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蒋彝（ChiangYee，一九○三至一九七七年），最着名的段子，和享誉世界的饮品相关。一九二七年刚刚进入中国时，“Coca-Cola”有个拗口的中文译名“蝌蚪啃蜡”，不开胃到极点，可想而知长时间销售惨淡。负责拓展全球业务的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以三百五十英镑的奖金重新徵集译名。一位旅英学者从《泰晤士报》获悉，以“可口可乐”之名应徵，一击即中。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蒋彝。

 

如今看来，这个脱颖而出的译名在市场上的斩获，可谓令人击节。我上课与学生讲到商业翻译的“信达雅”，仍常以之作范本。其他提及包括“宜家”（Ikea）或者“露华浓”（Revlon），当然也是颇具典故的妙译，但总觉不及“可口可乐”活色生香。

 

这件事，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蒋彝是个很有趣的人；其二，他对中西文化触类旁通。但这本《伦敦画记》，副标题是“哑行者在伦敦”（TheSilentTravellerinLondon）。缄默的形象，总与有趣有些不搭调。事实上，字里行间的蒋彝“聒噪而温暖”。

 

“哑行者”系列，派生自他的个人经历。其字“仲雅”而谐音“重哑”，一是纪念早年投笔从戎，也曾金戈铁马入梦来（北伐期间，给自己更名为激情昂扬的“蒋怒铁”，略见一斑），但其间得罪地方权贵，他乡远走，有苦难言。再则初至英伦，英语能力欠奉，诸般感受语塞於胸，有声却类哑。“在湖区的两星期，我几乎完全静默，因平静而生的喜悦将会是我在英国的难忘回忆。”蒋彝对此念兹在兹，甚至以“重哑”罗马字首C.Y.作为自己名字的缩写，此後又送给了女友英妮丝．E．杰克逊（InnesJackson）作了名字“静如”（Ching-yu）。

 

 

看目录，总疑心蒋彝是巨蟹座，因为篇目整饬惊人。上半部是伦敦的春夏秋冬、风月雪雾，下半部是伦敦的男女老幼、书茶酒食。但读下来，行文风其实类似漫谈，随意跳脱，有些信马由繮。我喜蒋彝，在其谦和，将自己的文章低进尘埃里。他称所作画记，为“枕下书”或“茶馀饭後的谈资”，不为学富五车之人所着。并引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对读者的分类，不敢捭阖於肤浅、无知、饱学之间。其好有一比，说西方人很喜欢在中餐馆点“ChopSuey”这道菜，其实就是广东话里的“杂碎”。意在混合琐屑，亦成大观。所以，你在蒋彝笔下，看不到针砭时弊。谈及对政治的冷感，他甚而自称还不及认识四年的老邮差健谈。但有趣的是，在行文里，蒋彝频频提到一本喜欢的杂志《笨趣》（Punch）。这是英国着名的政治讽刺类杂志，以批判时事、揶揄时人着称。可见蒋氏的夫子自道，或许也是对自己一种大隐於市的人格保护。

 

事实上，他的文章里，处处入手於微，但又颇见英国散文之讥诮。比如他谈到某次宴请，关於女主人的形容，写道：“如果我说她类似鲁本斯（Rubens）画里的女士，你大概就知道，她看来什麽样子了。”这几乎是兰姆（CharlesLamb）的口脗。但整体上，上承明清小品性灵之风，或是西人爱他的地方。他谈伦敦的夏天，回溯乡情，说到中国人爱荷。其中有颇风雅的一笔，即将小撮茶叶置於花苞中，过一两日，茶叶便会散发微妙若无的香气。熟悉《浮生六记》的朋友，知其出处是主人公陈芸的作风。这一段用英文来表达，自然极其美妙。记得哈金的《等待》（Waiting），其中写人物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本是很普通的成语。但他用英文表达出来，是“伤痕累累，如周身鱼鳞密布”，便带来惊心动魄的“美感”。所以，蒋彝或也得益於这种文化桥梁的地位。

 

