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使命——毛泽民扁担银行走长征

作者：火炉来源：重读老旧书 2023-05-23

从创办红色中国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抗战时期的经济保障，毛泽民一生最大的才能和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工农、为红军理财。

1934年，在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特别的大队，负责着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转移。

出发之前，“三人团”在不动声色中加紧转移前的准备工作，“扩红”运动一度成了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短期内，红军扩征5万青年参军。国家银行也奉命加紧赶印纸币，铸造更多的银元，为迅速扩大的部队提供军饷……

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跨过于都河，拉开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在突围前五天，毛泽民才得到转移通知。他匆匆结束了手头的工作，紧急组织国家银行的同志捆扎转移所携带的财物，落实人员编组，准备好扁担，箩筐等运输工具。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原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另外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他们从瑞金云石山下陂子村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

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但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实行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转移，第十五大对出发时，仍配置了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几十担纸币、四五担银毫和铜币，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近三年的时间里，辛苦攒下的最后的家底，也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十五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前后左右都有红军部队保护着。

有人曾这样说：毛泽民率领的是一支特殊的红军部队，他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的与敌人作战，但他们同样是战士。几万红军天天在流动，没有根据地，每天都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担子相当重。他们挑着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支撑着中央红军走过万水千山。毛泽民的职责不亚于前线的军团长和政委。

在长征途中，十五大队一直履行着国家银行的职责。全军的经费开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供给部部长林伯渠是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毛泽民是副主任。长征出发时，林老已经年过半百，虽然须发灰白，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但他精神矍铄，老当益壮。毛泽民更是主动争挑重担。

俗话说：远路无轻担，千里之行不带针。在长征开始的前三个月里，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脚步。十五大队的运输员们每人挑着六十斤重的担子，劳累和辛苦可以想见。而在十五大队，最忙碌，最辛苦的还要属毛泽民。他跑前跑后，权力照顾着尤如长龙的“扁担银行”。

每逢翻山越岭，他都最先爬上去，站在高处给同志们加油。遇到过河，他总要自己先去蹚水试试深浅。有些运输员身体不好，他就接过担子，挑过最艰险的一段路。到了宿营地他还要烧热水让大家烫脚解乏，布置警戒，时刻保卫“扁担银行”的安全。

在十五大队的100多副担子中，有一副担子毛泽民最为关照。挑担人叫黄德泉，是位30岁开外的“江西老俵”。这副担子到底装着什么东西，黄德泉本人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国家财产和文件。白天，这副担子由黄德泉挑着，晚上，则由党支部书记曹菊如负责看管。行军中，毛泽民见黄德泉太辛苦，经常接过担子，自己挑着走一段，有时还把担子放在自己的牲口上驮一段。

一次行军休息，突然敌机来轰炸，毛泽民不顾个人安危，一把拉起黄德泉躲开了。敌人的一颗炸弹正落在黄德泉刚才休息的地方。国家的贵重财产和黄德泉的性命都保住了。

长征前，毛泽民连续三年患恶性疟疾。讨厌的阑尾炎后遗症又时常折磨着他。长期奔波不定的生活，又使他患上严重的胃病。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他还在上海做过手术。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在一次翻山途中，因肩上的担子过重，毛泽民累得口吐鲜血。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才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他火速集结近20万军队，企图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蒋介石在湘江一线，调集40万重兵，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如同一张天罗地网，只等着红军钻进去。

血战湘江，红军几乎濒于绝境，出发时的8.6万余人，到此锐减为3万多人。红军到达湖南潇水时，若不是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部队实行了轻装，毛泽民领导的第十五大队也把印钞机和笨重物资抛到江里去，红军还不知道要在湘江战役中遭受多大的灭顶之灾。

湘江之后，毛泽东力争转兵，挥师西进，甩开薛岳，打乱了蒋介石的得意部署，而后进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红军即将迎来巨大的转机。而毛泽民所率领的中央银行，也迎来巨大的转机。

王家烈在这里囤积食盐，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人相当普遍。红军进程后，没收了很多食盐。仅在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里，就有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红军把这些大量的低价出售给老百姓，使得红军的财政得到了喘息。在这里，毛泽民用食盐换来的钱，不仅让军队吃上了饭，而且还购置了大量的药品，这对日后爬雪山、过草地、救治伤员，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民的经济能力，从瑞金到延安、再到乌鲁木齐，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现在讲历史，却总要过分抬高薄、陈等人的经济能力，把他们当作是“党内财经第一高手”，比如在讲国史的时候，总要突出一下建国之初上海的“米粮之战”。其实，在我党近乎无限的调运能力和动员能力面前，上海囤积居奇的奸商手中持有的物资是不值一提的，其败北是注定了的。与陈、薄等人的经济能力其实关系不大。

有人想在非毛化之后，树立起几杆大旗，好说明前30年的经济之所以还有所成就，是因为有一波“务实的，顶住歪风的”老干部的存在，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陈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坚称：如果分田，可以在四年内完成灾后重建，否则需要八年，但是，我们没分田，仅仅两年多时间完成经济恢复的事实，恰恰说明陈对经济是没有把握，或者严重缺乏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