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竺可桢用颤抖的手握住笔，记下人生最后一篇日记：晴转多云，东风一至二级，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终其一生，竺可桢都秉持“求是”之精神，追求内心之良知，俯仰天地间。

满腔热血求学只为科学救国

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一粮商之家，他聪慧好学，酷爱读书。1910年，他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当时新兴的气象学。20世纪初，美国已拥有200余座气候监测所，而中国仅拥有香港和上海徐家汇的两座，且均不受国人管理。博士毕业的竺可桢深知中国在气象学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于是毅然决然拒绝了美国众多高校的邀请，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热情回到祖国。

回国初期，竺可桢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气象学、地理学等，后又担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其间辗转商务印书馆、南开大学工作各一年。1927年重返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

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竺可桢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全力创建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业务，推动全国气象台站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带头开拓气象研究，中国的第一本近代《气象学》也在此期间出版。

此后数年，他奔赴四川峨眉山、内蒙古包头、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建立气象观测站。在他的努力下，全国共建立了70多个气象观测站。在他的气象观测生涯里，有“三件宝”从不离身——钢笔、笔记本和温度表。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随身带着这三件东西，这是他做科学研究必备“武器”。

临危受命漫漫文军长征路

竺可桢一生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可是最后，他却做了一名培养科学家的“浙大保姆”。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次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他带领学生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因其线路和红军长征的前半段线路基本重合，因此此举被称为“文军长征”。

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壮举。且不说当时路途之遥远，生存环境之艰难，医疗卫生条件之差，敌军突如其来的轰炸，仅仅是“浙江大学搬到哪里，图书馆和实验室就用双肩挑到哪里”的坚持，就能让人看到这一路的艰辛。

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带着浙江大学的师生跋涉5000里，历经五省、五易校址。竺可桢十分赞赏明代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心同异，惟求其是”的信念，认为它可以作为“求是”之精髓解。艰难困苦时，他给学生做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

他勉励学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以后应能慎思明辨，必能日日新，又日新，发扬而光大之；为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在于努力去干吾人分内之事。

在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下，竺可桢奇迹般地将浙江大学发展壮大。在他刚刚接手之时，浙江大学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经过了13年的发展，浙江大学成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大学，是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不仅学校的规模得到扩大，其教学科研质量也是首屈一指，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五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

孜孜不倦科研之路不断求索

新中国成立后，欧美同学会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新中国的科学建设“召唤”人才。竺可桢联合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九人致函赵元任等人，希望他们在新中国建设之期，及早返国，共商中国科学院筹建之事。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主持相关科研工作。1953年，竺可桢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于1957年推向了全国。1961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全国各地开始按照统一的物候观测方法，进行常年的物候观测记录。中国广袤国土的自然资源摸底考察工作也是竺可桢亲自主持完成，这为后来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竺可桢还是国内最早呼吁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科学家。在内蒙古考察时，看着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竺可桢说：“别看现在的草原这样广阔，似乎永远这样生机勃勃。实际上，草原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旦破坏了这里的生态平衡，草原就有可能变成沙漠，永远不能恢复，后果不堪设想啊！”1963年，竺可桢联合其他科学界代表向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开展自然保护工作。

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到了晚年，竺可桢虽没有机会去野外考察，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寓所周围的小天地就是他进行观测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竺可桢细心观察动植物的变化，做好每一项记录。他还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系统阐述我国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情况。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价这本书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竺可桢一生，始终坚持求是精神，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曾跟学生说：“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自己，就是能担大任的领导人才。（文颖）

人物简介：竺可桢（1890－197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曾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