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夏鼐参观金字塔（图片来源：《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1933年，夏鼐考入燕京大学，原本志向于工科的他因为眼疾入读了社会学系。一年后，他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跟随蒋廷黻专攻中国近代史。按照夏鼐自己的描述，这已是从“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清华毕业后，他的家人很想让他谋职，而夏鼐志在继续求学。1934年10月上旬，夏鼐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古学部门的资格，开始跨入考古学的大门。做考古“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2]。为入读考古学，夏鼐在国内准备了一年，除了大量阅读考古学书籍，还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1935年9月，夏鼐来到了伦敦，入读伦敦大学考陶德研究所（Institute of Courltauld, University of London），随导师叶兹教授（Walter Perceval Yetts, 1878-1957）学习中国考古学。按计划，公费会支持夏鼐两年的学习。而过了不到一年，夏鼐便执意转攻埃及学，并申请延长公费一年。在英国，由学习中国考古转行学习埃及考古是夏鼐的一个重要转折，其中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在参加中研院殷墟发掘时，夏鼐曾向中研院的前辈们请教未来方向。傅斯年曾向夏鼐建议研究外国考古。李济则为夏鼐推荐了学校，例如伦敦大学下属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在当时与考陶德研究所均为伦敦大学下属独立机构）^[3]设备周全，适合学习考古学技术；而在爱丁堡大学则可跟随柴尔德教授学习史前考古。李济建议夏鼐“先入伦大一年，后或转学爱大，或续学于伦大，再行决定”。也是在殷墟发掘时，夏鼐遇到了未来的校友和同门——城子崖遗址的调查者吴金鼎。从吴金鼎口述的经历中，他了解了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在巴勒斯坦的发掘^[4]。这是夏鼐最先接触到埃及学的时刻。

夏鼐来到伦敦后，就想在伦敦大学学院注册学习西方考古，但被阿什莫尔教授（Bernard Ashmole 1894-1988）婉拒了。理由是此处教授埃及学、希腊罗马学、英国考古学等需要已有专长的学生。像夏鼐这样将来仅有机会从事中国考古学的学生，阿什莫尔建议入读考陶德研究所。不得已，夏鼐跟随叶兹攻读中国考古。从1935年10月入学到1936年上半年，夏鼐的日记时常记录心中的不满，觉得叶兹关于中国青铜器的文字考释，水平欠佳，只是在实验铸铜方面有创新。^[5] 1936年3月，夏鼐求见格兰维尔（Stephen Glanville, 1900-1956）教授。格兰维尔是皮特里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继任者，时任爱德华兹埃及考古学和语言学教授。他也是考古学家马洛温（Sir Max Mallowan, 1904-1978）和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的好友，为阿加莎的多部著作提供了灵感。格兰维尔同意夏鼐学习埃及学，但至少三年才能拿到文学硕士（Master）学位，包括学习基础知识的两年和撰写论文的一年。

4月11日，夏鼐起草了一封洋洋五千字的书信，陈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允许自己跟随格兰维尔转学埃及学，将原本支持两年的公费延长至三年。在这封信中，夏鼐详细论述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方向，和坚持转学埃及学的原因：

在留学的第二年，夏鼐有三种选择：转学爱丁堡大学，或继续在叶兹处学习中国考古学，或转系至埃及考古学。在夏鼐“离国以前，李济之先生嘱注意有史考古学”，他本人也更倾向于专攻历史时段的考古。到伦敦后，夏鼐得知爱丁堡大学设备较少，只有柴尔德教授一人，以史前考古为佳，因此首先排除的是转学至爱丁堡大学的选项。其次，夏鼐实在不愿跟随水平不精的叶兹教授，学习自己已经熟悉的中国考古学。想要同时学习中国和西方考古学以研究中西影响，叶兹教授这里的条件、时间都不足够。因此，夏鼐认为学习埃及考古学是最为合适的选项。伦敦大学所开设的埃及与希腊罗马考古学，皆属“有史考古学”，需学习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这与中国有史考古学相同。但“希腊罗马考古学，着重大理石建筑及雕刻，与中国情形不同，且伦大此科远不及埃及考古学为佳”。

“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日本考古学界之泰斗滨田青陵，从前即在此间学习埃及考古学，吾国考古学至少须以日人为竞赛对象。”^[6]

