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宣扬郑成功的“抗清”事迹？
“中日混血儿”郑成功
古代中国南海、东海方面的赴日帆船，借夏季南风北上，往往直指日本四大主岛中最接近中国大陆的九州岛。而地处九州西北部的平户，往北经博多、关门海峡、濑户内海联结着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京都，因此成为商船辐辏之地。名震一时的倭寇头目王直、明末海盗甲必丹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均曾逗留于此，而参与华人海商贸易网络进入东亚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势力也纷纷在此设馆通商。
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出生于平户，其父芝龙曾以此处为一基地驰骋于东/南海域，乃当时华人武装海商集团之翘楚，其母田川氏即平户人。今日的平户偏僻而安静，人口减少、市面略显萧条，只有郑成功儿诞石、王直六角井、天主教堂、荷兰商馆等遗迹默默诉说着曾为“西日本之商都”的繁嚣。2013年，新设立的郑成功纪念馆在川内町开馆，馆中复原了郑芝龙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每年7月14日在平户举行的郑成功祭祀活动也吸引了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游客。此外，以郑成功为主角的“国性爷合战”相关剧目作为日本传统名剧年年上演——在新的时代，与郑成功有关的历史遗产仍体现着其跨越国界的特殊价值。
郑成功一生奉明朝正朔，于东西两洋筹饷兴军，以闽广一隅对抗强清，迫走荷兰人收回台湾，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等地广受崇拜。而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日本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宣扬，与其国情需要息息相关，在此简单梳理，不揣谫陋，就教大方。
歌颂郑成功的“日式忠勇”
顺治十五年（1658），郑成功北伐进军南京之际，曾联络日本，在给日本“上将军”的书简中称自己“生于日出，长而云从”，希望通过强调日本出身来获取日方的支持。但由于当时德川家光政权严守“锁国”政策，郑氏的求援请求终未得到幕府回应。
此时日本统治中枢对成功的身世未有深入了解，认为海商首领郑芝龙是在平户“卖履送岁”，甚至混淆郑成功与南明鲁王一系的郑彩为同一人。但是，一些日本上层知识分子（如幕府儒官林春胜等人）视清朝为鞑靼、夷狄，并认为成功之母田川氏于泉州自尽、成功反清复明态度坚韧均因“母子共存日本武勇之风”，仍对郑成功给予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自江户时期起，泉州城破后田川氏宁死不逃，目睹这一幕的清军言“妇女尚尔，倭人之勇可知”的叙述已成定式。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郑成功之子郑经从台湾发兵大陆加入战局，吴三桂、郑经反清檄文亦经华商传至长崎。林春胜虽还不能预测吴郑之胜败，但仍发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慨叹，对反清一方的胜利给予了极大的期待。不过，三藩和郑氏等反清势力内讧不断，尤其是起初打着复明幌子的吴三桂悍然称帝之后，得知此一消息的林氏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断言吴三桂“非忠义而篡夺”，并认为吴、郑为“蜂蚁之类，不足算也”。郑氏台湾降清之后，幕府根据不断入手的大陆信息，开始理性看待清朝的治世，文书中对康熙的称谓也由“鞑靼康熙王”转变为“贤君康熙帝”。
在日本民间，江户时代日本出版文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量中国舶来的明清鼎革相关书籍得以传播复刻，由居住长崎的华侨后人收集故老传说并参考诸书而编纂的《明清斗记》亦版印行世，其中就对“豪杰大丈夫”郑成功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以《明清斗记》等为基础，被称为日本莎士比亚的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了他的传世作品净琉璃《国性爷合战》（1715年大阪竹本座初演，标题以“性”代“姓”表明其虚构），主角就是明朝国姓郑成功。这一场面浩大的剧作风行日本，父在唐土、母在扶桑，和、唐混血儿“国性爷”和藤内（郑成功）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当然，在这里“国姓爷”的勇力来自神国日本天照大神之加护，其忠义也源自日本世风之熏陶。
