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錡豫

從位於臺北市重慶南路上的第一銀行，走到228公園旁的臺北賓館，這短短10分鐘的路程，卻曾是一位日本畫家的朝聖之路。

每天早上9點左右，畫家從第一銀行原址的朝陽號旅館，前往作為臺北賓館前身的「總督官邸」，並慎重的、莊重的執行一件重要的工作－臨摹「國寶」。

說是國寶，其實是在偏遠殖民地被「以國寶規格」珍重以待的藝術品。不過百年後的今日，政權交替之後，這件作品卻真的成了一國之寶，它就是《鄭成功畫像》【圖1】。而這位有幸與《鄭成功畫像》近距離接觸，臨摹畫作的日本人，則名叫那須豐慶【圖2】，日後他以「那須雅城」之名為人所知。

國寶現形記

藝術品自有其流轉、浮沉的歷史，《鄭成功畫像》也不例外。它被發現於臺北內湖一處鄭家後代的收藏中，後代鄭維隆稱，此畫是國姓爺過世前，命人所繪的肖像真跡，家族世代流傳。隨後此畫被鄭家後代敬獻給臺北知事，之後又再上呈給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這幅畫的出土備受重視，畢竟，有著日本血統的鄭成功，不僅在日本作為戲劇《國姓爺合戰》的主角而家喻戶曉。總督府也將延平郡王祠改立為開山神社，將鄭成功視作國家神道信仰的神祇。

另外，歷經明治初期西化湧浪席捲之下，大量古寺庭園荒廢，古代的藝術精品遭到破壞、捨棄的情景。日本在明治中期開始有系統的進行古物的調查、品第及保存工作。也因此，當這幅年代或可上溯至明鄭時期的殖民地「古美術」被發掘時，總督府自然不敢隨意處理，而是視為重要的政績。

那麼問題來了，如何保存？除了需要合適的空間來保管，若能將畫作的原況加以記錄、複製，未來需要修復之時，便可作為之後的參考。這種被稱作「現狀摹寫」的技術，在日本當時便被視為保存古美術的手段之一。透過臨摹，除了得以剖析、保存古代的繪畫技術，也能記錄古畫的舊況，複製後的作品能代替真跡在博物館內陳列展示，或是當作美術教材使用。

如此重責大任，佐久間左馬太託付給當時來臺旅行的畫家那須豐慶，那須師承日本畫大師橋本雅邦【圖3】，學習兼容西洋透視法的近代日本畫。而橋本雅邦同時也和鼓吹古美術保存、臨摹重要性的美術理論家岡倉天心交好。且那須豐慶的學長，日後近代日本畫的巨匠橫山大觀，也曾受託臨摹京都的阿彌陀佛古畫。

這幅摹寫自京都禪林寺《山越阿彌陀三尊像》的作品【圖4】（1896），橫山大觀便採用了「現狀摹寫」技術，將古畫破損的景況一併描繪紀錄。從師承及人際網絡的角度來看，不難想像那須豐慶同樣具備臨摹的技術，得以接受總督委託。

分身的國寶

接受委託後，那須豐慶開始漫長的臨摹作業。從1910年的12月24日開始，每天早晨，他會從朝陽號旅館前往總督官邸，在收藏《鄭成功畫像》的房間內慎重的進行臨摹，每日從早上9點一直持續到下午4點。最終具體完成的時間點不明，學者盧泰康根據摹本上的落款，推斷畫作的完成時間下限為1911年的秋天。

完成後，彷彿像是放下了重擔一般，那須立刻載筆南遊，從基隆前往宜蘭、花蓮、臺東一帶旅行，作為犒賞自己辛苦的行程。

在官邸期間，那須總計完成兩幅《鄭成功畫像》的摹本，一幅被奉納至祭祀鄭成功的開山神社中（以下稱「開山神社本」【圖5】），另一幅則贈予鄭維隆家族（以下稱「鄭維隆本」【圖6】）。而原跡因被視為「臺灣古美術唯一之資料」，因此以「國寶」規格奉納到坐落在臺北劍潭山上的臺灣神社（今圓山大飯店址）。

今日，原藏於臺灣神社的《鄭成功畫像》已移至國立臺灣博物館，而「開山神社本」則在戰後由延平郡王祠接收，在當時的交接檔案【圖7】中可以看到此畫被移交的紀錄。而「鄭維隆本」則流落民間、下落不明，不過臺博館有收藏一張當時所拍攝的照片。比較原作及兩張摹本，我們可以發現過往不曾被注意的有趣現象。

將三幅進行並置比較，可以發現，「開山神社本」與原作最為相像，兩作的人物、服飾、座椅皆相同，而且只有「開山神社本」是採取「現狀摹寫」，將原作的破損一併描繪。而在「鄭維隆本」照片上，卻未見對於破損處的描摹。而且比較原作及「鄭維隆本」，可以發現後者的衣袍、座椅都更加華麗、精緻，顯示迥異的複製態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根據當時報導，那須在接受委託時，便計畫好要將臨摹後的畫像奉納至開山神社。由此推測，另一幅「鄭維隆本」的製作，或許一開始就是為了移贈給鄭氏後代。也因此，在臨摹時，比起「開山神社本」所採取的「現狀摹寫」複製態度，那須及總督府更希望能製作出「全新的《鄭成功畫像》」，所以畫家才試圖更加地凸顯畫面的精緻及華麗表現吧。

就在那須豐慶臨摹《鄭成功畫像》的百年之後，2010年，根據中華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鄭成功畫像》被真正指定為「國寶」。

然而事過境遷，「國寶」中的「國」早已從「大日本帝國」輪替為「中華民國」。有趣的是，有著日本血統的鄭成功，在日治時期被視為日本南進的先驅，與大陸帝國進行對抗的島國政權，與20世紀上半葉日本的國家戰略相符，因此受到崇敬及重視。隨著政權輪替，在國民政府眼中，鄭成功搖身一變，變成對抗滿清統治者的漢人「革命」領袖及忠臣典範，成為少數在戰前被祭祀在神社內，戰後仍保有其崇高地位的信仰對象。【圖8】

星霜荏苒，原先收藏畫作的臺灣神社早已坍塌、改建，畫作也被移往他處。但無論是原跡還是摹本，《鄭成功畫像》先後被不同時代的政權賦予重要地位。然而當吾人剝去糾纏在畫作身上的多重符碼後，不變的是百年前，畫家在官邸的畫室內，安靜的與古代的美術品對話，一筆一畫，將崇敬的心情及心志寄託於畫中。最終超越了時空，在今日相映成輝。

參考資料

1. 劉錡豫，《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建立、展示與戰後流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2. 〈臺南市政府教育科經管延平郡王祠印章圖冊財產瓷產預金移交清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08-26，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29400034006。

3. 〈那須豐慶氏（畫家）〉，《臺灣日日新報》，1911-03-19（版2）。

4. 〈公告〔文選集注〕、〔康熙臺灣輿圖〕及〔鄭成功畫像〕等3件古物指定為國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告》，2010-06-14。

5. 日本美術院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日本美術院百年史 三卷上》（東京：日本美術院，1992）。

6.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