邻国日本的考古学泰斗滨田耕作（1881-1938）就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了埃及考古学，埃及考古学可以作为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借鉴。一个多月后，夏鼐收到了国内傅斯年、李济二先生的回复，两人对夏鼐的决定颇为赞成^[7]。最终，夏鼐成功转系跟随格兰维尔学习埃及考古学。

夏鼐英国留学时间线^[8]

考陶德研究所（Institute of Courltauld）

（图片来源：考陶德研究所官网）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 London）

（图片来源：《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第37页。）

学习埃及考古学，需要先学习包括文字在内的基础知识，再参加在埃及实地的发掘。夏鼐在陈请延期的信中介绍到：

“以二年之工夫，打成根柢后，以后再赴埃及，参加发掘团，所得必广。埃及之发掘团，规模较大，工作期在11月至4月之间；吴金鼎君曾参加一次，据吴君云，以事先未学习埃及考古学，参加发掘获益不多。生本年暑假所拟加入之发掘团（1936年参加由惠勒主持的多切斯特梅登堡发掘），系在英国国内，则为史前之铁器时代。”^[9]

在学习了一年基础课程后，夏鼐在1937年8月接洽参与田野工作。决定冬天前半个发掘季在埃及，后半季在巴勒斯坦参加发掘。他在埃及参与的是英国埃及探索协会（Egypt ExplorationSociety）在艾尔曼特遗址（Armant）的发掘。

艾尔曼特是古埃及和现代埃及的一个城市，位于底比斯（Thebes，即现代卢克索Luxor）南部19公里。现在的艾尔曼特遗址包括了各种类型的遗迹：覆盖古埃及史前时代到基督教时代的所有时段的墓地、中王国时期和托勒密时期献给古埃及战神蒙图（Montu）的神庙，以及晚期埋葬战神蒙图的化身——布奇斯神牛（Buchis）的陵墓（Bucheum）。埃及埃及探索协会从1926年开始对这个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一个专注发掘、整理和出版埃及遗址的英国组织，与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系的关系紧密，皮特里、格兰维尔等埃及学家都曾为此协会工作。

1937至1938年是该遗址的最后一个发掘季，英国埃及学家迈尔斯（Oliver Humphrys Myers, 1903-1966）担任发掘领队。在这一季度，对墓葬，神庙以及神牛陵墓的发掘已近尾声，带有撒哈拉文化因素的遗存是工作的重点；他们还采集了地表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因此，当夏鼐到来时，已无太多发掘工作需要进行。当时的夏鼐尚未掌握最为基本的阿拉伯语，因此无法监工指挥，“只看别人怎样做而已”^[10]。除了参观发掘，夏鼐所承担的主要工作是在工作站中整理遗物，绘制和抄录其中有铭文的遗物，以及统计陶器。夏鼐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当时发掘的工资发放记录表、登记器物出土的平面图以及陶片卡片等。总体而言，夏鼐本人似乎对参与艾尔曼特遗址发掘的收获不甚满意，自己似乎游离在发掘团队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又因为惯性沉默，很不适宜团体的生活，别人大声谈笑，自己只在旁边跟着微笑而已，很是不自然”。^[11]

艾尔曼特遗址平面图（图片来源：Mond, Robert andOliver H. Myers 1934, The Bucheum, vol3, Memoir of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41, London: EgyptExploration Society, pII.）

夏鼐曾居住的艾尔曼特遗址工作站（图片来源：Mond, Robert and Oliver H. Myers1934. The Bucheum, vol3. Memoir of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41.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pX.）

参观艾尔曼特遗址托勒密神庙遗址发掘现场 左三为夏鼐 （图片来源：《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编辑组：《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第41页。）

除了发掘，夏鼐还参观了埃及各地的遗址和一些正在发掘的工地。离艾尔曼特城不远的卢克索（Luxor），是埃及遗址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其年代纵贯古埃及的各个时期，而以新王国时期最为鼎盛。夏鼐参观了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卢克索神庙（Luxor Temple)、卡尔纳克神庙（Karnak Temple）、位于西岸的哈布城（Medinet Habu）、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皇后谷（Valley of the Queens)以及显贵墓地中的诸墓葬。南下参观了位于艾德福（Edfu）、阿斯旺（Aswan）、阿拜多斯（Abydos）等城市的遗址。最后，北上参观了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的古王国遗址，包括著名的吉萨金字塔群，由美国埃及学家赖斯纳（George A. Reisner）主持发掘的吉萨金字塔群东部的墓地，以及由英国埃及学家埃梅里(Walter B. Emery)指挥发掘的萨卡拉(Saqqara)遗址群等等。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也给夏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阅读夏鼐日记，还原夏鼐与英国、埃及的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交流、探讨、发掘的经历后，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这些经历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以及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夏鼐的复杂心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日军大举出兵华北。这些消息在英国报纸上大登特登出来。尚未动身前往埃及的夏鼐一天天焦急地关注祖国的消息，在学习和阅读时总有些心绪不宁。他在日记中写道：

