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烫发即是娼妓：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为何失败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推出的所谓公民教育运动，其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提倡礼义廉耻，要求国民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这场运动最后因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但中国共产党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奴隶式运动，礼义廉耻是野蛮行为，孔孟学说则为反动，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一切正代表着国民政府甘愿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其后，国民政府通过报刊、电台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

尽管国民政府希望把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推向全国，其宣传组织活动也曾热闹一时。但令蒋介石等人倍感尴尬的是，这场运动刚一开始执行就“出师不利”。

在时人看来，这场运动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蒋介石的“义兄”冯玉祥就曾批评“新生活运动”道：“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又打起麻将来。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身边的大官吃一桌饭要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真正的‘新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吗？”

面对冯的批评，为宣导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甚至带头吃素。

对于这场运动，不少独立知识分子评价不高。1935年，胡适曾经就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认为新生活运动所宣传的乃属做人的基本，这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后世的。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成为期间最大的败笔。一向同情宋家姐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就曾经说过，“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山东军阀韩复榘在新生活运动中更是迭出笑话。当新生活运动推行到山东，山东王韩复榘奉令行事，很快成立了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他想把山东变成新生活的模范省。

韩复榘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律。”按他的规定，公务员都穿布制服，夏天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袜、白手套。春秋冬三季一律穿黑，黑衣、黑帽、黑袜。公务员们相互开玩笑。说他们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

韩复榘不准留发，要公务员一律剃光头。这些规定谁都不能违反。谁要违反，轻的他侮辱戏弄你一顿，重的就要撤你的职，严重的干涉了公务员的基本人生自由。

当然，韩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和当时多是运动的执行者一样，不求甚解，浮于形式，他曾私下表示对现实运动的不理解：“新生活运行，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

运动3周年之际，蒋氏又总结道：“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当日已演绎出许多笑话。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因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别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此令一出，效果顿生。非但一般妇女不愿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转而把头发弄直。无独有偶，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曾要求重庆各理发店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企图让那些喜好剪发烫发的“闺秀名媛、知识女性、公务人员之主妇”能够望而却步。更恶劣者，如长沙市长王秉丞，将禁止女性烫发上升到中西文化优劣层面上来，说什么“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有伤风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

由于“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礼义廉耻”源自古老的孔孟学说，因此被中国共产党批判为“奴隶式运动”并视之为国民党甘做“帝国主义走狗”的标志。当然，批评声不止来自于国内。一向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就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动员的信号”

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新生活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严重脱离现实。当时的民众吃不饱、穿不暖，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哪里谈得上新的生活。

而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渐渐偃旗息鼓。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由此看来，不懂“运动”的彼得大帝是幸运的，而懂“运动”的蒋介石却是不幸的。

到了抗战初，侵华日军拍返其国内大本营的电报有云：“南京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可见该运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力。

进步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对之评价不高，甚至予以痛斥；民国时期的独立知识分子也对其颇有微词，新生活启动一年后，胡适在1935年4月的大公报发表评论，认为从概要上看“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常便饭的事情”，他进一步断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之类，乃属做人的基本，这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于世的”。他的见解赢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由于诸多阻力，加之连年战乱，国民政府再也无力兼顾新生活运动。1949年，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实在无余力再来兼顾新生活运动了，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15周年前夕，悄悄地指示“暂停办理”后来更销声匿迹，再也没有恢复，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