《国性爷合战》之后，近松门左卫门还创作了《国性爷后日合战》、《唐船噺今国性爷》等剧本，其内容都突出了郑成功母子的日式忠勇，强调了神国日本的优越，让在 “锁国”状态下局限岛中的人们获得了某种思想上的解放感与对于海彼清朝的优越感。
在江户时期，除了从郑成功母子的忠勇行为引申出日本作为“武忠”之国的优越性外，南明及郑氏的日本乞师也被认为是“前代未闻，幕府武威遐播，神德光被”的证据——尽管幕府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有打算派出援兵。
《国性爷》系列剧目的成功，在日本也引发了长时间的郑成功热，水户藩藩主德川齐修就是郑成功的粉丝。他甚至命彰考馆总裁川口长孺综合中日记载编著《台湾郑氏纪事》一书。就本书来看，其中也有以郑成功为日人（成功亦犹吾民也），且标榜其忠烈“亦非我神州风气之所使然”的明确目的。在江户幕府末期尊皇攘夷思想的策源地水户，郑成功作为明朝忠臣持续抵抗夷狄清朝的事迹，可以说是在日本国粹主义的观点下被重新发掘整理。
总体来看，虽然郑成功生于日本，但直至起兵抗清乞师日本之时，幕府上层对其身份经历都无深入了解，然而这并未影响日人对其抵抗鞑靼清朝的正义性之认同。而“国性爷”剧目的流行更固化了郑成功武勇忠义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被与日本民族的优越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郑成功抗清”动员“日清之战”
在1872年将琉球王国变为琉球藩后，日本的目光开始瞄向台湾。1874年5月，谷干城等率兵从长崎侵入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同年12月，染崎延房编《台湾外记——一名国性爷》刊印，书中即提到出兵台湾背景下了解台湾历史的必要性，突出强调了 “日本魂”的体现者郑成功开创台湾事业之事迹。
这一时期，继承江户时代的、通过郑成功来体现日本民族优越性的模式仍然存续，当然评价对象在武勇之外加上了日皇“万世一系”的叙述。但同时，在台湾出兵以至甲午战后割让台湾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郑成功作为“日本人”从荷兰手中夺取台湾，并在台湾建立统治机构的叙述不断被重复强调。
另外，日人还有着德川家光在明清鼎革之际未能应郑氏请求出兵大陆的惋惜心态。小仓秀贯于1891在《徳川家光支那侵略の企図》一文中就写道：
家光企此鸿图，盖因明清征战胜败未决，寄望突出奇兵以收渔翁之利，既闻福州败绩，终至断念，嗟乎惜哉！其时百战谏磨之士尚存，徒为髀肉复生之叹，以家光英迈，决行此举，则不啻于世界史册永留赫赫雄名，或一变锁国之策，同各国骈驰竞争，于东洋现出一大强国，亦未可知也。
小仓的说法影响极大，以后相关叙述多本此说。但是，近年东京大学小宫木代良教授详细分析了德川家光政权应对日本乞师的过程，论证了德川家光一开始就无意应南明、郑氏请求出兵大陆的事实。他还明确指出，认为家光企图寻机进军大陆的说法是“近代日本对外膨胀思想的反映”。
与此相对，郑成功占据台湾，却有让日人深感庆幸的一面。1894年出版的春阳堂《古今名誉实录》为彰显古今伟人事迹之作，其中对郑成功的评价为：
台湾岛岂止富于山海之利，形势诚东洋无双，泰西诸国一旦傲然占据此处，则日本支那命运皆归其掌中，纵有大政治家大豪杰出世亦无从施策。若成功未将荷兰征服，复收台湾为我东洋手中，则皇国清国之形势必际遇非常之危险，东洋之人，敢忘成功遗绩。
此处将本属中国的台湾泛化为属于东洋，经此转化，成功即从中华民族英雄转为东洋中日之英雄。但这里除了庆幸列强势力未能占据台湾，是以中日没有面临更近距离的压迫外，还有日本得以避免从欧洲强国手中夺取台湾，而可从更弱的中国手中赚取之庆幸。
甲午战前，清日对立。依田学海《国性爷讨清记》（六合馆弦卷书店1894年）就在其前言中云：“此书登载国姓爷以日本人之气象与满清战斗之大略，要攻取台湾，攻取台湾慰藉国姓在天之灵。”郑成功的抗清形象，作为动员日本人与清朝作战的资源，于此得以强调。
不仅仅是台湾，该书结尾部分更进一步发挥：杀尽清人，恢复唐虞殷周以来历代衣冠之旧俗，在此之后令其归我日本所有，则不亦快乎。这里通过郑成功旧事，将清朝比为应该尽灭的夷狄，最后更要以日本统领衣冠中国，郑成功事迹几乎完全被当做日本侵华之历史渊源。
另外，我们还能看到，日人对于郑成功反清色彩的强调也影响到了清末留日中国革命派人士，宋教仁就曾认真研读过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等革命派书刊也对汉民族的英雄郑成功给予热情讴歌。