“1937年7月15日至7月17日：每天看三次报（晨报、午报、晚报），还感觉不满足，晚间还听无线电报告新闻，虽然每天咬着牙关去读书……仍然不生效力，看的既慢，又看不进去，精神真是痛苦。”^[12]

“1937年8月29日: 回家后写习埃及文，国难如此与之深，自己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自惭自恨而已。”^[13]

当乘坐的轮船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时，数日没有能够阅览报纸的夏鼐购买到了当地的英文报纸，得知南京与济南相继陷落。“国难日殷，前途不知如何，凛然生畏，但为国家之生存计，惟有抵抗到底耳”。^[14]始终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夏鼐度过了整个田野发掘季。

来到埃及后，夏鼐又产生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复杂情绪。1882年，埃及被英国军队占领，脱离了奥斯曼帝国。1914年，埃及成为英国的 “被保护国”。1922年2月28日，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但在埃及的国防、外交和文化等方面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权力。因此，夏鼐所造访的埃及仍然充满殖民主义的气息。夏鼐对埃及的不足感到不满，但不愿与英国埃及学家一同站在帝国的角度上批评埃及人民。在夏鼐的这段日记中，常常可见当地人讨小费的习惯。晚餐后，英国考古学家斥责埃及人民贪婪，“欧化之结果，为采取欧俗之皮毛，放弃本国固有之美德，而保存其坏俗，如小费之类”。这种无视殖民欧化历史背景的言论，夏鼐听后，又“未免为埃及人民难过”。^[15]“我虽插不进话，但是心中很不以为然，总觉得帝国主义的气焰太高 ”^[16]

关于埃及人民是否知晓考古的含义，拥有考古的能力，夏鼐也有着与当时英国埃及学家们相左的意见。谈及埃及当地的民众和埃及本国的考古学家，当时的英国考古学家抱着相当轻视的态度：当地的民众“不知欧人考古之意义，以为挖宝，碑志之类含有金银，可有法采取，曾有人击碎石碑以验之，虽不得金，仍以为未得其法而已”。而埃及本国的考古学家，跟随欧洲考古队多年，“尚不了解考古为何事”。^[17]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评价忽视了埃及本国长期受殖民影响的历史背景，埃人与欧人对待、处理考古的视角方法不同，也是情有可原的。此外，夏鼐日记记载的埃及工头Qufti，证明了埃及本国民众完全有能力承担考古工作：

“此间熟练工人，多为Qufti，以皮特里开始工作于Qufti附近，训练工人，今日埃及各处，远及巴勒斯坦、苏丹，一有考古发掘，多少必携带几个Qufti去。Qufti成为埃及发掘工作中之特殊阶级，工资较丰。”^[18]

而其中最著名的工头当属阿里·苏菲（Ali Suefi）

“工头Ali Suefi, 年已63岁，13岁时即从皮特里工作于Nagada及Ballas, 在埃及之考古学家，几皆相识。”^[19]

阿里·苏菲常常出现在皮特里的记录中，几乎伴随了皮特里的所有发掘。夏鼐在此次艾尔曼特的发掘也有幸与阿里见面。夏鼐之后在巴勒斯坦泰尔-丢维尔（Tell-Duweir）遗址发掘，也遇到了两位Qufti埃及工头，两人都有丰富的考古经验，也与阿里·苏菲相识。在巴勒斯坦工作了一个月，夏鼐未免有些难舍，以阿拉伯语与工人们互相道别。

简而言之，夏鼐第一次实地前往埃及，是在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他学习了英国在埃及的田野发掘技术，也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群交流、沟通，怀有着复杂的情感。

可能为阿里·苏菲的照片，年代不明。出自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档案（图片来源：Quirke, Hidden Hands: Egyptian Workforces inPetrie Excavation Archives, 1880 - 1924, 282.）

