜等御寒品，支援前线作战，使前方战士非常感动。
　　干与国事   争取参政权利
　　当孙中山先生由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即将成立时，上海女界奋起行动，掀起要求参政的热潮。
　　1911年11月，女同盟会员林宗素，以社会党女党员的身份，率先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参政同志会”，其宗旨是：普及女子的政治学识，培养女子的参政能力，争取女子的参政权利。事务所设在南京路中国社会党本部内，并设有上海女子法政讲习所，聘请讲师，讲授法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代表全体会员，于1912年1月赴南京访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面交章程，介绍中国社会党和女子参政同志会的情况，要求女子参政权。孙中山给予赞许，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林宗素回到上海后，将孙中山接见她的情况公诸报端，妇女界受到很大鼓舞。却不料这一令人可喜的消息引起当时政界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纷起非议，指责孙中山只听某女子的一语要求，即片言许可，不够慎重等等。
　　林宗素立即发表宣言指出：妇女要求参政是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是妇女参加辛亥革命运动“执干戈、筹饷糈”做出很大贡献的必然结果，并表示决不气馁，要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1912年2月，由同盟会女会员吴木兰发起组织的“女子同盟会”，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吴木兰代表该会晋谒孙中山，向他汇报了该会创办的情形和会员们要求参政的迫切心情，得到孙中山的鼓励和支持，还得到黄兴、蔡元培等的赞许。此前在武昌起义前后组织的军事团体“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尚武会”，这时也转到妇女参政运动中来。还有长沙、南京等地后来组建的要求参政的团体，表示愿与上海女界采取一致行动。于是，由唐群英、林宗素等发起，将以上的妇女参政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明确宣布：共和者，女子所共有之共和，非男子所独有之共和；参政权，为男子所应担，亦即为女子所应得，无待于要求，并通过了女子参政的十一条政纲，在全国掀起“还我女子参政权”的热潮。
　　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对女子应有的参政权利的问题，仍没有作出男女平等的明确规定，只提出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唯独不提无男女之区别。这是由于制订“临时约法“的参议院，是由各省都督推派的代表组成，其中旧官僚政客占了多数，保守势力占了上风，因而不可能通过参政权利男女平等的议案。尽管女子参政运动并未得到实际的结果，但她们争当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和行动，为妇女解放运动史记下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