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持续了长达66年(1933—1999年)，由于萧乾以言获罪，巴金与萧乾足足有20年没有来往。1966年9月，巴金致萧乾的信(一百多封)全部化为灰烬，萧乾致巴金的信，奇迹般地保存下11封。1977至1999年，二人鱼雁往还，又积信至125封。

　　萧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后，出过他好几本书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约我编一部《萧乾家书》。从萧乾写给儿子的二百多封信中选出来的67封，记载了1977至1998年这22年间萧乾对儿子的鼓励与殷殷期待。可以说，没有萧乾就没有萧桐的今天。巴金只长萧乾六岁，是朋友关系，当然不同于父子。但自从1933年底在北京结识以来，巴金一直像慈祥而又严厉的兄长一般关怀着萧乾，他对萧乾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金可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为萧乾照亮着前进的道路。我是1953年与萧乾相识，转年5月结婚的。45年的共同生活中，我知道萧乾心中始终有座神龛，里面供着巴金。

　　婚后，我们过了三年多风平浪静的日子。但除了1956年到处跑了跑，写了几篇东西，萧乾基本上坐的是冷板凳。每逢巴金到北京开会，或出国经过北京，他必请朋友们到餐馆去吃饭，聚一聚，把萧乾和我也邀上。对萧乾来说，那就像是过节一样，情绪必然会好上几天。

　　1957年，萧乾由于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和《“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二文，而成了被引出洞的“蛇”，批判文章陆续见报，全国尽人皆知。正当他被整得惶惶不可终日时，7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份通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文艺界人士，把他也邀上了。那天最使他感动的是还没跨进大厅，巴金就直奔到他身边，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坚持紧挨着他而坐。巴金充满友谊地宽慰并勉励着垂头丧气的萧乾。直到周总理在台上用目光扫视全场，大声问：“巴金呢？”巴金这才走到前面去。总理在讲话中，先后两次问吴祖光和萧乾来了没有，并且亲切地依然称他们为同志，要他们“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

　　然而，后来我听录音时，这些地方一股脑儿洗掉了。对他们的批判并未松劲。转年，祖光被发配北大荒，萧乾则被押送到渤海湾的柏各庄农场。在三年三个月的监督劳动中支撑他的，除了北京那个稳定的家(我们每周通两次信，都编了号。我的信中还经常附有孩子们的信、画和照片)，就是总理的关怀(他晓得总理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和巴金那比黄金还珍贵的真挚友谊了。

　　1961年6月从农场调回北京，以及1964年摘帽后，萧乾都和巴金通过信。

　　十年浩劫期间，巴金的遭遇比萧乾还惨。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向冯雪峰和萧乾对巴金进行外调。萧乾是以好兵帅克式的机智来对付那些外调人员的。第一次，他们吹胡子瞪眼，硬说萧乾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则威胁他要“后果自负”。反正萧乾既没按他们的口径来写“材料”，却也没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来大打出手。(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女编辑谭家就是因为与外调人员硬顶，被打得脸紫头肿，导致严重的脑震荡。古典部一位老编辑则不吃眼前亏，完全照外调人员的要求来提供了伪证。几年后，那个案子推翻了，另一批外调人员又从广东赶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要求他写事实真相。前一次“伪证”属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其本人并没受处分。)

　　在咸宁干校，我们看了好几遍根据巴金的作品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晚饭后，“五七战士”自带马扎，坐在露天地儿，和闻讯涌来的周围的老乡一道观看。每一次萧乾都因巴金的名字被略去而替老友打抱不平(当然只是私下里对我讲)。

