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以学者姿态捍卫国史，素来鄙夷“康圣人”之流的功利主义。每次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都不欢而散，由此慨叹道：“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
康有为庆祝古稀大寿时，章太炎撰一联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截取《中庸》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一语，下联则由“老而不死是为贼”所摘得。明嵌“有”、“为”两字，而暗括“妖孽”、“贼人”，可称别开生面，翻新出奇。究竟两人间有何仇怨？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早年的名教授如黄侃、钱玄同、鲁迅等都是他的门生。他穷毕生之力主张民主革命，性格中充满理想主义，跟别人交往时往往先假想对方是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若一察觉理念不合，立刻就扭头离去，甚至不惜跟对方反目成仇。
章太炎早年就读杭州的诂经精舍，研究最传统的国学思想，又受到祖辈和父辈之民族主义熏染，痛恨满族统治。1895年，他闻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之举，大感振奋，立刻给康有为的“强学会”寄去十六元银洋，并申请会员资格（据后世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公车上书”实是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官策划的政治事件，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签订，后来被康有为独揽其功，借以自我吹嘘。特录之以增趣味）。次年八月，康门弟子梁启超联合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所办《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亲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积极传播维新思想。章太炎是该报的忠实读者，直到总经理汪康年邀他到上海当撰述。
章太炎加盟《时务报》之后，得到梁启超等人的热烈欢迎。但问题是，他性情孤倔，虽认同维新思想，却从根本上反对康有为之“新学”理论。所谓“新学”是指康有为的经学思想，自诩经世致用，却不惜“造经”、“造史”以迎合其政治需要。康有为坚信学术决定国运，而当时学者所孜孜研究的“汉学”、“宋学”则只会培养奴性，堪称亡国之学，所以他直指由汉朝刘歆整理编订的“经”是伪经，唯有《公羊》里的“孔子改制”才是正确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作，希图重构儒学，给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因其自命继承孔子之学，故得“康圣人”之称。他的做法跟研究“朴学”的章太炎刚好相反。晚清“朴学”最注重查明真相，事事皆引经据典以阐释圣人所言，下结论务求证据齐全，绝不肯有半点“出格”之论。
章太炎以学者姿态捍卫国史，素来鄙夷“康圣人”之流的功利主义。他未到上海以前，曾拟了数十条驳议，批评康有为治学是牵强附会，不守正途。这时，他成天目睹康门弟子恭维老师的诸般言行，自然而然就火冒三丈。他是1897年春季到报馆的，每次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都不欢而散，由此慨叹道：“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当年四月，他工作时突然听到有人说“康圣人”是如何目光炯炯、卓尔不凡，顿感忍无可忍，插嘴打断道：“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麦孟华闻言大怒，冲上前挥手就打，梁启超等人随之一拥而上。章太炎不甘示弱，坚决反击，据说还顺手打了梁启超一记耳光。
经此一役，章太炎当然跟《时务报》分道扬镳。后来义和团事件爆发，他出席上海的“中国议会”讨论救时匡世，倡议驱逐满、蒙代表，当众割辫明志。再后来他逃亡日本，到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报馆安身时结识了孙中山，曾尝试调和孙中山之革命派和康有为之保皇派的关系；转年却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继续跟“圣人”作对。
1906年，章太炎再次东渡日本，接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跟《新民丛报》论战，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1917年，章太炎听说康有为宣扬尊孔复辟、鼓吹保皇维新，竟然跟张勋合伙拥溥仪回宫，由此勃然大怒，把讥刺康有为当成余生乐事，言谈间常常杂几句嘲讽之言。康有为七十岁时，他特地赠以“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一联，嵌字隐词，对仗工整，可说是给康有为量身定做。
康有为阅联之感想如何，史料似告阙如，可以肯定的是他庆生后不到半个月就驾鹤西去了。据说他是喝柠檬红茶（一说橙汁）而致食物中毒，死时七窍出血，身首不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