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从新生活运动看民德之殇

核心提示：新生活运动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但表面形式远超过预期效果。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新生活运动的覆辙，不能“运动”或“活动”过后，民德堕落总是“涛声依旧”甚至“有过无不及”！民德提升始终“任重道远”甚至“可望不可即”！

新生活运动 资料图

本文来源系作者赐稿，作者：岳庆平

最近拜读110岁的周有光先生几年前的一段话，我确实颇有感触和担忧，也引起联想和反思。针对这些年文化和民德方面的种种问题，周老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对周老的这种判断，大家肯定见仁见智，甚至争论不休，笔者此处姑置不论。但笔者由此联想到和反思起民国时期针对文化和民德问题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当时蒋介石鉴于仅靠政治欺骗和武力高压已难维持统治，“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他寄希望于超过政治、物质和武力的精神力量，即所谓“精神力量的伟大,超过于一切物质的力量和一切武力。”蒋介石指出，“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邓演达认为，蒋介石的遗传意识和灵魂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蒋介石鉴于无礼不义、寡廉鲜耻之徒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烦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散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 所以体现精神力量的“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他强调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符合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又从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说法，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蒋介石当时对“礼义廉耻”的诠释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后来结合抗战需要，又修订成“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蒋介石亲自发动并高度重视新生活运动，不仅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还接连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讲话，并督导编印《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新生活运动章则》等文件。宋美龄作为妇女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从总体上说用意深远，切中时弊，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同时在解决文化和民德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但确实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表面形式远超过预期效果。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就指出：“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1949年，国民政府因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