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吃惊，还是觉得突然。赫然想起那萎了一地的百合花。

　　一直没有跟人说起过。去年春节前一周，我去305医院采访张先生，在胡同口买了束香水百合，十枝。店主说，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因为与美编约的时间快到了，我慌慌张张地横过马路，闯了红灯，结果一辆灰白的私家车嘎的一长声刹车，还是和我撞上了。没有伤，但花已尽在轮下，揉碎红颜。

　　我后来两手空空、很不成礼节地拜望了行公，他一直懒怠说话，但还是勉力给我题了字。我应该是行公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他给我题的字，或许也是他平生写的最后几个字。而我居然两手空空。

　　那时行公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身体并没什么毛病。前不久的1月7日，他刚过了97周岁生日，虽然没怎么说话，但还下了地两个来小时，高高兴兴的。他就是“很怪地”不愿吃东西。我亲见看护人员耐心地哄他：“喝点水，就一点，好不好？”他固执的摇头，看护人员干脆把杯子端到他嘴边，他紧紧地抿着嘴、咬着牙、摆动头部、再用手推开。他的身体也在拒绝外物，营养液通过静脉输入，却不吸收，手腕上鼓了好大一个包，换只手再打吊针，还是一样。

　　我当时就想到禅林里的很多高僧，俱是预知了自己的大限，屏退左右，绝食枯坐，独自面对终点。我自来就是怕死鬼，那一刻，心里却于凄婉中升起肃然庄重。

　　过完年，张文在电话里说，全家在医院过了年，挺好的，已经给行公作了皮下静脉埋管，再不至于出现打不进针导致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况了，人也比我看见的那时胖了一点，润泽多了。我不禁为张老高兴，也暗骂自己的胡思乱想，以张老的恬淡性情，便是茶寿也不为过。

　　哪里知道，天地到底不仁，先生终究仙逝。305医院内三科的陈士良主任和王小冬副主任介绍说，行公前几天受凉了，肺部感染，24日凌晨突然恶化，看护和护工通知了家人。医院抢救到凌晨2点40，到底回天无术。行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安详平和，只是一贯地默然。也许对先生来说，沉浮恩怨都随风，不留片语在人间。

　　行公简易的灵堂当天就在他家搭起来，不断有人前往悼念。送去的花圈中，有部分是以红色系为主花的。据说这是有讲究的，上了七十，花圈里才能配红色花。

　　行公一生，概而言之：读书、买书、编书、写书而已。书以人立，人以书名。纪念行公，自然也离不开书：书里的人生，书外的世界。

　　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

　　1951年，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有编教材的任务，需要人手，经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的介绍，张中行调到出版总署担任编辑工作，他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编书生涯。在散文创作出名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语文教材和文史读物的编写工作，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合编《古代散文选》(三册)、《文学读本续编》等，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都没有公开署名。

　　行公初到出版社的任务是编高中语文教材。他语文功底深厚，加之工作认真，他编辑的书质量都很高。当时叶圣陶具体分管教材编辑，他通文史，又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凡是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都要亲自细心审读，发现不妥的地方就亲自动笔改。而凡是经行公之手编订的教材，他基本上都没有改动。

　　因为长期工作的原因，行公始终关注语文教育问题。他认为学语言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熟，不断重复，熟就能生巧。他曾告诫教材编者和教师，不要对教材抱太大的奢望。最好是只把课本当作范例，不要让学生以为学习课本上那一点就够了。而且，在语文学习中，语法等语文知识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靠熟练而不是靠知识。

　　但是强调多读多写，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要实行起来有困难，一是读物供应不足，二是师资问题，三是学制需要大变。相对于教材而言，行公更注重语文教育的师资问题，他曾表示，教师高明，教材再差甚至没有教材也能把语文教好。

　　行公对于编辑教材有相当的使命感，他曾说，编教材是一件苦差事，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他在选择可以当作范文编入教材的文章时是非常精心的，也比较开放，他认为课本应该好坏文章都选，好文章告诉学生为什么好，以期“取法乎上”；多病的文章“作用相反，教学生如何避忌”，另外，他还很推崇古文和古典诗词的阅读学习。