蒋彝的画家身份，与文并重。他的父亲是肖像画师，无奈早逝。蒋未得其传。後来四叔祖延请江州名家训导其子，这个表叔并不成器。靠旁听观摩，倒成就了偷师学成的蒋彝。足踏东西，鲜有执念，故而举重若轻。他谈伦敦雾，也谈写生，透纳、惠斯勒、庚斯博罗等信手拈来。我很喜欢的一篇，《在美术馆》（AtGalleries）。难得蒋氏有许多精准而朴白的艺术观念。如以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指代东西方艺术的含蓄平和与强烈深沉。“中国艺术技巧主观而空灵，尝试让人的感觉和自然的精神合而为一。相对的，西方艺术则是我所谓的客观而戏剧化，想用人的力量控制大自然。我发现西方的绘画是动态的，和本国绘画中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些观念，放到当今或不特出。但结合蒋所处的时代，是很先进的洞见。其坦言喜欢西方文化，却并无媚态。而以之躬身返照。如《谈书籍》一文，写白话文运动过後，中英出版及文学的异同，他写道：“在这儿我得强调，如今我们已能像欣赏古文般欣赏新式文章，我们还觉得，许多方面，前者对後者颇有帮助，可奇怪的是，虽然我们的新式文章较为容易，但许多西方汉学家并不乐意读，即使我们读的是现代英文，而非乔叟的古英文。事实上，我们宁可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自负於得以阅读‘古代汉语’。真了不起！可这麽一来，世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解该多麽深呀！”最後一句，令人读罢如坐针毡。盖因当今学界，情况亦然。某顾姓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文学大张旗鼓的全盘否定，或为明证。

 

 

即使长居英国，蒋看重华人的身份。这由他谈到中国的古典艺术家，以“我们的大师”称之可见。甚至，当名声日隆，也曾被误会是日本人。他在《日本画记》中以诗明志，“朝朝多少游春者，我是唐人知不知”。或许他的一双“中国之眼”，永远带着饱满的好奇，去刺探异文化的痒处。在他看来，英国作为民族的有趣，并不仅体现於会为了准点的下午茶而在战争中放弃攻陷敌手；也不仅止於可善待类似孔乙己行径的偷书者并视其为“雅贼”；更不单是将伟人塑像放在广场上任日晒雨淋、鸽粪盈额而没有凉亭遮挡。她拥有一个完整而迷人又匪夷所思的文化体系。《名字研究》大约最能体现这种文化对撞感。这篇文章令人莞尔，在於蒋彝放弃了一贯的淡和笔调，从无法容忍英国人对有上千个“比尔”、“约翰”、“玛格丽特”安之若素讲起，进而“谴责”这个国家取名的随意程度。这是一篇典型的吐槽文，甚至英国皇室也无法幸免。蒋氏认为是所谓“民主”影响了这个国家对名字的谨慎。中国人取名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而在英国堪布兰，一个卖羊肉的农民却可以也叫“羊肉”（Lamb）。那麽姓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巨大的好奇推动蒋彝做了似乎荒诞的事情，翻看伦敦的电话号码簿并发现了诸多“无法想像的姓氏”。进而推论，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来自“卡麦隆”（Cameron）家，意思是“歪鼻子”。一个窃贼可能是“高贵先生”（Mr.Noble），一个生病走路慢吞吞的人可能是“匆忙先生”（Mr.Rush），一个矮子可能姓“高人”（Longfellow），一名国会议员可能是“管家先生”（Mr.Bulter）。

 

这种揣测，或者带着点淡淡的恶意，也是两种文化对接时必然付出的代价。其实西人看中国的名字，又何尝不若此。有次小聚，一位艺文界的前辈，说欧洲电影圈，谈及张艺谋导演皆称Johnny，众人自然很费解。听他解释才明白，西人将张的姓名发音按自己的习惯拆解为JohnnyMoore，自然将张导演叫成了开修车行的邻家兄弟。

 

蒋彝笔下，中西有异。如英国儿童的成熟来自对大人的模仿，而老人则抗拒任何关於年龄的提醒。中国百善孝为先，以长为尊。渐入老境，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有相似处，比如体会“惧内”的尴尬，又视其为美德。

 

蒋彝的伦敦，着眼於人，包罗万象。见诸细节处，则犹抱琵琶，全赖中西读者各自解读。一如他写一个大雾天，中国友人带美国朋友登山的故事：

 

登上了山顶，四周尽是绵延的雾霭，尽头处是小山模糊的轮廓。“可这儿什麽都看不到。”美国朋友抗议道。“那就对了。我们上来，就是什麽都不看。”中国朋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