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鲁迅有何仇恨 文革中竟逼死许广平

　1968年1月，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迹和书信共计1,054件，共四大箱，被“四人帮”党羽戚本禹从文化部拿走。这年3月2日，鲁迅伴侣许广平才知道这件事。她忧心如焚。很快就病倒离世了。至于鲁迅手稿为何会被盯上，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鲁迅之子周海婴才知道，原来江青在上海时曾有很多丑事，有一些，鲁迅在文章中有所反应。本文摘自盛京关捷的个人博客，原题为《周海婴“告御状”的真相》。

　　毛泽东的批示是“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十一月一日”。

　　周海婴的信，是请主席下令出版父亲鲁迅的书信。末尾用钢笔字签了名。

　　我如获至宝。立即给周海婴打电话，请教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周海婴先生说：“那时还没有冒名顶替的事。那个名是我签的，记得是用钢笔。”

　　接着，周海婴讲述了1975年10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的内幕。

　　鲁迅手稿被“四人帮”党羽抢去，许广平忧愤而死

　　1968年1月，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迹和书信共计1,054件，共四大箱，被“四人帮”党羽戚本禹从文化部拿走。从此，下落不明。这年3月2日，许广平才知道这件事。她忧心如焚。

　　这位患有严重心脏病例的七旬老人，决定立即给总理写信。她写到了深夜，总算写完了。这时，她担心总理看不到，就让周海婴带她到好友董秋斯家，征求他对这封信的意见，和下一步的做法。

　　到了董家，许广平把信交给董先生，在董先生阅读的过程中，许广平激动地讲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及自己对这件事的愤慨。

　　就在这时，周海婴发现母亲脸色不对，而且老人正在用手在掏兜里的药。他马上意识到母亲是在找硝酸甘油，他连忙帮母亲拿出一片放在嘴里。过了一会儿，母亲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又给老人放在嘴里一片。

　　但这一切都晚了。许广的身体瘫软地椅子上，慢慢地下滑，并失去了知觉。

　　周海婴立即带母亲去北京医院。路上，他摸母亲的脉搏还在。可是，当时正是乱的时候，医院连值班医生也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女医生，周海婴恳求她抢救母亲。女医生一查，许广平的病历卡没有了，原来她被当做走资派被取消了在北京医院的治疗权，治疗权被转到了北京大学医院。

　　周海婴再三求女医生救人，但女医生非要他去找病历卡。

　　就在这时，许广平去世了。

　　当晚10时，周恩来总理到医院悼念许广平。在安慰周海婴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医院的负责人。

　　这时周海婴把许广平写给周恩来的信交给了周总理，恰好这时江青也来了，周总理看完后，交给了江青。

　　江青夸张地说：“就冲戚本禹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

　　周总理在当天晚上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决定提审戚本禹。傅崇碧将军负责此事，戚本禹交待，“鲁迅手稿在江青那里。”傅将军带人到钓鱼台18号楼去取，遭到江青臭骂。江青起初不承认，后来，又骂机要员。最后，不得不交了出来。她说：“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主席的五卷手稿也丢了。”

　　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江青与林虎合谋，搞了个“杨、余、傅案件”，把傅崇碧抓了起来。

　　“四人帮”步步紧逼，手稿危机进一步加剧

　　那一批被戚本禹抢走的鲁迅手稿，在周总理的关注下，失而复得。但周海婴的母亲许广平，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遗体告别后，周恩来总理对周海婴和他的孩子说：“我太粗心了。”这让周海婴很感动。

　　周海婴办理完母亲的丧事，上班了。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然而刚过了半年，平静就消失了。

　　有一天，周海婴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走进他的办公室。

　　周海婴有点奇怪，这回这个造反派突然对他表现出了热情和礼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过去一向是横眉冷对的。聪明的周海婴不由得警觉起来。

　　果然，狐狸的尾巴很快露了出来。

　　“周海婴同志，你父亲的手稿和其他遗物还有吗？如果你搬家时发现有新的，马上报告我们，上面对这个很关心，我们可以代你转交上去，保存到最安全的地方。”

　　周海婴马上回答说：“我父亲的手稿和一切遗物，都让我母亲交到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了，家里一点也没有了。”

　　那人听了，悻悻而去。

　　周海婴陷入沉思。“上面为什么这么关心父亲的东西？”他知道“上面”是江青，但江青为什么要这样他不知道。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知道，原来江青在上海时曾有很多丑事，有一些，鲁迅在文章中有所反应。

　　周海婴思考的结果是，父亲四大箱子的手稿虽然被追回，但仍不安全。这从“上面很关心”就可以看来，这从因为追手稿出现的“杨、余、傅”冤案就可以看出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本来是奉总理的命令追收鲁迅手稿，然而，最后却被抓了起来。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一外宾时，本想送一套《鲁迅全集》，可是，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却被禁了，理由是注释有“政治问题”。总理只好给周海婴打电话，向他要这套书。

　　这件事，让周海婴看清了“四人帮”吹捧鲁迅后面的真相。

　　这时，“四人帮”迫于压力，出版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但鲁迅的书信新发现了近200封没有收进去。周海婴担心这些书信有一天落到江青等人手里，可能要危险。

　　于是，他想到了出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200封书信传播到人民群众中间，到时即使再禁，也来不及了。

　　姚文元阻挠，胡乔木向周海婴建议：“直接给主席写信”

　　周海婴为此，开始了奔走。鲁迅真是有个好儿子，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努力，依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鲁迅作品的全貌了。