　　本着将上课由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的教育理想，行公曾编写过很多课外读物，以弥补“读物供应不足”的问题。比如80年代早期的《文言文选读》。三册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定180个题目，三百篇文章。行公在选文时力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性强，不仅注解详细，而且重点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学生在读了这三本书后，还能够有兴趣找别的相关图书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行公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爱好，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行公对语文教育、教材编写的众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想法并不能付诸现实。如1962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了《古代散文选》中册，其中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在送呈某部审查时，部长却说要选《正气歌》。他只想到了政治第一，而没有想到《正气歌》根本就不能算散文，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于是，“散文选”中却收了一首五言古诗。

　　1998年前后，社会上兴起了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而其中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是争论的焦点。行公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参加了199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召开的“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研讨会”。

　　行公为人谦和，和共事们相处颇为融洽。比如他与同事蔡超尘合作得很好，工作中没有什么争执，每每一本书很快就编完了，顺利通过审查。张厚感是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与行公共事多年，在《诗词读写丛话·前言》中，他写到行公“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

　　也许是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行公写书：

　　行公说到自己写书撰文时，总是很轻快，声称“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其实他写作极其严肃，坚持“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用张厚感的话说：“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特任教授靳飞曾在行公生前为其撰拟挽联“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并于行公病榻前诵读，行公亦不以为忤。正是有了这样恬淡的心态，行公笔下才能龙走蛇游，文思泉涌。

　　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行公的文章有五四遗风，启功对《流年碎影》评价甚高，说是行公的自传，而且是“写思想的自传”，“一般的自传都是写事，张先生的自传却是写思想。”张厚感曾感慨行公“动手晚了”并表示惋惜和遗憾。行公听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一句：“那时能写吗？”

　　相比而言，行公对自己著作的“经济效益”却一点都不关注。2005年的10月，有编辑告诉他《诗词读写丛话》销售情况很好，马上就要重印了。行公却顽皮地眨眨眼说：“我的书还有人读？没让你们赔钱吗？”被人问到他的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幽默道，他的书最大的用处，就是让读书人多耗费一点钱。

　　除了散文，行公还喜欢作古诗词，有代表作《说梦草》为证。他称自己当初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才写起诗词来。学着诌几句古诗词是很苦的，但如果能得到甜的回报就不苦了。佳人高兴了，付出的努力就值了。哼哼几句古典的诗词，骗现在的佳人，也能骗上。写情诗来几句古诗词，比翻来覆去“我爱你”这样的大白话要好些吧？

　　行公的女儿曾说，写作是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需要。直到一个月前，他还曾与看护聊天，说，等自己病好了，还要再写点文章，稿费给老妻治病(行公的妻子2003年去世，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看护问他写什么，他说，还是写散文吧，散文读者爱看。他对于人生的祈愿，除了男女之情，恐怕也只是继续写文章而已了。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

　　行公最重要的两本书：《顺生论》(用力最多)，《流年碎影》(最完整的“自传”)，都是白烨责编的。白烨与行公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说起来，白烨第一次编行公的书还是“无心插柳”之举。90年代初，白烨供职于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而行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每周去沙滩北街上两天班。正好是白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遇到行公上班的日子，白烨总早点下班去他那里小坐。

　　白烨回忆说，大概是1992年冬天，一次聊天时行公说起他有本写了几十年的书叫《顺生论》，最近被出版社退稿了，原因是“没有引征马列主义的言论”。白烨好奇地要求看看，结果一看就难以释手了。《顺生论》很快作为1993年的重点书推出，在读书界广获好评，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和“现代版《论语》”，初印的一万册很快告罄，又连印了好几版，风靡一时。行公很高兴地在赠白烨的《顺生论》上题签：“无其鼎力此作难面世也。”

　　此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愉快而有意义的合作，白烨先后策划出版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和《张中行作品集》(计划8卷，已出6卷)。白烨说，他最敬佩行公的就是他清醒不糊涂、敢于说真话的耿直风范。

　　行公于2005年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再版《诗词读写丛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的合同，是先生生前最后签约的出版合同。樊玉兰是这三本书的责编。她说，24日得知行公谢世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在忙碌，到出版部查看当天就要发印的《禅外说禅》、《顺生论》两书的正文片子，去美编室商量两书封面的最后改动和用纸，和市场部、发行部讨论行公著作的整体营销方案……这两本书，再过几天就可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躺在读者面前了。而她的内心，却一直无法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少许平静。