　　改革开放后，巴金又像50年代那样，经常到北京来开会，或出国时路过北京了。然而，不正常的十年岁月(萧乾则是22年)，使他们过早地衰老了。萧乾只是在我的陪同下赶到老友下榻的宾馆去，跟他叙叙旧。1985年4月，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先生为我们三个人拍下了一些宝贵的照片。萧乾告诉巴金，1984年我们在国外，两次被错认成巴金的趣事。第一次是8月6日，萧乾和我正在西德法兰克福参观歌德故居，一位游客忽然递过一张名片来，用纯熟的华语自报姓名后问萧乾：“您是巴金先生吗？”萧乾边掏名片边回答说：“不是。但我是巴金的朋友。”我们三人在墙上爬满常春藤的庭园里合影。原来这位先生是华裔菲律宾人，叫陈秋中。另一次是9月13日下午，在剑桥王家学院。我们辞出了萧乾四十年代的导师戴迪·瑞兰兹的寓所(1942至1944年读研究生时，萧乾就住在毗邻的一座楼的两间套房里)，观望那古色苍然的校园。萧乾指着教堂，回顾着四十多年前他怎样隔着那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坐在书房里倾听唱诗班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唱赞美诗。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日本游客，操着蹩脚的英语问萧乾：“你是巴金先生吗？”我马上用日语告诉他：“外子是巴金的老朋友，叫萧乾。”这个人以酿酒为业，叫黑河内靖，他还把地址留给了我。他替我和萧乾拍下一张合影，背景是教堂和草坪。我们回国后，两位萍水相逢的先生都把照片寄来了。

　　1989年我到上海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国际研讨会。下了飞机就直奔正在华东医院治疗的巴金。发现他说话有困难，但气色不错。我对巴金说：“萧乾从23岁起就受您的影响，说不定他的气质使陌生人觉得他就是巴金。”最有意思的是，当年6月我赴日后，把萧乾的短篇小说《皈依》和《栗子》译成日文，发表在《早稻田文学》(1986年6月号)上。在附于译文后的《关于萧乾》中，我提到1933年萧乾与巴金相识，并于1936年经巴金先生介绍，结识鲁迅先生。他们要照片，我就把陈复礼所拍巴金与萧乾的合影寄去，反面注明了二人的名字。岂料因篇幅不够，编辑部砍掉了萧乾那半张，只留下巴金，下面写明“萧乾”，就这么刊行了。当我打电话给编辑部，请他们在下一期写个说明更正一下时，编辑连连道歉，并且说，几天来电话不断，信也像雪片般飞来。因为在日本，巴金是读者最仰慕喜爱的作家，他又多次访日，他的形象已家喻户晓。

　　萧乾在1985年写给巴金的一封信中，深情地回顾了老友半个多世纪来对他的督促和帮助。今摘录如下：

　　芾甘：

　　信收到了，感到温暖如春。

　　器量问题我一定注意就是了。才华超过你，则万万不敢当。幸而我对自己有个清醒的估计。……我简直不会组织。写不成像你那样人物众多，各个生理和精神面貌不同，并能触动万众青年心弦的巨著。……不，你还是大师，我是小徒弟。我觉得倘若1936年我不去上海，不与你朝夕聚首，而继续留在北平，同那些教授学者们相处，我会距时代更远，更没出息。随着岁月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这一点。因为我也不是当学者的材料，不像(卞)之琳、林庚，结果，必然是半瓶醋。同你接触后，我初步懂得笔，不论多么拙，应当为谁，为什么使用。我没堕入唯美的坑去，多亏了你。知道自己写不成长的，就写短的；没条件写文艺作品，就写报道。这是我在写《我与文学》时就立下的志愿。……洁若去日一年，这一年(已过去三个月了！)我无论如何也得动起来。玻璃板下你的信，每日早晚都在瞪着我——用温厚的目光。……不要回信了。祝你长寿。……

　　　　　　　　　　　　　　　　　　　　　　　　　　　　萧乾9.12

　　萧乾因心肌梗塞住进北京医院后，起初的一年半维持得相当好。大夫们注意到我每天给病人烹调山芋、南瓜、蔬菜等来代替主食，还不断表扬我照顾得周到。1998年下半年病情逐渐恶化，以致不可救药，这跟丢失巴金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有很大关系。