以郑成功故事宣扬殖民台湾
甲午战后，割让台湾。1895年10月丸山正彦出版《台湾开创郑成功》（嵩山房）一书。序言中，丸山由平户郑成功纪念碑石（1848年建）谈及郑氏的日本出身，继而褒扬其抗清、开台之功绩，以郑成功为日本精神之代表。接着又谈及日本占领台湾事云：“将军遗恨透于骨髓，虽死不能释然之清朝，今不能抗我仁义之师，以媾和修好之结局，略整善邻旧交，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于其生国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匪徒镇定之期渐近，将军之灵魂定亦喜悦翱翔于长空国土，仰我天皇高远之威光深厚之仁慈。”以郑成功故事为占台正当性之宣传。其在叙述郑氏请援事时，还批评幕府逸失出兵大陆之机，对乞师的拒绝暧昧无理，没有体现出“像男儿一般堂堂正正的日本”。
同年11月1日台南民政厅设立当日，日本侵台南进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更亲自前往延平郡王祠拜谒。在其后发布的告示中高岛强调成功“母子忠烈义勇，无一不出日本国风之余”，并命令“全岛土民深思教化之处由，其能表敬，毋敢或妄渎”。
1915年，中村久四郎就郑氏乞师写道：“然当亡国危机，古来妄自尊大之支那人对平生视为东海一小国之吾邦，亦忍嫌忘怨，乃至卑辞厚礼，其都督将军称臣请兵乞资，其心亦深可怜矣。而当时我国情竟不能断行出援出资，千里远来之使臣皆空手而还，沥血披衷之书亦未奏效，实为明人所悲。遥想当时明国君臣苦心，予亦心动感伤，暗自涌泪。更以本邦政治家对大陆政策之眼光视之，遗憾叹息之情亦深。”此时正当日英联合军攻占时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之后，中村所发议论自与此时代背景深切相关。
1929年稻垣孙兵卫在台北出版《郑成功》（台湾经世新报社）一书，该书是应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的要求而作，田之前特别指示稻垣要着意向台湾本岛人宣传郑成功乞师日本之历史。书中论及郑成功及施琅的功绩有如下描述：
（台湾）自郑成功后始为一独立之国，若天假郑成功十年二十年，即菲律宾不能收其领下，但定会支配东洋海权，取得相当成绩。惜台湾领有翌年即成为白玉楼中之人。后为群小争权之场所并举国归于支那。但是，其时如果支那仍从往日放弃此地之策，则肯定为红夷荷兰或西班牙乃至佛朗机捡取。如此要想再收入日本手中即不容易。因此，郑氏之后台湾为支那领有，可看做在我邦锁国之时替我暂时保管，二百年之后复归还于我，而施琅反对放弃台湾，即认为是为了我帝国亦不为不可 。
稻垣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呼应了前述春阳堂对郑成功从荷兰手中夺取台湾的评价。中国之台湾变为东洋之台湾，再变为郑成功从西夷手中夺取后交给清朝保管、继而送归日本的台湾。通过郑成功历史功绩的牵线，日本台湾当局也在强调着其殖民台湾的“历史合理性”。
1942年7月7日为“支那事变五周年”，石原道博在这一天为其著书《郑成功》（三省堂）写了序言。这本书里石原将郑成功之举动与日本侵华战争相联系进行了如下表述：
倭寇之活跃从北部朝鲜沿海开始，经辽东、山东，次第南下江浙、闽粤，其中当然也攻略南京，进出台湾、海南岛，直指南海各地，此可以比拟郑氏之沿海经略、南京围攻以及东西南洋之商贩贸易，乃至驱逐荷兰人的台湾攻略、慑服西班牙人的吕宋诏谕。而此次支那事变以来大东亚战争进展诸事之一斑，亦可看到与其一脉相通之处。
在这种极为勉强的附会中，倭寇之跳梁、郑成功之抗清都好似为日本侵华战争作了历史的演习。而在石原1945年出版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的研究》（富山房）中，在论述郑氏、南明乞师时不断强调的“古代支那与我国唇齿辅车”之关系，也明显是为 “东亚共荣圈日满支一体”的政策进行历史背书。
历史上，日人远洋航海并不活跃，1630年代后期“锁国”令发后“朱印船”即遭废禁，仅有少数遇风漂流人员具有海外经历，因此体现日人与域外关系的历史资源极为有限。在此情形下，有着日本血统、且为海商集团首领，还自立门户与强清周旋的郑成功事迹，成了日本对外扩张时能够加以利用的稀有资源。江户时代日人主要以郑成功为媒介来进行自他对比，体现日本优越性；而明治以后的对外扩张时期，郑成功与清朝的战争，郑成功的日本乞师、台湾占据，郑成功与西洋列强的对抗等，都被利用为鼓动大陆侵略、宣传日方开战“正当性”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