1937至1938、1938至1939两学年，夏鼐在伦敦从事博士研究，题目是早已定下的古代埃及串珠。为此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The 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UCL），和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整理了两批串珠，制作了大量的卡片。

两年的时间倏然而逝。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局面日益紧张。伦敦市内开始为战争做准备，而夏鼐所在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将停办，校内的埃及收藏被装箱运往乡间保存，夏鼐也在校中帮忙。夏鼐本来预备返回中国。但是因为格兰维尔教授向学校请求，将夏鼐所获得的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42磅照常发放，以在开罗作些研究工作为条件。关于夏鼐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问题，本是缺少一学期，也设法向校中要求，以在埃及开罗工作一学期代替。学校允许夏鼐在埃及做最后一学期的研究，并保证他的经费。夏鼐不由地庆幸，“因之在这烽火遍地的世界，我居然可以悠然自得的到近东作再度的考古旅行”。^[20]

1939年10月22日，夏鼐离开了已经居住四年的英国，取道法国再一次前往埃及。10月30日抵达开罗。他在开罗埃及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多，统计了馆中所藏的串珠。基于皮特里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埃及博物馆的三批材料，他开始动笔撰写博士论文Ancient Egyptian Beads（《埃及古珠考》^[21]）。夏鼐对串珠做了系统研究：首先，讨论了串珠的价值、制作工艺，而后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最后做了编年研究，指出了各时期珠饰的特点。在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看来，“这部著作是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的、期待已久的进展，不仅对埃及，对整个非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均如此”。^[22]夏鼐论文的重要性在于，它继承了皮特里通过物质文化入手研究历史的雄心壮志。埃及考古学发展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掘成果已是洋洋大观，“亟须囊括所有发掘成果的系统性研究”。^[23]夏鼐将串珠这一“考古研究的字母表”作为切入点，根据含有明确发掘信息的串珠，建立年代序列，进而延伸至古埃及社会历史的各方面。另外，夏鼐制作的串珠卡片，保存了日后在战争中遗失文物的大量信息，弥足珍贵。

在日记中，夏鼐记录下了每日的时刻表，他和当今的学子一样，也有图书馆关门过早的困扰：

同时，夏鼐参观了开罗市内和附近的一些遗址。与上一次来到埃及不同的是，这次夏鼐不仅与在开罗工作的英欧考古学家交流，也更多地与埃及本国的考古学家来往。他跟随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参观了著名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墓地贝尼·哈桑（Beni Hasan）。^{[25]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与上一次埃及之行一样，这一次的旅居埃及也一直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夏鼐的日记中记载，几乎每天晚上埃及的防空警报都会响起。[26]时局动荡，夏鼐期待着能早日回到祖国。在1939年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夏鼐所获伦敦大学学院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证书（图片来源：考古学家夏鼐·影像组：《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第46页。）

1940年12月6日，在旅居埃及开罗一年多后，夏鼐从开罗启程，前往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在那里，与皮特里短暂地会面。之后经伊拉克、印度和缅甸辗转回国，终于在1941年1月24日抵达了阔别五年的祖国。就是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夏鼐设法完成了他的论文并于1943年秋季寄往英国。战后，伦敦大学学院复课，特许夏鼐的论文免予答辩通过，于1946年7月颁发埃及考古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

回国后的夏鼐立刻投入了考古工作。日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所长，主持或参与了多项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包括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等等。夏鼐搁置了埃及考古学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繁重的考古任务中。在建国后的日记里，夏鼐记述的主要是工作规划。我们无法得知夏鼐放弃埃及考古学的心境，但他在埃及的考古经历无疑对日后的研究和领导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梳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学术脉络，夏鼐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他的古埃及串珠研究，值得学者们的关注。

此外，夏鼐面临学业选择、时代巨变时，虽是彷徨踟蹰，也“仍是不断地发生新的期望”：

这是夏鼐刚考入燕京大学，开始本科生活时写下的话语。他不会想到，在之后的学业方向上会有如此多的转折。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动荡时局中前往埃及，亲身经历发掘，更是在日后完成开创性的研究。他的求学道路与精神值得读者长久、反复的体会与思考。

夏鼐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证书 （图片来源：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编辑组：

本文得到夏鼐先生之子，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夏正楷先生审阅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世界考古》编辑部的张良仁教授、郭颖珊同学对本文修改提出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编辑：郭颖珊

审核：张良仁

排版：晁蓉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