　　萧乾躺在病床上，除了想念海外的子女，最记挂的就是同样卧病住院的老友巴金了。不到两年的住院期间，他统共给巴金写了十来封信。他知道巴金写字困难，完全没指望得到回音。然而，当李辉于1998年春节后从上海回来，告诉他：“巴老正在给你写回信。每天两三个字，已写了两页。”他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4月上旬，我终于从三里河邮局取回了这封挂号信。信虽不长，因字迹大，共占四页，是3月28日搁笔的。萧乾将它置于枕畔，爱不释手。进入5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照例回家去取邮件书报，下午回病房后，萧乾告诉我，由于怕把巴金这封弥足珍贵的原信弄脏或丢失，已托一个前来探视的朋友去复制了。那个人答应亲自把原件递交中国现代文学馆妥为收藏，将复制件送来。但他记不清那是谁了，从此石沉大海。两个月后，当他认定此信确已丢失，就焦躁不安起来，以致失眠。李辉来探视时也问：“小林打电话来了，问那封挂号信到底收到了没有？”我这才把丢信的经过告诉了李辉。我对萧乾说：“你就照实说已收到了信，看过多少遍，只字不提丢信的事，不就结了。”

　　他这才鼓起勇气，自1998年7月17日至1999年1月22日，给巴金写了六封信。由于不断地念叨丢信一事，他连夜失眠。安眠药会进一步损害肾功能，大夫原是严格控制的。但倘若午夜还不能入睡，明知有害，还是得给他一两片。如此恶性循环，进入下半年，内生肌肝清除率逐渐往下跌，连百分之十也不到了。照病期的划分，他的病情已从早期尿毒症发展到尿毒症中期了。到了12月14日，竟跌到百分之八。本来是每月查一次，转入1999年，我建议大夫不必再检查了。假若查明已跌到百分之五，进入了尿毒症晚期，又能怎样？他患有心肌梗塞，根本不能做透析。大夫束手无策，患者和家属徒然加重思想负担。

　　1957年，萧乾那位带地图的校友杨刚，由于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而走上了不归路。萧乾这个自封“未带地图的旅人”，在“文革”中也自杀过，侥幸捡了一条命。改革开放后，他马不停蹄地写了二十年，最后却因丢了一封信而加剧了病情。他去世后，李辉才敢告诉巴老的家人丢信事。幸而他们留了复制件，如今才得以公诸于世。萧乾致巴金的最后一封信抬头写道：“老巴，你好！”通常他称巴金为“芾甘”，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坦然对待死神，却劝老友小心别摔跤。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大老头儿巴金只长于二老头儿萧乾五岁三个月，萧乾却把巴金称做他的“挚友、畏友、益友”，在持续66年的交往中，对“老巴”口服心服。萧乾也有不听巴金话的时候，因而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突出的是遗弃第一个妻子王树藏的问题。为此，1939至1953年这14年间，他经历了三次婚变，29岁至43岁这人生的黄金时代，他在纯文学方面的成绩不多，当然与家庭生活以及心情有关。

　　几年前，由于病情的关系，巴金不得不接受手术，从此，不能再言语了。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从今以后，我将为你们继续活下去。”这14个字是耐人寻味的。巴金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个“你们”也可以包括中外广大读者以及尊崇、热爱他的文品和道德素养者。

　　1984年5月，巴老作为中国笔会会长，率领由15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第47届代表大会。回国后，在北京沙滩的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汇报会。副团长朱子奇说：“巴老的威望极高。他只要在大会会场上一坐，哪怕一言不发，也还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人贵有自知之明。二老头儿萧乾留给世人的最后14个字是七个“劳驾”。1999年2月6日，他自知大限已至，采取果断的行动，实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这一夙愿。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劳驾、劳驾、劳驾……”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北京医院的大夫们好不容易为他插进去的包括鼻饲用的胃管在内的各种管子统统拔掉了。由于使劲过猛，引起胃出血，接着就是并发症，五天后，他那落拓不羁的一生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回顾巴金和萧乾走过的道路，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丑恶，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日子里，为和平，为正义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纵观这两个老头儿的生涯，一种崇敬与自豪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日本尽管已造就出两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和族惟有彻底摆脱狭隘的岛国根性，才能产生对世界人民和正义事业有深远影响、高瞻远瞩的记者、思想家、政治家！

　　(该文为文洁若女士为《俩老头儿》一书所写序言，经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独家发表，本刊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文洁若，192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会员，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多次赴英、美、德、挪威、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等地，从事文学交流活动。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萧乾与文洁若》、散文集《梦之谷奇遇》、随笔集《旅人的绿洲》、评论集《文学姻缘》等。译著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及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等近千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