　　文学界的老前辈都同意周海婴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公开出版，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这样，周海婴就去找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负责人石西民，说明自己的愿望。石西民非常赞同他的想法，立即着手申报。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就是成了大问题。

　　石西民申报多次，也找有关上级交涉了多次，就是批不下来。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掌管新闻出版大权的姚文元压着不批。原因是什么呢？

　　经多方打听，表面上是“这些书信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所以不能出版……”

　　石西民找到周海婴，说：“对不起，我真的无能为力了。”周海婴向他表示了感谢，

　　但他不能接受姚文元提出的所谓理由。一是，他认为，很多人虽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坏人”，但在当时还是好人；二，即使当时真是坏人，但那也是历史的原貌，对研究鲁迅是大有价值的呀。

　　周海婴身上有着鲁迅的倔强，他不甘心。

　　1975年深秋，周海婴去南长街看望老前辈胡乔木。

　　胡先生对他非常热情，对他说：“桌子上有水果，你吃吧，别客气。”周海婴哪有心思吃，他趁机说出了自己的心中事。

　　胡乔木听了，沉思了一小会儿。突然说：“主席刚刚做完眼睛手术，最近这些日子可以看一些文字了。你不妨写一封信给他老人家。字要写得大一些。现在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这信我可以请他转给主席。到时，看看效果怎么样。”

　　周海婴大喜过望， 他决定回家给毛主席写信。他想，胡乔木能出这样的主意，说明他心里是有数的。因为他是毛主席的老秘书呀。

　　“告御状”后心里忐忑不安，三天后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28日，从胡乔木家里回来，周海婴铺纸申毫，想起“文革”以来，围绕着父亲鲁迅手稿的种种风波，还有母亲的死，他满腔悲愤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八大页“御状”

　　周海婴和鲁迅一样，是个正派直率的人，从对毛泽东的称呼上就可看出这一点来。他没有写当时流行的“四个伟大”，而是直呼“主席”，开篇也没有什么客套话，而是直接说事。

　　首先，他报告了现存鲁迅书信出版的情况，也报告了母亲去世的详情。同时，对鲁迅尚未出版的200余封书信的不能出版，表示了不满。对此，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评论道：“如果有人认为鲁迅书信的受信人有的后来成了坏人而不能出版，那么，我想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障碍。因为在马恩著作中，就有许多马恩写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出版马恩的这些著作……近年来，我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但始终没有能解决。”

　　在信中，他还对前些年出版的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的不完整，谈了看法。同时，对鲁迅博物馆的级别由国家级降到区级，提了意见，认为这样是不妥的。

　　周海婴把这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封信上。

　　他兴冲冲地跑到胡乔木家，把这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胡乔木，请他交给邓小平，然后再转交毛泽东。

　　从胡乔木那里回来，周海婴有些担心了。万一这封信毛主席看不到，而被姚文元看到了，那可就要出大祸了。他上班不安心，下了班，回到家，也难以平静。可是，后来，他想到了胡乔木和邓小平，凭着对二人的高度信任，很快对那封信恢复了信心。

　　喜从天降！

　　三天后，石西民告诉他：“毛主席给你的信批示了。老人家说同意你的建议。”周海婴听了，愣了许久，他有点不相信。毛主席真的能看到，毛主席真的能同意我的建议？

　　11月上旬，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找周海婴谈话，他说：“海婴呀，张春桥已向我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给你的批示。当务之急，是要落实批示精神……”

　　这时，周海婴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全文————“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周海婴在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的信上，都签了自己的名字。笔者收藏的那一份，上面打着一个大的红字，“第十某号”。

　　张春桥对批示阳奉阴违，落实工作一拖再拖，效果一般化

　　1975年12月5日，根据周海婴的意见，王冶秋写了个落实方案，呈给毛泽东主席。方案就鲁迅书信和著作的研究出版的规划安排等事项，作了具体汇报。很快，毛主席批准了这一方案。

　　周海婴满以为这回一切都解决了呢。

　　12月25日，国家文物局召集有鲁迅研究专家参加的顾问会议。周海婴应邀出席，他在会上看到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曹靖华，还有林辰、戈宝权、杨霁云等人。

　　但会后，张春桥却迟迟不听汇报。20多天后，王冶秋又找到他要求汇报，他又以到清华大学处理问题而拒绝了，并且说“清华大学的事是纲，你们这个事只能算是个目。”其态度，显而易见了。这里，除了他内心仍记恨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那篇文章里对他的批判外，恐怕还有江青的意思。

　　对此，周海婴心里多少能揣度出一些来。

　　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等。

　　1976年2月27日，石西民以国家出家出版局的名义再次上报《关于鲁迅著作出版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要赶在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前的八月份，重新出版几种鲁迅著作，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当时，还剩五个月时间了。

　　然而，报告上去一个月，仍然没有消息。石西民只好直接给张春桥写信，提醒他：“时间紧迫，安排出版和印刷工作要抓紧……”

　　这回张春桥批复了，但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他说，既然周海婴找到了主席，主席也批示了，那么，还找我做什么，这么啰嗦？话是这么说，但真要是不找他，则更麻烦。

　　周海婴认为，张春桥的态度，和江青、姚文元的态度是一样的。

　　果然，后来的情况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本来，国家文物局打算要出几十册鲁迅书信、日记。相关编辑忙了小半年，结果连装订也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研究室倒是成立了，但由于经费等问题，日子越来越难以维系，以至后来，大多数顾问、专家都撤离了，只剩了四个人。

　　周海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四人帮”声称的对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不过夜，指的是对他们有利的那一些，对那些或夸大到极端，或断章取义。对不利的那些，或者是压下来，或者是拖延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