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在中华大地上扩张侵略版图，东北、华北相继沦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不断收缩，此前党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地下报刊几乎损失殆尽，大量党的新闻工作者被迫从城市转移至农村。
但还有一部分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斗争，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新闻工作，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恽逸群就是其中一名留在上海办报的共产党员。
1905年，恽逸群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武进县委书记、萧山县委书记、中共浙北特委秘书长等。1932年8月，他进入上海新闻界。1934年起，恽逸群参加党的地下情报系统工作。
图为恽逸群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至1937年间，恽逸群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的一份小型报纸《立报》担任编辑，编辑国际新闻、撰写时事评论，在新闻战线上展开斗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的影响力。
勤学善研的新闻编辑
1935年9月20日，一份抗日战争前后有影响力的小型报纸《立报》在上海创刊。这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办得较为成功的一份小型报，介于大报与小报之间，既严肃又活泼。报纸以中下层群众为主要读者对象，文稿简短，文字通俗，定价低廉。
该报出版后，其发行量一度高达20余万份，超过了当时全国性大报《申报》的日发行量。时任《申报》记者石西民后来回忆，“它一出版，在政治上高举着抗战的旗帜，内容充实，文字简短生动，编排也很精彩，非常吸引人看。”
图为《立报》
尽管恽逸群在进入《立报》之前，已在上海新闻界历练了一段时间，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方面有了一定积累，但他在大学读的是数理科目，而且因家贫辍学，因此他十分注重新闻业务的学习与研究。1932年8月，恽逸群经友人介绍进入新声通讯社。工作中，恽逸群和刘祖澄、陆诒、袁殊等人为了相互交流、提升专业水平，自发组织每周一聚的“记者座谈”。1934年8月开始，《大美晚报》每周出版一期刊名为《记者座谈》的专刊，恽逸群负责编辑工作，专刊内容涉及时事评论、新闻实务、新闻理论、新闻史等。
进入《立报》之后，恽逸群主编国际新闻版，兼写评论。他通常每晚来到报社之后，先编国际新闻，然后估量当晚的全部新闻，赶写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社论，评论一件最为读者关心的大事。
此前，恽逸群就已对国际新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34年10月，恽逸群在一篇名为《国际新闻的缺憾》的文章中批评当时国际新闻照搬国外电讯的情况，并提出编者要展现国际新闻事件的前因、影响等，要在国际新闻的编辑上做出质的改变。
主持编辑《立报》的国际新闻后，恽逸群改变了此前的编辑方式。在《立报》一周年纪念增刊上，恽逸群总结了一年来国际新闻的编辑情况，他写道：“我们是小型报，当然不能费很多的篇幅给国际新闻版，但是我们对国际的大事——尤其足为中国借镜的事件，都绝不肯过于简略。……我们也曾尽可能的择要附加解释，使一般读者容易理解真相。”
善于斗争的时评主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一时震动中外。
恽逸群一连几天发表数篇评论，预言西安事变将和平解决。12月16日，一篇名为《中国绝不会作西班牙》的社论为他在上海新闻界赢得了“彗星”的赞誉。这篇评论对稳定人心、鼓舞抗日情绪起了较大的作用。当时塔斯社驻沪记者奉命逐日把《立报》评论用电报拍回莫斯科。
恽逸群当时在《立报》上发表的评论大致分为四类。一是鼓舞士气号召全民抗战。例如《不能放弃生存权利》一文中写道：“中国人为了恢复领土的完整，是不惜付任何代价的，无论对手方如何‘骗’如何‘吓’，决不能使中国人放弃生存权利的”。再如七七事变后发表评论《动员全国援助廿九军抗敌》。二是揭露反驳妥协投降的言论。如《应战和求战的界限》一文中写道：“现在不幸有人对‘应战’二字作恶意的曲解，认为现在还可以对敌人‘谈判和平’，这简直是污蔑国家领袖，淆惑国民视听的谬论”。再如《粉碎汉奸的“和平”阴谋》直指当时的“和平”的妥协运动。三是分析当时外交形势。如《从哀悼张伯伦说到英国传统外交政策》一文警示不要过分相信唐宁街10号路线，不要做英国传统政策下的“贿赂品”。此外还有《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十二年来的中英关系》、《抗战与外交运用》等评论。四是总结抗战经验。如《书生谈兵》一文认为落后的武器一样可以抵抗敌人。又如《武力与民众结合 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一文提及八路军政治认识高，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援助。
从评论内容来看，尽管这些评论主题各异，但恽逸群撰写评论的立场都是统一的，即号召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传播党的抗战策略做出了贡献。
1946年2月初，恽逸群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为学员讲授新闻学，讲演稿后来被整理为一本名为《新闻学讲话》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恽逸群对社论写作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社论是代表整个报社讲话，应有明确立场。决不能社论这样说，而新闻或其他方面却采取另一态度，不能昨天讲这一套，今天反过来讲那一套，要对读者负责。
图为《新闻学讲话》恽逸群著
信念坚定的地下党员
这一时期的上海新闻界，国民党颁布、修订《出版法》，新闻检查制度日渐严苛。报馆的记者编辑不得不面临来自新闻检查制度之下的审查压力。写社论的时候，恽逸群总是字斟句酌，力争既要讲出要说的话，又不能被扣压。当时在《立报》当练习生的于友曾回忆，恽逸群下班离开座位的时候，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总是堆满了烟头。
写作评论时，恽逸群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和组织纪律。1935年起，恽逸群在“中央特科”高原同志领导下工作，当时他在《立报》写的社论基本上都经过组织审查。同时，恽逸群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为保证安全，他把所获情况都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些特别重要的，只在报纸上或其他地方做几个暗号。在与高原接头时，坐下来就写，写好马上交给组织。
在《立报》工作期间，恽逸群党员身份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新闻编辑和评论写作上，在日常交流中，他的思想观点也影响着身边的同事。于友记得，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两年间，国内外都处于大动乱之中，《立报》编辑部进步人士多，对时事讨论热烈。恽逸群时常是主要发言人，滔滔不绝，议论风生，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其他人。
恽逸群在1971年的一封家书中也袒露了他在《立报》工作的片段：“从此我在新闻界站住脚，后来把八个股东中有七个国民党员（虽然都不是当权派系）的《立报》转变为鼓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有力武器。我每天写的四、五百字的评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1月1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强令所有宣传抗日的报纸一律停刊。坚持抗战立场的《立报》在11月24日出版了最后一期。
在此之前的1937年11月8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恽逸群与范长江、夏衍等筹备成立了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范长江、恽逸群等任总干事。《立报》停刊之后，恽逸群在上海租界内继续开展新闻工作，组织抗日活动。这一时期，他一个人为数家报纸提供评论，除了担任《华美晨报》、《大美报》两张报纸的主笔外，又分别担任《译报》和《导报》的总编辑、主笔，每日为这几家报纸组织社论和评论。
但随着环境日趋险恶，1939年6月，恽逸群被迫离开上海奔赴香港，后担任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1943年，他再次奉命前往上海，打入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对外公开身份为上海编译社社长。之后，他在这条隐蔽战线上一直工作到抗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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