　　就在行公去世前三天，即2月21日，樊玉兰还见了他最后一面，她去医院送还用于新版《禅外说禅》和《顺生论》的照片，当时行公已经患了肺炎，正在输液，明显瘦下去，喉咙里发出艰难呼吸的嘶哑声。樊玉兰印象中的行公，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平和的文化老人，一个认真坦诚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气的老人。他很有老式文人的讲究，比如有客人来，他必不肯拄四角拐杖，而一定要独立迎接。即使是在医院床上的时候，也要催促家人将他扶起身来，穿好外衣，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说话。

　　樊玉兰真诚地希望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行公的文字。她说：“大家都说张先生是文化老人。文化老人是什么样的？对先生最好的了解，不是来自媒体的介绍和家属的描述，而是对先生文字的阅读。先生的语言平淡而有意味，《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等古典文学知识读物在爱读书的人中间流传，而《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讲述人生哲理的书，最适合我们在心浮气躁的时候读一读，让我们重新想想生活的目的。”

　　写行公的书：

　　行公一生最大的成在其思想成果、国学修养和散文创作，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杨沫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对此两人都有过回忆文字，老鬼前一段出版的《母亲杨沫》里也有相当详尽和客观的描写。

　　1931年，20出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与17岁逃婚在外的杨沫相识。当时的张中行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与一个相貌平平、裹脚不识字的沈姓旧式女子结婚5年。杨沫在张中行的帮助下前往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不久回到北京，两人开始同居，这是两人都弥足珍贵的炙热初恋。杨沫很快怀孕，她感觉到张中行对她的冷漠，搬出去独居，并独自在小汤山生下一个男孩萍，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对杨沫来说，这是她终生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她到了晚年还曾把自己比作《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张中行却曾对他和杨沫的女儿徐然解释说，“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负心，冷淡了她……”

　　后来张中行和杨沫又一起生活了5年，其间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同时受妹妹白杨影响，于1936年离开张中行，当时她已经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徐然(马建民和杨沫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生育了一个男孩马波——老鬼。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张中行随即与传统型女子李芝銮结婚，两人厮守了半个多世纪，并生育4个女儿。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感觉严重受伤。以至于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他现在两者皆无。

　　老鬼是从记者的电话里听说行公逝世的消息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可惜啊，他是个好人。”其实老鬼并没有跟行公打过交道，从来没有。惟一的一次间接交接，是他去年写《母亲杨沫》，想用一张行公的照片，通过出版社的一个熟人转告行公的女儿，再转告到本人，回答是不同意。“所以我的书里没有他的一张照片。”老鬼坦言他对行公的逝世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彼此很陌生，但他对行公没有任何恶感，很中立的。他说：“印象中我妈妈指责他很多，而他很少说我妈什么。”“解放后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以吵架告终，没有一次例外。就连那次他文革外调时说妈妈革命，妈妈事后知道了，很感动，给他写了信，还送了照片。回头见了一面，最后还是吵。”如果先走一步的是行公，杨沫可能也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遗憾的是记者没有采访到徐然。老鬼介绍说，爸爸(马建民)对姐姐(徐然)一直很好，她在河北老家一直长到8岁才被接回北京。直到文革中大家互相挖互相咬，才揭露出她的身世。40多岁才知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1978年，她第一次给生身父亲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后来，妈妈和李叔叔结婚，徐然与李叔叔性格不和，此后十来年，她一直没怎么跟我们来往，包括妈妈捐献版权的仪式、90周年诞辰活动等，她都没参加。其实爸爸死后，姐姐挺想找她亲生父亲的，挺愿意跟他交往，他们父女俩一起吃过饭、说过话，可他对她很冷淡，不怎么理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们，老鬼说：“我觉得他不缺女儿，如果姐姐是个男孩子，他对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也可能是《青蓝园》的原因。杨沫再婚和《青蓝园》出版两件事，徐然都隐瞒了张中行。现在，年近70的徐然在美国亚特兰大，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报道，她通过记者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哭了。

　　不管怎么说，恩爱情仇都随风，行公自己也曾说过，“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错，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段落，一种水流花落的境，应该珍视，也值得怀念”。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谢世，而两人留下的或隽永冲淡、或激情革命的文字，却将更长久地流传于世。行公一生不过一介书生，作为读书人，书里的行公才是真实的行公。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