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是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曾任民建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担任同济医工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实习工场主任期间（1919-1921年），曾结合学生实习生产德式车床。此举在提高学生实习质量、增加工场收入、为学校节约开支的同时，实现了教学、生产和社会服务相结合。这正是今闻名遐迩的“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起点，对新时代“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建设乃至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跟着胡厥文的脚步，看看他如何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胡厥文
1954年4月，毛泽东与胡厥文握手交谈
1960年4月 周总理与胡厥文握手交谈
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胡厥文（1895-1989），原名保祥，字厥文，后以字行，出生在嘉定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父亲胡光墉是晚清秀才，开明豁达，热心公益。胡厥文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1914年，胡厥文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西安工程大学等校前身之一），于1918年毕业。1915年春，胡厥文在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就读期间，和沈恩孚之女沈方成结婚。
1965年胡厥文、沈方成结婚50周年合影
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定居嘉定。曾任宝山县学堂教习、龙门师范（前身为龙门书院）首任监督、江苏省都督府民政次长、江苏省公署秘书长、江苏省教育会长等职。全面抗战爆发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直到病逝。沈恩孚还有个重要身份，即同济常务董事，是1917-1923年间同济主要决策人之一。
沈恩孚
沈恩孚曾任同济常务董事
沈恩孚被推举为董事会主席（常务董事）
1918年，胡厥文从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沈恩孚将其推荐给了同济校董，时任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的李维格。胡厥文去汉阳铁工厂报到时，汉阳铁工厂总办吴任之拟委之以“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但胡厥文却提出自己想当一名学徒工。理由是，自己刚从学校出来，缺乏实践经验，做学徒工能学到手艺和技术，补书本知识之不足。就这样，胡厥文成了汉阳铁工厂机械股的一名钳工学徒，后又到劳动强度更大的化铁股做炉前工，每天累得腰酸背痛。但胡厥文不仅没有怨言，而且干得十分起劲。这也为他以后开办工厂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年后，胡厥文还自豪地回忆起自己做小工的日子。
沈恩孚、李维格同为同济董事会成员
1919年初，胡厥文回到嘉定度假、探亲期间，与沈方成一起去看望了沈恩孚。作为同济常务董事，沈恩孚非常熟悉同济内部情况。谈话间，他说起同济机械、电器、木工3个实习工场德籍主任因德国战败而被遣送回国，致使工场无人管理，学校正在物色接替人选，他也正为找不到合适人选而发愁。当沈恩孚听了胡厥文在汉阳铁工厂当学徒工的收获和“实业救国”理想时，就问他是否愿意到同济出任实习工场主任一职。胡厥文欣然同意。经过沈恩孚的推荐，1919年1月，胡厥文正式就任同济实习工场主任。
1919年1月，胡厥文就任同济实习工场主任的相关记录
当时，作为教学实习场所，同济实习工场设备较新，40多名工人中有不少是高级技工，条件较好。胡厥文上任后，决定先从整顿纪律、健全制度着手。按规定，工场应当早上7点开工。但由于3个工场原德籍主任和学校其他教职工一样要到早上8点钟才上班，因此，工人们也都不按时上班，无形中就把上班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从而使学生实习前的准备工作质量受到了影响。胡厥文到任后，除了向大家说明做好实习准备工作的意义外，还制作了一个“名牌箱”。每天清晨，他都提前到达工场，一到7点就把“名牌箱”锁好，凡是迟到的人都必须向他说明理由，再由他开箱将名牌挂入。大家见主任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都不敢懈怠，很快就养成了准时上班的习惯。
其次，坚决杜绝损公利私。胡厥文在工作中发现，工场内用公家材料做私活成风，不但工人自己做，有时还给学校中职位较高的教职员工做，而且都不付钱。胡厥文为此专门向学校作了汇报，指出这种损公利私的风气不仅使学校受到了损失，也损害了教职员工形象。他向学校建议，今后任何教职员工都不得私自委托工场工人制作私人物品；凡是要在工场内制作私人物品的必须由工场统一安排，在物品制成后须由工场按工料成本开具发票统一收费。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后，胡厥文也身体力行，他个人制作了一套机器工场模型捐给嘉定教育馆展览，但照价付款。这个做法在工人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此，工场间照价付款的规矩也就立起来了。
第三，向学校提出结合学生实习任务制造德式车床。实习工场的任务原是为学生实习提供机会，使之掌握初步的操作技能，但工场自身不生产任何产品，也未有任何产品销售收入，所有经费都由学校划拨。胡厥文上任后，发现根据工场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制造机床。他向学校力陈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实习活动结合产品的制造，可以丰富学生在设计、制图、成本核算、节约用料、降低工时及提高质量等方面的实际知识；二是可以增加工场收入，使之逐步做到经济独立，为学校节约开支。这一设想很快就得到了校方支持，实习工场仿制德式车床工作也顺利展开。
为此，胡厥文策划作业流程，还亲自检查图纸，解决加工难点。经过4个月的奋战，第一台德式车床终于诞生了，并且通过试车，性能良好。就这样，在将近两年时间里，同济实习工场共生产了6台车床，创值3000余元。对这部分收入，胡厥文也主动兑现承诺：除部分用于工场建设外，其余上缴学校。胡厥文后来坦言，在这一段实际工作中，尤其在完成学生实习任务的同时把产品生产工作结合进去，虽然增加了组织计划工作的复杂性，但对自己来说，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
通过在同济实习工场的锻炼，胡厥文对如何办工厂有了初步体会，感到自己基本上具备了办工厂的能力。于是，他在1921年冬辞别同济，走上自主创业、“实业救国”之路。1922年元旦，胡厥文在上海塘山路（今唐山路）创办的第一个工厂——新民机器厂正式开工投产。
《上海铜铁机业双月刊》1931年第3卷第1期
唐山路796号是新民机器厂旧址
1949年上海机器厂同仁联欢会留影
此后，他又相继创办了合作五金制造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大中机器厂等企业，享誉上海滩，成为上海民族工业的杰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受胡厥文影响，三弟胡叔常于1920年9月考入同济机师科，后成了胡厥文重要助手和合作伙伴，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
胡叔常于1920年9月考入同济机师科
胡厥文虽然离开了同济，但以其推行的改革为基础，同济实习工场的模式却保留了下来，不仅提高了学生实习质量，实现了经济自给，还能补贴学校。这也为“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日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叔常曾捐赠旧线圈给同济附设工厂
文字：章华明 梁旭莹
编辑：吴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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